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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肺活量的地方，要求一口气吹出数值。可军乐队吹黑管的李书民，参军前就会吹唢呐，吹唢呐有个吹长音的技巧，就是在嘴里换气，他把这技巧用在吹肺活量的仪器上，可把负责检查的年轻医生吓坏了，只见数值一个劲儿地往上窜，心想：不是仪器坏了，就是遇上了肺活量的超人了。。。。。。。
太阳照在常诚的脑袋上，好像有无数根钢针在扎。常诚被从窗外照进来且正好照在他头上的阳光扎醒了。抬头一看都快中午了。自从学校停课以来，他都是睡到不得不起床才起来的。忽然操场上传来了阵阵嘈杂的声音。常诚一骨碌从铺上爬了起来，三把二把濑洗了一下，穿着背心裤衩，光着脚丫就跑了出去，南方酷热的夏天让孩子们感到挺方便。
跑到操场一看，只见军乐队的叔叔们在“吵架”。而家属和孩子们都远远地站在操场边儿上的山坡上看着。平时看上去那么朝气蓬勃、热情、幽默、有修养的叔叔们，今天不知怎么了，个个如好斗的公鸡，吵得面红耳赤。
“资反路线，不仅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有表现，在军内就是也有表现嘛。”“军队历来是听党指挥的，按你的说法那是党指挥错了？”“别急着扣帽子，我是说军队执行了一条资反路线，军衔制就是培养名利思想，‘大练武’就是培养白专典型，你说这不是资反路线是什么？”“太绝对了吧？难道军人不会打仗，工人不会开机器，农民不会种田就是正确路线？”“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如果全是错误的，那又怎么解释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幼稚啊，苏修就是典型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啊！”。。。。。。
常诚听不明白，他看见了燕子姐姐，心想：她们高年级的懂得多，不是还帮我们写过大字报吗？她爸爸又是队长，问问她吧。于是他拽了拽燕子的衣角：“燕子姐姐，他们这是怎么了？”燕子回头一瞧是常诚，嘴角一撇：“这就是大辩论。”“大辩论？为什么要大辩论？”常诚还是不明白。“这是中央号召的。开展‘四大’。”燕子不屑地白了常诚一眼。“什么是‘四大’？”常诚打破砂锅。“‘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全国都在开展‘四大’呢。你该干嘛干嘛去。你不懂。”说完，燕子又扭头兴趣盎然地看“吵架”了。常诚悻悻然地离开了操场。
他的不明白太多了，从取消军衔到批判“三家村”，到“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的“四大”，弄得连学都不用上了，怎么现在一切都搞颠倒了，凡是他感觉好的东西，一觉醒来可能都变坏了，就说从小看了那么多激动人心的电影，今天这个是“毒草”，明天那个又成“毒草”，弄得不知哪部是“香花”了？而现如今宣扬的、提倡的、进行着的事又是这么不可思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常诚觉得十分困惑。
他无聊地来到“黑山”上，独自一人坐在山坡上，茫然的看着远方。“嘿！”肩膀上挨了一巴掌，他回头一看，是小丽。“发什么呆呢？”小丽挨着他坐下了。“没事，无聊。”常诚简单地说。“哎，明天咱们回学校去看看吧？听说发《毛主席语录》，还发纪念章呢。”“谁说的？学校发通知了？”“听小龙说的，他说学校不发通知了，但谁去都可以领。”“行啊，一起去看看吧。”常诚没多大热情地答道。“哎，你听说没有？现在外面的红卫兵已经分成二派了。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派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主义兵’。工人也分成了二派，一派叫‘工人造反队’，一派叫工人赤卫队’，简称‘造反队’、‘赤卫队’。你看着吧，不久咱们大院儿也会分成二派的。”小丽喋喋不休地说着。听到这儿，常诚仿佛受到了刺激：“别胡说，咱们大院儿可不会。”“谁说不会？听我妈妈说，上面有精神，这次运动部队也不能例外，部队的文体单位、大专院校，和军以上机关都是‘四大’单位，你没见今天的‘大辩论’的样子呀，多可怕。我只是在想，咱们院要是也分成二派，如果咱们的爸妈不是一派的，那我们怎么在一起玩呀？”常诚和小丽都沉默了。
一想起刚刚发生的“大辩论”，常诚心里就很伤心，平时那么团结和睦的一群人，怎么突然就翻脸了呢？要是按小丽的说法，非分成二派，那以后还怎么排练、怎么演出啊？简直无法想像。去他的“四大”吧！——常诚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第二天，小丽和常诚相约着来到学校。一进校门儿，他俩就愣住了。学校完全变样了。人来人往；所有的教室都住上人了，课桌板凳都被拼成了床，有的干脆就在地上铺上了席子。——原来学校已经变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接待站了。他俩来到了教务处，只见一群穿着各式军装，扎着武装带的红卫兵在忙碌着。
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常诚，你怎么来了？”常诚定睛一看：“啊！是欧菲亚啊。”只见欧菲亚也是一身红卫兵打扮，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来呢。“你怎么也在这儿？我们是来领《语录》的。”“噢，待会儿我给你们拿。我们现在天天在这儿帮忙，累死了。我们现在天天在干革命，你们这些小家伙在干嘛呢？”欧菲亚以标准的红卫兵姿式——双手叉腰，和他俩说着话。话音未落，还没忘对常诚的习惯动作——用手捋捋他的脑袋。因为小丽在旁边儿，常诚不耐烦地挥开了她的手。见她胳膊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想起小丽说的：“你不是还没毕业吗？怎么你也参加红卫兵了？你是‘思想兵’还是‘主义兵’啊？”欧菲亚再次捋捋常诚的脑袋说：“哟！你还知道‘思想兵’、‘主义兵’呐？我是‘主义兵’。‘思想兵’以工农子弟为主；‘主义兵’以部队子女和文艺界子女为主。要不是停课，我们早该上中学了，我们院儿比我大点儿的都参加‘主义兵’，我也跟着参加了。过几天，我们也要去串联了，我们准备去海南岛，现在只要是红卫兵串联，坐车坐船吃饭都不要钱。”是吗？听到这儿，常诚来劲儿了，出去玩不要钱？有这好事儿？“我们也能去吗？”“得了吧。你个小家伙想什么呢？我们大人是去干革命，你们小孩儿还是先参加红小兵吧。”“谁？谁是大人？谁是小孩儿呀？”“哈哈哈”欧菲亚转身跑开了，一会儿她拿着两本《毛主席语录》和两个毛主席像章回来了：“给，拿好了，早点儿回家吧。我还忙着呐。再见，两位小朋友！”
常诚和小丽把像章别在衣服上，拿着《语录》又转到了曾经的少先队大队部。这里原本是多么圣洁的地方啊：每次到这里，常诚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入队时神圣的场面。可当常诚和小丽来到这里，俩人不由得目瞪口呆了——只见，房门洞开，窒内一片狼藉；原先整齐的书籍散落一地，原先亮晶晶的队号被满是污垢的堆在角落里，队鼓被戳破了，几条红领巾污秽不堪地丢在书籍旁边。。。。。。
当常诚拉开仍然插在旗架上的大队旗时，他的心仿佛被重重地击了一拳。如果说原先的一切困惑是被机关枪扫射的话，那么这一刻，就仿佛一颗手榴弹在胸中爆炸了，“轰”——大队旗正中绣着红星火炬的地方，赫然被墨汁刷上了一个大大漆黑的“修”字。常诚和小丽彻底懵了。
整个城市的大街人行道旁，都被苇席和铁丝圈成了大字报墙。
军乐队大院儿里的操场，也被用苇席和铁丝圈了起来。上面也贴满了大字报。
在家闲着没事儿，只能琢磨着怎么玩了。弹弓破坏性太大，在连续碎了几块儿窗玻璃后，已被薛副队长明令禁止了。最近，不知谁先发明的，用一截两头通的竹管，在竹管的两头分别用浸泡了水的纸堵上，或是用同样大小的野果豆子堵上，再用一根竹棍儿（粗细要正好等于竹管空心的大小），使劲儿一捅，“叭”声音清脆，指哪儿打哪儿。孩子们叫它“叭叭筒”。由于制作简便，材料伸手可得，加上杀伤力又不大，还便于携带；因此，一经问世，立刻风靡整个大院儿，几乎人手一筒。
这天，常家三兄弟，每人揣着一只“叭叭筒”，兜里各自装了一兜野果豆子，边走边打，边打边玩地到了大字报墙。两个弟弟还没上学，不认识字，自顾自地玩着；常诚按理已经上二年级了，认识些字了，尽管认不全，还是像模像样地背着手浏览起了大字报：
《红色江山不能变色》——题目挺大。
《紧跟“中央 ”的号令》——马屁之作。
《刘少奇是中国最后的赫鲁晓夫吗？》——哟，这标题挺吓人，常诚低头一看，署名：李书民。
突然，一张大字报的标题让他汗毛倒竖——《黑尖子常友良狗胆包天！》“小军、小江，快来！”常诚急得声音都变了。两个弟弟哼哈二将般地跑来：“大哥怎么了？”“你们快看！这是写咱爸的大字报！”常诚一指大字报。“写的什么？”“骂咱爸狗胆包天！”常诚两眼喷火。“撕了它！”常军说着就要动手。“不行！要是被人发现了，那问题可严重了。”常诚还有点儿头脑，遇事儿有点儿大哥样。“那怎么办？就让它这么贴着？”常军不答应了。“给我打！”常诚说着就掏出了“叭叭筒”。“叭！叭！叭！叭！”这三兄弟就像清朝官兵打土枪一样，装一发打一发；不一会儿这张大字报就成筛子了。打完了，三兄弟仍不解气，看看还有剩余的“弹药”，便对着其它大字报一通狂击。。。。。。
下午大院儿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通知所有孩子到操场集合！胖胖的薛副队长背着手在三四十个孩子们面前来回走着：“这是谁干的？我跟你们五分钟自己站出来！”常诚低着头，心里暗笑：这架势怎么有点儿像鬼子进庄，“皇军”训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破坏‘四大’。你们知道后果吗？说！谁干的？”薛副队长想用大帽子把孩子们震住，可收效甚微；见孩子们还是没人承认，于是他又换了一种语气说：“我也知道，你们停课了，没事儿可干，无事就会生非，知道吗？没事儿就应该找点儿事干嘛。不过，没事儿找事儿干，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干的，有的事儿能干，有的事儿就不能干，有的事儿干了你长本事，有的事儿你干了就要坏事，像这种事就不能干，这种事干了就是犯罪，弄不好还会连累你们的爸爸妈妈。知道吗？小祖宗们。现在我勒令你们，马上交出你们所有的“叭叭筒”，就地没收，马上销毁。”
孩子们听完薛副队长这像绕口令一般的训话，乖乖地交出每人的“叭叭筒”；不一会儿，就在薛副队长面前堆了一堆，薛副队长穿着皮鞋的脚“咔咔”地剁碎了。销毁了这些“非法武器”，薛副队长又说：“其实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是谁干的，下不为例，再有发现，我绝不轻饶！尤其是常家三兄弟。都记住了吗？解散！”好家伙！常诚擦着汗回到家，才发现两个弟弟没跟他一起回家。回过头去找弟弟，只见常军拉着常江，鬼鬼祟祟地从车棚出来，常诚刚要问他们干什么？常军朝哥哥做出个鬼脸儿，伸出手心儿里攥着的二个气门芯儿。不一会儿，就听见薛副队长那气急败坏的声音从车棚里传出：“这又是谁干的？”
原来，训完话，薛副队长想起要出去办点儿事儿，进车棚一推自行车，发现气门芯被拔了，再一检查二个气门芯都不见了。这次薛副队长没再集合孩子们——公事可以公办，私事就不好办了。薛副队长还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心说：这帮小王八蛋，真把我当鬼子汉奸了，还跟我玩起‘小兵张嘎’式的小把戏了呢，不过，现在这形势，连大人都晕头转向的，谁还顾得上这帮孩子呀，罢了。
晚饭时，饭桌上，常诚忍不住问爸爸：“爸，什么叫‘勒令’呀？”“勒令就是比命令不要严肃的命令！”继而一想：“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常诚只好原原本本地把今天发生的事如实招来。爸爸听罢，哈哈大笑，奶奶和妈妈也一起大笑不已，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爸爸拿筷子指着他们：“你们这三个臭小子呀，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奶奶也笑着数落他们：“难怪老话说，三岁随猫，五岁随狗，七岁八岁人嫌狗不待见。这岁数正是讨人厌的岁数呀。”爸爸听到这儿，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次运动，按上面的说法，就是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命嘛，就不是请客吃饭，就不是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