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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带被子来，学校又没空床，只能和汪智勇挤睡一铺。习惯难改，在一中总是十点熄灯就寝，而这里，到了十一、二点钟，甚至一点钟，人都在教室里苦战。我想。入乡随俗，莫说比他们更认真，最起码……他们什么时 候睡我也什么时候睡。可是做不到，时间一到，我呵欠连天，硬撑下去，徒劳无益。不睡不行了。我对汪智勇说：“我先去睡了。”
一觉醒来，已是深夜两点，教室里却还亮着灯。有些人还在拼命看书做习题。人不是铁打的，有些同学实在太困了就伏在桌上小睡一会，很快就又醒来，醒来后很快就又投入到学习中去。为了高考，为了大学，为了理想，为了前途，他们在作疯狂不懈地拼搏。人生能有几回搏？一句很时有髦、却又饱含着血泪的话。
第二天，我起床很迟，问汪智勇：“你们睡得夜，怎么又起得早？我做不到。”
“都是这样，有些人还熬通宵。”
白天，老师很少来上课，语文老师我只在课堂上见过两回。其他老师也差不多。老师们一来没别的，只是来发试卷。每一位老师都说自己的试卷最有价值，学生非完成不可！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复习。晚上，到十点，我就很疲倦了，想回寝室睡觉，又怕老师发现。刚来就给老师坏印象，这不好，强打精神终于到了十一点，对自己的学习状况，我再清楚不过。我同样清楚这样打时间仗没有多大意义。今后最多搞到十一点，不能再夜。与其夜晚 奋战白天昏睡，不如夜晚睡好白天有充沛的精力学习。怪不得上课那么多人昏昏欲睡。这方法不可取，我得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得有一套适合自己的作息时间。
一吃过晚饭，高二毕业班学生就有不少捧着书本，或者去教室，或者在寝室，看书复习。这两块地方都闷死人，我都不想呆。我拿一本书，边看边走。一会儿就出了学校。最后到了捞刀河边，选一块青草地坐下来。这里很开阔，我感到舒畅、惬意。公路上的汽车的鸣叫声打扰不了我，河中嘎嘎叫的鸭子妨碍不了我，河滩哞哞叫的牛和打打闹闹的小孩也干扰不了我，我只一心一意看我的书。觉得有点疲倦了，我就合上书，站起来。夕阳西下。只要不下雨，每天这时候都如此。灿烂的云霞，绿色的稻田，清澈的河水。家里的责任田要治虫，星期天我得回去！我朝水走去。不知何故，只要接近了水，我这营养不良的脑袋仿佛一下子变得象这水一样透明、清澈、活泼。光线暗下去，夜色笼罩了天地。我朝学校走去。我有理由高兴，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我的收获可不小，看了四十多页书，这速度不能说不快，更令人惊喜的是，看过的书我都记得。如此看来，历史、地理这两科我只要在晚饭之后晚自习之前复习就足够了；语文是我的强项，除非语文老师来上课我才看它、做它，否则，我不打算在它上面多花一点时间；花在数学上的时间不能少，数学课的全部时间、晚自习的大部分时间我得用在它上面，还有一些内容是必考的， 而我以前没学习过，现在只能靠自学，文科的数学试卷难度不会太大，我用不着害怕；英语自然要花掉我最多的时间，它是我最弱最头疼的一门功课，功课中任何一门功课“跛脚”都是十分危险的，晚自习的一部分时间、英语课、所有的早自习我留给英语；至于政治，最枯燥乏味，可是为了考试，我必须把政治书背出来，理解的要背，不理解的也要背，为了分数，为了大学，不这样不行！
一进寝室我就发现汪智勇很焦急。
我问：“什么事不高兴？”
“家里人病了，在社干医院住院。一个同学告诉我的。”
我立即想起了多病的祖父。我说：“我同你一起去看看。”
“可能是我妈病了。”
祖父可千万不要病。
我们默默地过了捞刀河，默默地到了社干街上。到医院里找了一阵，却没找到要找的人。我们更焦虑不安了。
一个好心人说：“我们这里是社干公社医院。你们要找的大概是社干区医院吧。”
我们恍然大悟。我们就去社干区医院找 。
看到病人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原来竟是祖父！是传口讯的同学传错了，汪智勇放了心，回学校上晚自习去了，我却揪紧了心。
祖父跟我在家里看到的并没什么两样，只是讲起话来很吃力，声音又低沉又沙哑。照看祖父的是堂弟若泰。
“吃饭了？”祖父问我。
“吃了，学校里饭早。”
“准你参加考试？”
“准。手续都搞好了。”
各种药物的气味混杂着病痛的“气味”，搅得我的心上下翻滚。
“付口讯的人搞错了，把我当成了刚才和我同来的那个人。”
“他家里哪里？”
“画眉，他也姓汪，汪智勇。”
“我是上午来的，身子不太好过，其实也不蛮要紧。”
若泰说：“上午打算来喊你，阿公不准。我爸、姑爷都是吃过中饭走的。”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祖父的病，我无能为力，说些安慰的话吧，一来见外，二来也没用。于是默默地坐着。
好久，我问：“检查了？”
“看了，还不晓得结果，我病历本拿给了医生。”
若泰说完后去打来了一桶洗脚水。
祖父对我说：“你也洗洗吧。”
“不洗，等一下过河到河水里洗。”
“学堂要好多钱？”
“二十多块。”
“饭吃得饱？”
“差不多。不做事肚子不饿。”
“饭要吃饱，没钱谷还是有。”
我看看房子，住满了病人。从对面房里传过来可怕的呻吟声。又是一个苦难者，又是一个苦难的家庭。
“住多久？”我问祖父。
“住两天就回去。”
住两天只能缓和一下病情，说不定十天半月又要来医院。能住久吗？拿得出钱吗？
“回学堂去。要给老师一个好印象。”祖父催我走。
“不要紧，老师不管，都是自己复习。”
坐了一会，祖父又催我走。有人服侍，让人多少可以放心。我走出病房。病人蛮多，床都挤满了，走廊上，好多病人就躺在席子铺就的“床” 上。
路比来时远得多。一直有可怕的呻吟声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
河水轻快地流，幽幽地闪光。河面上的水泥板还有点热。我把脱下的凉鞋垫着屁股坐下，一双脚就自然地晃荡在水里，两手也伸进水里。我边洗脚边往公路那边看。脚和凉鞋都洗得干干净净。我站起来要走。真该在水里多泡上两分钟。这是生活馈赠给我的一点点、然而却又是全部的欢乐。我又坐下，把脚浸在流动的水里。脚和感觉随水而流，逐水而漂。不必问前面是什么地方，情况如何，只希望凉凉爽爽、舒舒服服地，流着，漂着，动着。流水没有负担，所以它轻快，它潇洒，它好动，它有许多的快乐。
当晚，看书做题目之后，我写了封信。
6
翁老师：
您好！
我现在在八中进行紧张的复习。我以前没告诉您，请您原谅我不辞而别。
我知道在—中读要好些，但我这样做有我的苦衷。我家里非常贫穷，这您很清楚，加上我祖父病灾不断，支付我和我弟弟上学的钱很难凑齐。提前一年参加高考，我祖父的负担也轻一点。要是我祖父有个三长两短，我连书也读不成了，我祖父正在社干医院住院。听我弟弟说，有一回我祖父也是到社干医院看病，他是一个人去看病，快到医院的时候有一段上坡路，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蹲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是一个好心人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我和弟弟都是由我祖父一手带大，看他病成这样，我们却只能干着急。我搞不到钱，相反我还要用家里的钱。我太无能了！
预考能不能上线，这还是个未知数。当然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如果预考没上线，我想继续来一中。我的被子、木箱都还在一中。
最后，祝您 一切都好！
您的学生 王伏林
我写信没有写上时间的习惯，这封也不例外。第二天中午，当听到信投入到邮筒的响声之后，我这才如释重负。人应该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但多一条路未必不是好事——我还有一条退路。
我又去了医院。那张病床上躺着的不是祖父，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人。祖父回去了。还没住上三天。堂弟若泰昨天就回去了。昨天我说我送祖父回去，祖父摇摇头，他不肯。他说：“回家又不远，走也走得回去。再讲又是坐车，不要紧。”我来迟了。祖父一个人走了。很快地，我出了医院，下了坡，小跑过街市，到了汽车站，汽车站内没有客车。公路上只有货车在奔驰。满天的灰尘向我罩来。我一动不动，直到灰尘散尽，货车消失在远处。祖父一个人回去了。太阳一天比一天骄狂，那嚣张的气焰，那不可一世的傲慢，分明不把这个它统治下的世界放在眼里。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口干舌燥。我不敢走近冰棒箱，叫卖的声音是贪得无厌的。口袋里一无所有，除了空气之外。
就这样耷拉着头，似乎什么也不愿想起，步子也不想大一点，走上一条小路，过了捞刀河，到了学校。躲在床上，寝室里暗黑而潮湿。抓一本书盖住自己的脸。我欲哭无泪、无声。
没有办法啊——
7
一中的朋友想方设法弄到复习资料，并把它们寄来。
八中，老师的复习资料更是多如牛毛。
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在这么多试卷面前不禁感到困惑：不做吧，老师不同意；做吧，绝大多数精力要耗在这上面，而且未必会有什么大作用。我全不管这些。我只挑最精要的看看，看的时候一目十行。我很少做试卷。大部分试卷我看都不看，它们成了我揩屁股的纸。有一位老师生气了，质问我为什么不做。他是教英语的，别的老师很少来教室，他来教室的次数相对而言要多得多，但他的能力很有限。他上课讲英语单选题的时候，这个答案要得，那个答案也要得，第三个答案好像也没错，好好像只有第四个答案才错了——他经常是这样，弄得我们无所适从。他批评我，我站在那里，一副千古罪人的样子，一个字也不说。做了只对你自己有好处，你们不做对我并没坏处——老师颇为失望地说上两句就走了。
老师，对不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道理，我们互不干涉好不好？我们各行其是好不好？我是不可能按常规办事的。
8
我在八中只认识很有限的几个人，包括同学和老师。老师是极少注意我 的，以后也这样。因为我去的时候快要预考了，科任老师到教室去的时候不多，我敢打赌，至少有两位科任老师不知道我曾在他们任教的班级读过书。在师专读了一年书之后，我和一位姓武的同学去过一次八中，到了周大任老师家。他对那位姓武的同学或多或少有印象；对我，他似乎回忆不起来了。我很尴尬地坐在那里，有时不得不找一两句毫无必要的话说说。终于，我们起身告辞出来。真是一种解脱。我颇有点后悔这次拜访了。我跟同学接触也不多。当时都是高二的学生了，都有自己的目标，都必须拼命，都在忘我地奋斗。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顾别人呢？而且，有些同学把本班的同学也看作竞争的对手，是敌人。我可从来没这个想法。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不争的事实。但像他们那样，又未免鸡狗肚肠，把一双老鼠的眼睛安在人脑上。他人就是地狱，这是在大学萨特先生教给我的一句名言。我当时认为萨特先生太危言耸听了，把人际关系说得过分可怕，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如果这么说， 人们就不至于产生误解：他人至少不会是天堂。
一到星期六，我又要回去。家里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晚上，我和弟弟一起在大路上散步。近来，他只要讲话就带刺，就冒火。我总是宽容地说： “我们还是管好我们自己的事吧。别人的事我是懒得去管，要管也管不好的。”
“我不想去管，只是看到了听到了就忍不住要骂人。好，就莫讲这些气人的事了。哥，我不讲高考，我只问你预考有没有把握上线。”
“如今还不好讲。”
“你讲就是，只我们两个人。”
“没把握，不过也不蛮怕。”
“不蛮怕我就放心了。我担心你过不得头关，头关过了二关就不难。中间有几十天，认真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