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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即将放亮的时候，二舅发现前面有一个动物，好像似狼在珊珊朝着我们的方向而来。二舅敏感的让我和小五子立即趴在一个沟坡下，并迅速的端起猎枪瞄准沟沿上的那个土包，这也是动物见岗上见坡下的经验所致。
那个动物来了，它真的上了那个小坡，那只有几米的距离它停下了，而它就趴在那不动，似乎看到了什么？二舅开枪了，第一枪是哑炮，接着是第二枪，怎么还是哑炮？二舅有些紧张了，我和小五子更害怕，眼看到那个动物还扬起脖，看见从它嘴下胸前全是白色的，可二舅怎么也掘不开那个掘把枪。
东方以泛出鱼白肚，瞬间一缕霞光袭来，二舅与我和小五迅速站立起来，为了防止那个动物的袭击伤害，二舅拔出匕首防身，那个动物也站起转身走了，在霞光的照耀下，它全部背身是金黄色，二舅一遍又一遍的掘着枪，嘴里叨念着：“狐狸…这是个狐狸。”
二舅带着我和小五子来到肖家窝棚，那里就是狩猎枪手的家。肖老大摆上酒菜与二舅正在喝酒，我与小五子却摆弄着紧靠炕沿边的那把俄式猎枪，我在枪口往里看，小五子却要去用手摆弄勾死鬼，一旦勾火我就没命了。二舅大喊一声：“小五子！”接着二舅走到跟前把小五子拉到酒桌前。
肖老大问：“怎么你没把保险关了？”
二舅说：“别提了，早晨我以为是只狼呢，打了两枪全哑炮，再怎么也掘不开枪了，更奇怪的那是一只大狐狸。”
肖老大说：“听说这一片确实有只狐狸，几个炮手怎么也找不到它。”
二舅说：“看起来这只狐狸不能打，以后打个兔子、野鸡和大雁什么的。”
说着他与肖老大又喝了起来，我和小五子也上炕吃饭了。那天还真的没去打猎，吃过早饭二舅看了看手表已经快中午了，在临与肖老大分别时他拿起枪，不知为什么却把俄式枪掘开了。他奇怪的看到那枪弹和炮子都没问题，而撞针也完好无损，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过于慌张没有勾动扳机？
二舅带着我和小五疑惑的走了，去勃利车站准备回佳木斯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那把枪却惹出了大麻烦。
原来在遇到动物的当时，二舅开始把它看成是一只狼，就把原来十三粒中砂换成独弹了。而在回到家有朋友向他借枪，他连枪带弹都给了朋友，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朋友在去野外开的第一枪，用的就是那十三粒的中砂而炸镗，枪炸断，人的半个脸炸开受伤，险些没要他命还是万幸的。
二舅感到当初如果不是遇到那只狐狸，不去把中砂换成独弹，那他就要用中砂弹炸膛，想到这，他真的预感到不寒而栗，难道这是自己装多药了吗？他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每次装药都是有标志的，而且也去盘枪了？
所谓盘枪就是带着那些装好药的枪弹，去没人的地方，找一个两面付桩木电线杆子，走出30米外开始盘枪，就能看出药量大小了。这根本就没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发生这次事故呢？也许是个人的一时疏忽吧。
疏忽过去也是有的，有一次他在装枪药时，放上了炮子，当在遁药时，炕沿有个钉子帽撞响了炮子，火药带火穿了出来，把二舅的手烧伤，从此留下了历史性伤疤，二舅想到这打消了疑惑。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佳木斯二舅家所遇到的，那以后我又来两次，又发生了什么？请看第41章：第41章：狩猎队伍中自伤。
第41章 ：狩猎队伍中自伤
：“也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二舅与其他五个炮手去勃利打猎了，那是因为他们成立了佳木斯业余狩猎队。哪成想他们去的六个人居然就回来四个，一个被关押，而另一个将永远的埋葬在了那个荒芜了的野地。
二舅脱掉武装带和衣裤，在洗手后吃饭时向大家介绍：“老王被小李开枪误伤致死，现在人就埋在勃利，家人还不知道呢，我们已经报了案。”
舅妈问：“怎么回事？”
二舅说：“在天亮的时候，我们走进了那片湿地，那里有苇子长得很茂密。我们六个人分散着前进，有可能是过于紧张的缘故，小李耳朵听着芦苇莎莎声响，眼前突然出现个黑影，他本能的甩手就是一枪，哪成想，当我们都围拢过来一看，怎么被小李打的是老王？他是怎么跑到前面的？更为严重的是那一枪是独弹，正好打在头部，鲜血流着不止。。。。。
我们只好包扎背着他去十几里外屯子里的卫生队，而经大夫抢救无效，他死了。找了民兵报案，由乡政府来人验尸拍照，当场把小李关押了，我们也做了笔录，公安让我们把尸体暂时埋了，天气很热也没办法。
在我们回来后也向市公安局报案做了笔录，这是人命关天的事。现在我们也无法向他们两家通知，只有靠公安去处理了。”
二舅说着也吃完了饭，大家听了都为意外事故而担心，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事情发生了又有什么办法，只有凭命由天等待公安的处理。舅妈叹着气去收拾碗筷，一家人愁眉不展。
虽然在勃利公安已经验过了枪，市公安还是来人把枪和枪证要走了，这也许是办案的依据。二舅向公安提出要去老王和小李家，而公安要通知家属却不让个人去说明，只有等待没有任何办法。
晚上已经九点多了，老王和小李的家属进屋就跪下哭，二舅和舅妈赶紧把他们拉起来劝说着、解释着。可两个大活人不见了，怎么也接受不了。她们一直哭闹到半夜才被劝回家。
第二天，二舅还得去上班，中午有可能是请假回来吃的饭，而他是坐立不安。他自言自语的说：“以后再也不打猎了，以后再也不打猎了。”
二舅在焦躁中与我商量，说是让我明天坐车回齐齐哈尔，也许他也是怕我在这跟着闹心吧。在我临行前的那个晚上，二舅给我讲了去年发生的命案，他认真的讲说着…。
：“去年夏天，也是星期六，几个炮手去勃利打猎，那次你姥爷有病我没有参加。他们也是六个人摸着黑走进了那片荒地，在距离屯子几里院的地方，突然听到枪响，打头的队长回头问：“是谁开的枪？”。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枪都在身上背着，没人开枪啊？
可前面的队长说着倒下了，大家要过去看个究竟，队长却喊着不让大家动，说是自己被地炮把腿炸伤，地炮是对门炮，那不是一个，他让小心把那个对面炮找到。大家打着手电还真的找到了对面炮，其实那是对面炸炮，是用碎玻璃掺炸药，外面包装着牛油纸，是引诱动物只要咬上就爆炸。
可由于顾忌对头炮，耽误了救助时间，当大家找到对头炮，再过来救助队长时，他腿上的伤已经流了很多血，那就赶紧包扎，并用绳子勒紧血管，背着他直奔屯子跑去。天逐渐放亮时大家来到那个屯落，正面跑来了一个人，那个人跑着、喊着、说着。
原来那个人是本地的炮手，据他说，昨天是他下的对头炮。晚上，他去别人家玩牌了，到了半夜有些饿，几个人却喝起了酒，没想到心情高兴喝多了，他晃晃悠悠的回家了。哪成想一觉睡到现在，突然醒来想起屯外的对头炮，真怕有人踩上，怕什么来什么。。。。
说着，大家来到屯医疗所，又是现找来卫生员，没有止血工具，鲜血不停的向外涌出。当人们找来车去乡医院的途中，因流血过多人已经不行了。
案件发生后，经过法院起诉，那队长可是四个孩子之家，顶梁柱没了怎么办？勃利的那个炮手家，过年杀了口猪给送过来。两家人都抱头痛哭，那个炮手家里也是三个孩子怎么过？
队长已经不在了，他又不是有意害人，如果判刑进监狱队长家也得不到什么，到头来两家都不好过。两家人经过研究共同向公安和法院提出，要求不判那个炮手，也是为了解救两家的生活困难。
经公安与法院研究，还真的释放了炮手，两家人像一家人一样走动，这件命案也从此结束。”
二舅讲完去年发生的那起意外案，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他只有劝解我回齐齐哈尔了。即使我不走留下，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第二天我真的要回家了，这次来只住了十六天，没成想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姥爷还是抓住我的手，嘴里啊！啊！的说不出什么话，激动地掉下了眼泪，可哪成想这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啊！
是二舅把我送上火车，当火车开动时我们挥手致意，再见了舅舅！再见了佳木斯！再见了第二故乡！哪成想这一分离就是十一年。
在火车上想起舅舅舅妈，他们曾谈起我父母的婚姻，谈起对我父亲的回忆。几乎在一起工作，一起和姑夫打闹。那个时候家里住着小白楼，院外门岗有警卫把守，但还是来了小偷。当母亲发现后，还拿起枕边的小手枪，对着窗外向空中开枪呢。姑夫？还记得小的时候，母亲曾带着我去过姑姑家探亲，在火车站台上我的鞋掉了，不管怎么喊，就是别的旅客喊着：“孩子！”，可母亲只顾抢上车，又怎么能去理会什么孩子（鞋）呢？
半夜火车开进了哈尔滨，因在那倒车还得一个半小时，只有走出车站，在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前张望。上面的坦克车炮口正对着小日本，也证明了苏军在解放哈尔滨中牺牲了很多的战士，可终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夜晚的灯光下，往东看是一个油柏的上坡宽敞路，上面有一个大教堂横跨挡住了直通路，而只要顺着路往北拐，穿过那些家属楼再到一趟街，北面有个著名的邱林商场。从火车站往北看，有导轨摩电六路车是去往道外的，那里也有松花江，那里也有松花江大桥。眼望着这座壮观的苏轼城市，望着这黑龙江省省会，心里也泛起了思念和留恋。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该去检票上车。想到这赶紧的去车站二楼，不时开始检票。通过那由木板架起的通道棚，在规定的站台走下楼梯，跑向还有座位的列车。当火车开动后不久，就穿过那长长的松花江大桥，一眼望去，宽阔的江水在城市灯光的映照下，彰显得是那么的美丽和壮观。
只有那不到十分钟，松花江在余波中旋转，逐渐的被撇在车后了。火车经过了肇东，火车经过了安达、萨尔图，火车在向着齐齐哈尔驶去，最后终于到站。我跟随着旅客走出检票口，天已经大亮，人们都向四面八方走去，我想到病重中的母亲，并朝着铁路医院走去，走进母亲住着的病房。
母亲见到我挣扎着要起来，只是抓到我的手在流泪，在她的追问下，我只能说姥爷和舅舅家都好，可母亲流着泪说姥娘和三舅已经去世了。面对母亲的病我只有流着泪安慰、再安慰。
从那天开始我就在医院护理母亲，她只能吃遛食，也就是大米稀粥，而不让吃咸菜，因为她已经开始浮肿，从头部到脚全身浮肿，肚子大大的，经常还要抽水呢。母亲还是让我回南局宅家中拿咸菜，她嘴里没味怎么办？只有回家和邻居的二姨说。
二姨带着咸菜来看母亲，姐俩一见面只是哭个不停，其中不仅是因为母亲的病，也有姥娘和三舅去世的缘故。母亲才只有46岁，人憔悴得已经变老了，头也在不时的晃动着，医院的同事把她叫老孙太太了。二姨为了那几口之家走了，她是带着泪离开了病房。
可恨的是继父，他为什么在外地不来护理，人已经病得这么严重他不回来，难道工作比母亲的生命还重要？当时14岁的我，心中对继父产生了无比的憎恨。
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去东市场评剧院招考学员，有可能这是母亲为我今后前途的安排吧。可是我没有去见领导，却听卫生员说今年已经招考完了，只是因为她一句话就离开了评剧院。
学校开学了，我不得不一面上学一面去护理母亲，也是在1960年1月21日那天，哥哥在车间耳朵发烧，他急于的来到医院。母亲病重，就是在那天夜里，母亲一口痰没咔上来咽气，从此，与世长辞离开了我们。
由于母亲的病故，继父与哥哥打官司，一个争夺着家产，一个争夺母亲对我的抚恤金，促使我的学业、前途和命运，都随着事务的发生，走向了人间不能自拔的深渊。
历经十年的拼搏与挣扎，于1970年，也是在那特殊年代经过洗礼，我又来到了佳木斯。可姥爷去世了，二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