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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丁龙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但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还是不愿意以丁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命名和设立一个系科，卡本蒂埃始终坚持用仆人丁龙来命名这个系科。否则他就撤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妥协了，于是，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还有丁龙东亚系。
正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人大有渊源。所以哥伦比亚大学对宋骁飞的到来表示欢迎。在哥伦比亚大学，宋骁飞还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宋骁飞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大哲学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
1884年杜威获取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88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美日心理学教科书，在当时很受欢迎。1894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工作十年，这十年是他对心理学有重大影响的时期，1904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宋骁飞和杜威的会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间教授办公室。这办公室时学院分给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几平方米，两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席慕青也在现场。
宋骁飞谦虚地向杜威请教：“杜教授，现在很多中国官员。认为批判或批评中国，就是摸黑中国，你怎么看待批判精神？”
杜威笑着说：“其实，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为能否真正鼓励创新、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批判和批评还不大一样。”
宋骁飞问：“你说批判和批评不一样？”
杜威回答说：“是的，批判，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批判还需要一定的条件。”
宋骁飞问：“什么条件？言论自由？”
“是的。”杜威说：“批判还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独立，并且，批判必须要讲究逻辑！不能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批评。实际上不管大总统你承认与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宏大的批判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妨看作是生物发展对自身的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已经自然化了，显不出其主动性和意识性来。人类社会的批判走的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朝代的延续，社会的更替，感谢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个逐步朝向高级的过程。无疑，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宋骁飞说：“你把批判的意义说得太过了吧？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经验也是有限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呀。知识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负呀。”
“是的。”杜威说：“我刚才确实夸大了批判精神的意义，但批判，是知识分子唯一的武器，实在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批判所要面对的，既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又有愚昧的被统治者。前者掌握生杀大权，后者有潮水般的守旧思维，也会杀人。批判的艰难之旅，往往就是这样惊险地开始。而这些都还不是批判最可怕的敌人，批判者最可怕的敌人是人类的劣根性，人类的劣根性实在不少，无知，嫉妒，自私……有时候先知者往往会被石头砸死。但是，没有批判精神的人类，与木偶无异；没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是羊群的聚居地；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注定要落后挨打；没有批判精神的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宋骁飞和容蓉听了，都很赞同杜威的意见。宋骁飞访问完哥伦比亚大学，觉得美国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东西，比如就像批判精神，值得中国好好学习，他也开始考虑中华文明革新的大问题。他在想，必须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他便和席幕青在美国考察了一段时间，为回国以后的改革做准备。
这一考察，宋骁飞发现了中华文明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缺陷：由于传统儒家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如四书五经，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而人们的现代生活，却往往最需要法律、经济、文明政治来调和各种利益，这时，传统思想就走向了远离现实经济的抽象玄思。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明，不是从现实中来的，而是从所谓的圣人的脑子中构建的。简单地说，中国人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的道德社会，然而这个道德社会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现实矛盾，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分配的公开规则（常常以法律形式表现），最后伪君子盛行。
而美国人恰恰相反，美国人务实，人们发现是现实的经济而不是思想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活动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整个美国文化便是从现实的利益规范中来的，是法治文化，所以美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等都很发达。大家都讲公开的规则，而道德在个人领域被极大压缩，最后反而是美国文化，从实际出发，有一种强大的摄取人心的力量。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才被很多美国人奉为圭臬，大放异彩！
除了华盛顿，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宋骁飞还去了很多大公司，比如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输油管道，车间流水线上一台台待整装的汽车，让宋骁飞大为震惊，他强烈意识到：现代的工业，每一颗螺丝钉，每一条流水线，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工业体系，还真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在脑子能空想出来的，必须强调真抓实干的精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务虚的传统，也该批判一下了！（未完待续）
第三十章 革命得到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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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访美结束后，乘专门的战列舰返回了国内。这时，容蓉给他送来了土耳其战场上令他吃惊的消息：土耳其大屠杀。原本宋骁飞以为，以君主立宪和民主为斗争口号的土耳其青年党，在革命成功后，会给土耳其人民带来新生。但没想到，这想法实在太幼稚了。土耳其的新生，是令人发指和恐怖的血腥大屠杀，而屠杀的对象，就是土耳其本国的亚美尼亚人。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体在革命前，跟晚清帝国差不多，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是晚清帝国的欧洲版本，一个是“东亚病夫”，一个是“欧洲病夫”。两个大帝国都是封建君主**，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辉煌盛世，但没有工业革命，衰落后在对列强战争中失去了大量国土，丧权辱国，然后，经历了几十年的“师夷长技”改革，唯一的不同，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个伊斯兰宗教为主的国家。
正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晚清帝国类似，宋骁飞对这个国家的革命和历史进程非常关注，因为从中能更好理解什么叫革命。土耳其的革命，也使得宋骁飞深深理解到，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革命过程都会差不多：以民族主义、人民民主、公平正义等美好理想为口号，以流血和暴力反抗独裁政权，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也变成了独裁者，用暴力压迫人民。变成了自己过去流血牺牲反对的人。
宋骁飞来到这个时空后，产生了“蝴蝶效应”，土耳其的革命过程跟历史上差不多。但是明显进程加快了，就像提前到来的世界大战一样。
恩维尔。帕夏是土耳其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常说自己是“安拉派来拯救突厥民族的”。
恩维尔1881年11月22日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一富商家庭。他的父亲阿赫梅德是土木工程师。恩维尔6岁跟随父亲到摩拿斯提，在那里上小学，后来进了摩拿斯提军事学校，毕业后升入君士坦丁堡军事学院。
恩维尔个头不高，年轻时一心想当军官。在学校里埋头读书，很少关心政治。有一次，学校里有几个军官和学生密谋反对苏丹而受到惩处。校长就此事对学生训话。要求他们绝对忠于苏丹，恩维尔对这样的事也置若罔闻。
1903年，二十二岁的恩维尔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君士坦丁堡军事学院，获骑兵上尉军衔。被派往马其顿第三军工作。驻摩拿斯提。马其顿是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外各种矛盾的集合点，仅各被压迫民族的武装游击队就有130多支，政府在这里派驻重兵，残酷镇压。起初，恩维尔积极参加镇压游击队，一心报国。但他很快发现，爱苏丹的朝廷，并不等于爱土耳其帝国。
1903年8月2日。恩维尔当偷日，保加利亚人起义了。苏丹**的军队在起义军民打击下。接连溃败。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恩维尔：原来报纸上关于土耳其军队有多强大的宣传，都是谎言。当时苏丹的军队，团职以上的官员，大都得行贿才能取得。年轻的士兵们根本没有谁愿意为苏丹卖命，忠于苏丹的朝廷根本就是个笑话。
三天后，沙俄驻摩拿斯提领事罗斯特科夫斯基，在街上碰到一名土耳其宪兵。宪兵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大胡子的斯拉夫人就是沙俄驻摩拿斯提领事，没有及时向他敬礼。
罗斯特科夫斯基走到那位年轻的土耳其宪兵面前，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挥动手中的皮鞭抽打这位宪兵，骂道：“你这狗娘养的突厥杂种，看到沙俄大使竟然敢不好好敬礼？”
那位年轻的土耳其宪兵赶紧抬起右手敬礼，罗斯特科夫斯基嫌弃他敬礼不表尊，又朝他脸上狠狠挥了响亮的一鞭子，这一鞭子比较重，年轻的土耳其宪兵脸上开了花，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痕。
那位年轻的土耳其宪兵愤怒瞪了罗斯特科夫斯基一眼，握着枪的手在风中颤抖。
罗斯特科夫斯基走近了一步，嘲笑他道：“你这狗杂种，你摸枪吓唬谁呢？有种你打死我！不然，我明天就让你滚回家种田去！”
砰的一声枪响，一个子弹从罗斯特科夫斯基的脑袋上穿过。年轻的宪兵忍无可忍，当场开枪打死了这位沙俄领事。
恩维尔负责调查处理此事。沙俄外交官找到他，要求他马上枪毙那位年轻土耳其宪兵。恩维尔拒绝说：“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而且，即便是要处罚，那也得土耳其法庭判决！”
沙俄外交官轻蔑地回答：“等着瞧吧！他死定了！”
真相调查完后，恩维尔觉得那位年轻的土耳其宪兵不该死，他的年纪跟恩维尔差不多，而且，他家里还有年幼的妹妹和年迈的老母要供养。
但在沙俄政府的要挟下，土耳其法庭不顾恩维尔的反对，判处那个宪兵死刑。恩维尔还接到上司的命令，陪同沙俄外交官出席观看处决那位年轻的土耳其宪兵的情景。
恩维尔痛苦看着子弹穿透了那位年轻的土耳其宪兵的心脏，他从此记住了那位宪兵绝望的眼神和流了一地的鲜血，他醒悟过来：当苏丹的朝廷，不能给人民已尊严时，拿起武器推翻**落后的朝廷，才是真正的爱国！
此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软弱、不公道，沙俄帝国外交官的飞扬跋扈，傲慢无礼，在恩维尔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痛苦。他渐渐卷入了青年军官中的政治活动，最终加入了统一进步协会，也就是青年土耳其党的前身。
在革命初期，恩维尔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赞成民族团结平等。他慷慨激昂地对统一进步协会会员们说：“从此我们都是兄弟，再也不分什么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穆斯林，我们在蓝天之下一律平等。都以身为奥斯曼人而感到光荣”。
1908年革命前夕，27岁的恩维尔已成了土耳其统一进步协会的中央委员，负责在农村建立游击队，以促进在人民中传播革命思想，他公开的身份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