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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面色沉重走上国民议会的演讲台，下面黑压压的人头，会场一片沉默，静候着大总统的演讲。
宋骁飞握紧拳头，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在实行新政之前，关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统一思想，我今天的话，希望在座的都能理解，如果不能理解，那么就服从！任何人以后只要触犯下面的原则，马上滚回家种红薯去。”
宋骁飞当大总统之后，很少有这么严厉的讲话，特别是思想的争论，一般都是讨论解决。此时，会议气氛很严肃，会场上鸦雀无声，都盯着宋骁飞。宋骁飞并没有用手稿，开始谈一些社会思想的争论，他说：“首先，我们来谈产权保护问题。现在社会上仇富心理很普遍，但是这种心态，是最要不得的，试想一下，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当上富人而仇富，那么对暂时的穷人来说。最好是打倒富人。但是，打倒富人之后呢？难道等自己变成富人以后再来保护富人？所以，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富人，也就是要保护所有人的产权，就像我们的法律，既要保护好人，也要保护坏人，人人平等。我们的政府。要确保每个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劳动成果不被侵犯，穷人才有机会变富。我们提倡合法致富光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那些期待通过没收富人的财产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或智慧来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人，我对那些人说。你们是在做梦！我们要名正言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政府可以通过针对高收入阶层的累进所得税制，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失业救济、健康补助、单亲补助、慈善项目等对穷人进行救济，使收入差别得到缓解。”
宋骁飞以前很少公开替富人说话，这话相当于给在场的大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席慕青的姐姐席慕嫣，现在已经是中国国际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也列席了会议。她带头鼓起掌来。会场上掌声雷动！
宋骁飞举手示意他们停止鼓掌，继续说道：“第二个问题。我要谈的是承认和保护个人的私利，这是建立道德社会的基础。人可能会感觉饥饿，或身上某处发痒，而集体或国家则不可能有这种感觉。所以利益，不论是个人的或集体的，最后必须像饥饿或者发痒那样，落实到个人，为个人所感觉到。换句话说，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或集体利益。利益必须被具体的人所得到。就像很多国企，表面上说是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支配权却归一小部分的国企领导。比如北京汽车厂，哪一个人去偷一个轮胎，都会犯盗窃罪，但是北京汽车厂的厂长，却可以任意使用厂里的财产。下一步，我们国家必须加快对非军工国企的改革。”
宋骁飞这番话让在座的国企老总们有些坐不住了，他们紧张得大汗淋漓，知道自己国企“旱涝保收”的好日子不久了。
宋骁飞接着说：“我们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要大力保护私有财产！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些学说以法国的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代表。实际上，私有制并不特别有利于任何一方，它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一旦取消了财产私有制，任何别人的东西权力大的人都可以据为已有。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那么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一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随便被别人占有，那么人人都去从事掠夺，没有人从事生产了。此时，强盗和盗贼就会消失，因为人人都按盗贼的规则行事。人类就会退化到原始社会的野蛮群体。我国过去几千年的皇权统治，经常破坏个人财产的所有权，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得到发展。现在我们工商立国，再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是十分正确。实际上，这个社会，穷人的财产最缺乏保护，因为他们无钱无势，经常被有特权的人或有钱人所欺侮。所以说，保护私有财产同样有利于所有人。”
宋骁飞的话掷地有声，又合情合理，在场的官员有的掏出笔记，开始记录下来。宋骁飞开始讲起第三个问题：“关于平等，中国古代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包括康有为，也曾提出来过，但为什么这种结果的平等，只会是乌托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恋爱结婚，如果要求人人一样，男的必然要选最漂亮的女人，女人必然要挑长得帅的，那怎么办？最后真的共产共妻吗？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存在？按需分配？每个人的**都是无限的，谁来生产？人与人的绝对平等只存在于想像中，再隔几千年，这种想像也不可能变为现实。所以，我们将来的社会，必然只能是法律上人人平等，教育上人人平等，再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我们要给予穷人和富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人们取得高收入，绝不是凭贿赂、特权、贪污。”
宋骁飞说完，在座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宋骁飞询问在座的人谁还有问题，这时，列席会议的鲁迅站起来，问道：“市场经济只讲竞争和私利，不讲良心道德。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大总统怎么看？”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道德，相反，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道德良心基础之上！我们今天社会的种种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假货泛滥，更需要商家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市场经济，就会进入互害社会！比如农民种菜，喷洒农药自己不吃。饭馆用地沟油，老板员工不吃自家饭菜。大米添加白蜡，加工者自己不吃。服装生产者劣质服装，自己不穿。开发商拿下工程，偷工减料，自己不走。但最后，谁是受害者？这样不讲良心的社会，人人自危，害人终害己。怎么办？不要市场经济？那就太傻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期望着市场的经营者自觉自律，我们的政府部门要做好监管！政府有依法监管市场的职责！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实际上已经出台了《食品安全法》，凡是生产有害食品的，没收个人所有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用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这样一来，现在的市场经济，和封建、君主**下的经济相比，总的说来更有利于真正的社会道德的形成。因为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的社会，迫于生计而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情，会大大减少。而且因为商品经济不是建立在等级制的基础之上，法律让人与人社会地位较为平等，因而借助于权势去损人利己的机会大大减少。人人**治的社会，道德必然高尚，人人讲道德而不**治的社会，必然是个虚伪的社会，道德也会一塌糊涂！”
国民会议的会场气氛很不错，这时，街头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在大街上游行示威，表达他们的诉求。袁克仁并没有能说服阮义勇、冯家遇，段宏纲他们那群“太子党”。
袁克仁对阮义勇说：“我们中华帝国现在的特色民主，比美国、欧洲都要先进，我们属于是人民民主，我们是真民主，欧美是假民主。再说，现在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集会示威自由，比以前好多了。”
阮义勇说：“想不到你也替你老爹狡辩呀。美国、欧美国家民主，再怎么不济，人家都是有选票的。没选票的民主是真民主，有选票的民主是假民主，你可真能胡扯。就像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傻逼专家，说中国奶农倒奶和西方国家奶农倒奶有本质的区别，真他妈能扯！都是倒奶，还能有本质区别！”
袁克仁见阮义勇口出脏话，心里十分不爽，高声说道：“你骂谁能扯呢？”
阮义勇不屑地说：“我骂的是傻逼专家，没骂你。”
段宏纲见两人言语不和，赶忙跑到两人中间圆场，说：“大家都是兄弟，不要为了一个傻逼专家伤了和气。”
冯家遇说：“大家消消气，我们合计以下，今天的游行示威还参不参加？”
袁克仁说：“我爹说了，现在社会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很复杂，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我看还是不要参加。”
阮义勇说：“我和同学说好了，现在不能退出。况且，我们是推动社会进步，总要政府对我们的诉求有个回应。”
四个人举手投票，段宏纲和冯家遇也还是打算参加，袁克仁没办法，只好和他们一起上了街。（未完待续。。）
第五章 学生示威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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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骁飞在国民代表会议宣布实行法治新政后，因为并没有宣布立即进行自由选举改革，有些学生还在街头不肯散去。北京高校学联的秘书长**，他出身于湖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有抱负，在人群中正臂高呼“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
在**的影响下，北京大学一百多位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普选，严惩房地产行业的黑心奸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也相继出现内容相似的小字报。北京农学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大中专院校5000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喊呼“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复兴党独裁”等口号。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贴出抵制校内体育活动的“倡议书”，有些班级贴出声援大字报，言辞激烈，从“要民主”转向“要人权”，各校还贴出一些标语。
当时，这人观念都相当流行，西方思想在晚清大量传入，并影响年轻一代，而随着宋骁飞力主推动白话文，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当时，一些社团组织在中华帝国也有所发展，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工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
此前，学生也加入了一系列零散的抗议、罢课和暴力事件中，有的针对政治问题，有的针对学术和学校相关问题。但在学生方面。他们并不想推翻复兴党，只是想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青睐由布尔什维克主义来统治国家的想法。但是他们对复兴党一党政府造成的营私**心怀不满。
那天，牵头的学生和代表开过一次会。学联各校代表来了三十人，会场在燕京大学。**主持。游行示威的总指挥部设在西单路北靠西一家亚北咖啡店二楼上。指挥部放在队伍外边的固定地点是便于各校来联系时容易找到。
**当时还准备去美国使馆寻求帮助，冯家遇作为中国陆军士官学校的代表，否定了这个提议：“民主、人权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崇高追求。中国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强加，不需要别人的指手画脚！”
段宏纲、阮义勇等人也骑车东奔西跑，非常忙碌。阮义勇担任跟随队伍的指挥。
**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了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
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他3岁识字，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历史上因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1910年经段祺瑞举荐，担任北京军警总队司令。
徐树铮怕学生闹事闹大了，跟段祺瑞汇报，要求关闭北京各个城门。段祺瑞不以为意，笑道：“怕什么。我们年轻时也都为民主而斗争呀！”
徐树铮于是只是关闭了部分城门，而且把应对策略改为重点控制高校，指令各校关闭校门。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大的队伍全被军警关闭城门。阻于城外。这支队伍后绕道西城几个城门均不能入城，只好在城外进行示威游行和宣传。
游行队伍原约定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门前集合。徐树铮派军警已出动去包围了学校，学生们冲出了被军警把守的校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也都冲了出来，他们按规定路线，沿途还冲进几个学校去接应被阻拦的同学，有些学校同学是跳墙出来的。
后来学生指挥部决定队伍北进南长街，东去王府井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