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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袖善舞，高谈阔论，让许多对非洲情况一知半解的老外如坠云里雾中，许多心存贪念者便落入了这金色的陷阱。由于这类案件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爆发，案发地尼日利亚专门制定了“419防止金融诈骗特别法案”加以打击，“419诈骗”由此得名。
更新、更快、更多
“419诈骗”并未因为曝光和打击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随着资讯的发达和非洲经济开始起步，颇有发扬光大的迹象。
首先是通讯工具进步了。传统的电话、信函时间长，投资大，已为现代非洲骗子所唾弃，取而代之的是电子邮件和传真。只需一根电话线，一台电脑或传真机，甚至一个公用网吧，他们就能在短短几分钟内向全球发出成千上万封格式正规、图文并茂的诈骗信，虽然这种手法缺乏电话的细腻和命中率，但广种薄收，被骗总人数却有了很大的增加。
骗子的来源地也更广泛了：尼日利亚名声太臭，许多当地骗子不得不跑到邻国贝宁和布基纳法索，以这两个不显山不露水的西非国家为基地从事诈骗；此外，南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也相继出现了克隆版本的“419”，其中南非骗子之猖獗，几有青出于蓝之势。
在行骗手法上也与时俱进，日新日高。
一是“老版本”的提高。
“419”们头脑灵活，信息更新很快，利比里亚政权更迭、查尔斯。泰勒被迫流亡尼日利亚的消息刚刚披露仅48小时，以“泰勒总统法律政治顾问FRANKOLA”名义发出的“419”诈骗连环信已悄然飞进许多人的电子邮箱；尼日利亚贪腐成风、某些政府官员监守自盗的新闻刚见报，就有人以“尼日利亚某部长”要转移贪污的工程欠款出境、需要帐户中转的幌子大肆行骗。由于这些背景新闻千真万确，很容易核实，自然增加了欺骗性。
二是欺骗手法的丰富。
这种类似“丢包”的手法毕竟不算新鲜，玩多了就不会有人信，“419”们于是想出不少新花样。
比如“遗产诈欺”：慌称被骗者有远房亲戚在非洲某国去世，留下大批遗产，让被骗者缴纳一定“律师税”以领取遗产。这种诈骗信一般都盗用政府部门抬头，让被骗者信以为真。
比如“订单诈欺”：骗子以非洲某代理商、某公司名义向各国供应商发出电子邮件，以诱人的价格发出大额定单，供应商上钩后即要求先发货、后付款，随后骗子会冒充银行、甚至收买银行职员向供应商发出银行保函，证明该公司“资信可靠”，货款已打入帐户，货到即付款，供应商如信以为真，发出货物，结果一定是石沉大海，钱货两空。
比如“政府采购诈欺”：骗子以某非洲国家部委的名义向外国企业发出大额采购订单，并开具逼真的政府采购合同，附有带部委抬头的信函纸、公章和部长签名，甚至冒充西非经济共同体或其它国际组织的名义组织假招标，吞没标书购买费用，或趁机索要“附加手续费”。
他们的黑手甚至伸向慈善领域。2005年西非蝗灾、近来肆虐的艾滋病和撒哈拉大旱，都被他们利用，冒充教会、民间社团等向各国善良的人们骗取赈灾款和物资；近来他们甚至来了个“反向操作”，冒充非洲已故富豪的遗孀，声称丈夫临阵嘱托将巨额遗产捐献海外某慈善基金会，并请求该基金会代付“遗产税”，有时干脆直接冒充政府税务部门写信，这些慈善基金会求善款心切，往往不疑而中计。
如今“419”们的技术日益精湛，他们不但能把各种官、商、民角色扮得足以乱真，还能变戏法般伪造出银行汇票、提单和电汇单，甚至是花旗、兴业、里昂信贷等著名银行的信用证。因为有些诈骗金额巨大，他们甚至可以不惜工本打通银行关节，采用非常手段将D/P或L/C支付、本该款到才能取出的提单拿出并提走货物，达到诈骗的目的。
中国已是重灾区
由于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往来日趋紧密，中国已是“419”诈骗的重灾区。
2002年初曾有位来自台湾彰化的邮局退休员工廖振建，轻信两名塞拉里昂“419”的骗术，兴冲冲亲身跑到南非，把20000美元退休金交给这两名骗子，作为“提取存在银行的大量高价珠宝的手续费”，以期拿出珠宝变卖并分得巨额红利，当骗子带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后，这位后悔不已的上当者当场精神失常。然而和许多大陆上当厂家相比，廖先生这点损失实在不值一提。
有一家尼日利亚公司与山东某公司签订4个货柜的提花布合同，规定D/P结算，结果货物发出后，托收的当地银行在未收到货款情况下直接将提单交给该尼日利亚公司，结果该公司连同货物一齐消失，厂家损失近70000美元；
另一家浙江公司在签订供销合同（D/P支付）、并收到10000美元预付款后，于去年圣诞节前向尼日利亚哈库特港发出两货柜玩具，结果“客户”在货物装船出港后一周宣布拒绝付款，厂商知道上当、待追回货物时，却发现提单已被银行交给“客户”，结果眼睁睁看着价值近10万美元的货物被骗。
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外贸体制的放开，许多原本为专业外贸公司供货的厂商直接走向市场，更多原本与该行业无关的投资者也参与进来，这些厂商、个人资金雄厚，外贸热情高涨，但对非洲了解不多，对当地市场、法规、政策均不熟悉，对潜在的风险也一知半解，极易掉进骗子们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精明的骗子们也注意到这点，针对中国“肥羊”的特点采取了更狡诈的欺骗术：他们会一反“骗子不露面”的定式，主动出没于广交会、华交会等正式场合，利用厂商急于签单的心理行骗；他们会在东莞甚至北京设办事处、联络站，利用厂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心态减弱其防范心理；他们会抓住厂商“积小信为大信”的思维定式，先规规矩矩做几笔小生意博得信任，等客户放心签下巨额合同，在无担保抵押前提下放心交给大单，再一口吞噬。如一家叫ZEFNigeriaLtd的尼日利亚公司即以此法诈骗上海某公司40多万美元货物，此前5年的多笔小合同均无异样，另一名叫穆斯塔法的尼日尔人在多哥以同样手法鲸吞上海某公司近80万美元货物，此前近1年时间里，他竟是该公司在多哥洛美最主要客户之一，放货总额一度高达数百万美元，若非该公司负责人察觉苗头不对紧急措置，损失将更惊人。今年3月，山东德州一家企业一次就收到加纳12个“部委”的巨额招标采购信息，总金额竟高达1。2亿美元。
这些骗子有恃无恐，脸皮厚得惊人，即使被戳穿也毫不在意。那个穆斯塔法在事发后竟厚颜无耻跑到受骗公司在洛美的门市部要求“继续合作”，甚至打电话威胁该公司“不要逼人太甚”；一个尼日尔籍“商人”常驻北京，因骗术拙劣屡屡被戳穿，他却毫不在意，不但仍若无其事常常光顾“旧主顾”的办公室寻找机会，甚至还主办了一个“中非贸易专题网站”。一个叫做HenshawKobina的加纳骗子在今年初先是企图以“加纳卫生部”纯棉T恤“政府采购合同”诈骗辽宁某企业550万美元，被戳穿后不到半个月，竟又以同样手段企图诈骗山东某企业。
一些骗子兼具“黑白两道”，有的甚至是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们随政府代表团来访，在正规媒体和电视上高调亮相，让许多企业深信不疑，结果坠入陷阱；尼日尔某骗子即具备深厚政府背景，还娶了中国籍妻子，他便以这种双重身份在5、6年间多次诱使上海、广东多家企业坠入其“钓鱼投资”或空头合同术中，损失惨重；尼日利亚某骗子则与当地地方海关勾结，采用缉私、罚没的“合法”手段让到港货物被查封，随后宣称“不可抗力”而拒绝付款，实则货物已被他取出变卖分赃；骗子们还常常抓住人们“眼见为实”的心理，安排实地考察，让行骗对象深信不疑。
一些骗子不吃肥肉，只啃骨头。在贝宁、科特迪瓦都有一些加纳人、尼日利亚人注册的皮包公司，他们屡屡在网上发布需求信息，要求客户寄样品、办批文、办检疫等等，赚取样品和手续费、律师费等，因金额低微，手法隐蔽，客户或当作普通的谈判失败而正常报损，或虽知受骗而并不在意，骗子们却积少成多，获利不小。
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订单损失都源于有计划的诈骗，许多非洲正当商人本身缺乏计划性，签单时不假思索，等要支付时惊觉周转不灵，只得赖帐。他们的这类行为不但让原本陷阱重重的非洲市场更添风险，也让这团乱麻变得更难理出头绪。
并非无迹可循
“419”们的诈骗术虽变化多端，但绝非无迹可循，不可预防。
许多诈骗术实则是到处习见的骗术的非洲翻版，如继承遗产之类的低级骗术毫无新意，其屡屡得手的原因只有一个，便是许多人对金钱的贪婪。须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天大的好事更不会平白落在你的头上，知道这一点，就不难在“419”金色诱饵前擦亮眼睛。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非洲骗子正是抓住中国新一代外贸厂家不熟悉外贸常识、不熟悉非洲市场的弱点乘虚而入，大行其道，这就需要这些厂商勤练内功多补课，迅速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市场熟悉度，或者干脆通过具备专业水准、可信的中介和代理，虽然这会抬高成本、减少利润，却可以避免因高风险带来的高隐患。
非洲各国经济并不发达，本土商人财力有限，很少具备一次大批量接单的能力，即使不是骗子而是正当商人，签下巨额合同的后果往往也只能是吃得下货，付不出款，让厂商的资金无法回笼，造成巨大损失。因此，精确研判市场，准确了解市场容量和客户支付能力，量力而行，不但可避免受骗，还可避免被迫巨额放帐所可能造成的亏损。
非洲金融秩序和法制建设都有很多不健全之处，在许多发达地区行得通的，如D/P、L/C等通过银行代收代放的结算手段，都存在相当多的金融隐患，很容易被“419”等不法之徒钻空子，厂商们应摈弃急于签单、急于创利的心态，宁可少做单，也要避免诈欺风险，坚持高额预付、付款放单等虽麻烦却安全的结算方式，将隐患减少到最低。
此外，多和贸促会、使领馆经商处、当地商会等相关机构交流信息，也可有效规避诈欺风险。据统计，仅去年一年，中国驻多哥驻外机构就协助国内有关公司识破了几十宗商业骗局，规避了可能造成的几百万美元经济损失，而前面提到的那个加纳骗子HenshawKobina，其先后两次行骗企图的被戳穿，也正归功于相关企业及时向中国驻加纳使馆经商处咨询，迅速澄清了事实。
撰写此文，并非危言耸听，更非想让意在掘金非洲大地的国人草木皆兵，裹足不前，非洲有商机，也有风险；有机遇，也有隐患，人们在看完这篇文章后所应记住的，是时刻睁大眼睛，辨清并躲开隐伏在非洲商路上的一个个金色陷阱。
………【葛红兵先生的左脸与右脸】………
知名学者葛红兵先生一番“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的惊天大论在中国乃至华人圈激起惊涛骇浪，吃惊者有之，反驳者有之，愤怒者有之，但很多人激动之余却忽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个人正不声不响地批驳着葛红兵先生的这个论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葛红兵先生自己。
许多人都没有忘记，这位知名学者上一次“知名”，应归功于他与易中天先生的口水战。在那次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口水战中，葛红兵先生站在对历史负责、对学术负责的高度，大义凛然地对易中天先生《品三国》开炮。记得葛先生说过，三国中的人物如果像易中天那样讲，“看起来就是没有政治信念，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人格操守，没有超越性信仰的粪土之徒”；记得葛先生说过，“真正重要的，其实品三国，应该是品一点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的忠义观念，应该品出一点天、地、人、神的大义来，应该有反思，有批判，有褒扬”；记得葛先生还说过，“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字里行间，流露出葛先生对历史、对学术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严谨，和对道德、人格、“超越性信仰”的尊重和追求。
这样一位历史的、学术的、道德的葛红兵先生，想必会对下面这番言论义愤填膺，大张挞伐吧？有这样一篇文章，认为应把国内抗战纪念馆里“鲜血淋漓”的照片取下，因为这是“宣仇”，是“让参观者充满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