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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当地四季皆夏、气温高，卫生条件又恶劣，谁也免不了每天被蚊子叮上几口，中招怕是难免的。当地医院卫生条件极差，若去就诊，弄不好疟疾没治好，反传染上别的病症。一些大城市有欧洲人开的医院，卫生条件要好得多，但价格高得怕人。
这还不算，中国人体质和黑人、白人都不同，去他们的医院就诊，往往会出意外。2003年在贝宁科托努我曾得过一次恶性疟疾，被送入一家欧洲人医院，结果被用了超出需要剂量数倍的点滴奎宁，差点把肾脏弄坏不说，疟疾也只消停了半个月不到就卷土重来。
好在许多地方都有中国医疗队，他们不但备有青蒿素等特效药，而且熟知中国人需要的剂量，收费也很低廉（还有中餐调养），我在贝宁那次疟疾复发，就是到邻近的洛克萨中国医疗队驻地治好的，由于全身浮肿无处下针，大夫只好把点滴针头插在我右脚脚面上，以至于每次吃饭、上厕所都分外艰难。
许多中国人由于时间、经济条件或习惯问题不愿去医院，而是自己买药吃。在西非各国，防疟疾的处方药，如“芳西莫夫”和替代品“蒿甲醚”是可以直接去药房买的，不过有时会买到假货耽误病情，就算是真药，也不是对谁都有效的，比如同是“芳西莫夫”，差不多的症状和病情，我的助手3粒即愈，我吃了两盒却几乎无效。因此老非洲往往会劝新来者：千省万省，这钱不能省，该去医院还得去。
不过处方药也有其妙用：疟疾可以治愈，疟原虫却会终生在人体寄生，非洲终究不是家，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总要回国探亲，或功成身退，这疟原虫自然也跟着偷渡回去，平时不发作，一旦寄主抵抗力下降，便冷不防奇袭一下，有时这种疟疾复发会在从非洲回国几年后，由于疟疾在中国已基本绝迹，一旦发作很难求医问药，因此有经验的老非洲回国时会随身备上几盒药防身。当然，如果碰上类似我这样吃药无效的便很头疼，我一位老领导就曾因此差点送命，好在他人在上海，被及时送到有热带病治疗经验的四军大附属医院，总算化险为夷。
因为谈疟色变，有时会虚惊一场。我在马里时，一个朋友突然高烧，就被我们急忙送去几十公里以外中国医疗队，结果只是一般发烧。不过大夫却称赞我们做得对，因为疟疾实在太危险，只要出现症状，“就得照得疟疾来办”。
在中国人中还流传着不少“偏方”，如一个据说是从印度侨民那儿传来的高招，说每天早晚各灌一瓶当地产啤酒，可防疟疾，这招好使不好使且不说，酒量不是人人都有，而且有些穆斯林国家还禁酒，因此很难普及；比较普及的偏方，是喝一种黑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出产的“TONIC”汽水，这种汽水透明无色，却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据说含有防疟天然成分，因此不论当地人外国人都喜欢没事灌一瓶，TONIC也成为黑非洲最受欢迎的瓶装民族饮料，风头直追可口可乐。我也灌过不少瓶，可该得疟疾照得不误。不过得归得，喝归喝，反正就算防不了疟，横竖也没什么副作用，至少还可以解渴不是？
………【“第一雇佣兵”： 他的时代早已死去】………
鲍勃。纳德尔死了，这个在非洲搞了三十年政变、暗杀和颠覆，既当过太上皇又当过丧家犬，曾被称为“第一雇佣兵”的法国瘸腿老人的死，让一些好事者感慨不已，也让另一些饱受其害国家的国人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瘸腿、白发、好说大话和不愿从梦中醒来的垂死者的死罢了，纳德尔——或吉尔贝尔。布尔热——死于2007年10月13日，但他的时代却早已死去。
他是雇佣兵，是出名的雇佣兵，也许是最出名的雇佣兵，但决不会是最成功或最重要的雇佣兵，因为真正成功、真正重要的雇佣兵决不会那么出名和张扬。在那个东西对峙的冷战时代，无数打着红旗或白旗、戴着左或右面具的他的同类：古巴人、南非人、美国人、欧洲人，或不知哪儿的人，为了金钱和利益，运用其唯一的特长——杀人技巧——在非洲大地游走、潜藏、厮杀，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得了辉煌的成功：帮助安哥拉共和国肃清反对者、颠覆刚果（利）的卢蒙巴政权，等等等等；另一些人则一败涂地，如在安哥拉支持萨文比，或在加丹加挑战蒙博托的人，但前者和拥有现代化重装备的正规军周旋十几年之久，后者则直面法、比、美联军特种部队的挑战。相比之下，在安哥拉丢盔卸甲、在乍得若隐若现、在贝宁一事无成的布尔热，只能在远离非洲大陆、仅有2170平方公里4个小火山岛的科摩罗炫耀自己的武勇。他并不是什么“第一雇佣兵”，只是最出名、或最敢出名罢了，对他的死，葬身加丹加机场或卡宾达丛林的无名雇用军人的魂魄，大约只会报以不屑的冷笑。
耄耋之年，他一直执着于他的“后台”，强调他身后站着法国。可在非洲的雇佣兵时代，哪一个雇佣兵的背后，不站着一个后台？苏联或古巴，法国或美国，葡萄牙或南非，这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雇佣军们拿着后台的武器和酬劳，保持着自己的编制和“独立性”，因为他们不屑、也没必要听命于他们名义上的非洲主人：他们端谁的碗，就服谁的管。
这种独特的代理人战争，和雇佣兵们游离于非洲同僚的战法，让雇佣兵的时代带有浓厚的骑士时代特征——个人英雄主义、精英主义和小团体精神，只是长矛换成了FNFAL自动步枪，坐骑换成了丰田“陆地巡洋舰”。对于纳德尔和他的同类，非洲或非洲人，只不过是舞台、龙套、布景、道具，而对于雇佣兵的后台而言，武装到牙齿、威风凛凛的纳德尔们，也不过是自己大棋盘上几颗价廉物美的棋子罢了。
冷战的结束让雇佣兵在非洲美好岁月戛然而止：苏联解体了，古巴失去了“输出革命”的热情，它们的对手也由于竞争压力的减轻，将向来被认为“费力不讨好”的非洲投资一削再削。它们渐渐发现，资本、信贷、关税、市场、多党制、私有化，这些武器任选一样，都比雇佣兵的枪炮更锐利，更高效，用这些“文明”的方法影响和控制非洲国家，远比让几个上不得台面的雇佣兵搞颠覆和政变更安全、更实惠，于是众叛亲离的萨文比死了，围绕着哈布雷和古库尼的外国人消失了，于是纳德尔即使在科摩罗也混不下去，几番挣扎后，只能颓然回到故乡，在回忆录和访谈里炫耀自己“第一雇佣兵”的身段。
如今的非洲依旧有战乱，但那是非洲人自己的战争，对于他们，骑士般高高在上的雇佣兵老爷和他们精良却脆弱的行头，远不如自己部落的同伴，和他们手里的二手AK、二战留下的四号或MAS老爷步枪、甚至砍刀和木棍可靠，甚至那些处境不利的反叛组织，也宁可让毒品刺激下的娃娃兵上阵，也不愿花钱请雇佣兵：一来他们出不起“后台”们的高价，二来雇佣兵擅长的是“一击致命”，而今天的非洲内战却是旷日持久的血肉相搏，请雇佣兵打这样的战争，不啻于让外科大夫进屠宰场宰猪。
不仅如此，今天的非洲国家已不同往昔，它们的主权意识开始明朗，自主意愿开始加强。非盟自己的部队越来越多出现在非洲各热点地区维和，而列强的军事介入，也更多出现在相关政府授权之后，而在1960、1970年代，这往往又是雇佣兵卖命收钱的好时候。今天的非洲仍偶见雇佣兵的身影，如埃塞－厄战争中双方战斗机的白人飞行员，但他们的雇主是非洲国家政府，他们是这些政府的仆人，而不再是客人甚至主人，如纳德尔之于科摩罗。
纳德尔死了，作为一个多病的老人，他死于2007年10月13日，但作为一名雇佣军，他却死于1995年9月：在那一年他进行了最后一次雇佣军冒险，率领30名雇佣兵轻车熟路地打进科摩罗，结果却一败涂地：这不仅因为他的袖珍军队被法国兵在一周内全部解除武装，更因为不论是被他劫持的总统乔哈尔，或被他威胁上台执政的总理卡比阿，都不再甘做“太上皇”膝下的儿皇帝——他们不但在几个月后便握手言和，更异口同声地要求法国“永远”不要让纳德尔再回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失败的？即使弹丸小国的“太上皇”宝座，也不再属于雇佣兵，他们的时代已经死了。
纳德尔死了，但雇佣兵的时代却早已死去——当背后挥舞的金钱消失，当一支装备精良的白人小分队再不能横行无忌地在几个非洲国家的国境间自如穿越。
………【“看得上病”离“看得起病”尚有差距】………
据《北京晚报》10月20日报道，北京市丰台民政局筹资80万元，率先建立起区级“大病应急救助周转金”，希望通过医疗费报销回笼循环使用，确保地区特困群众能“看得起病、看得上病”。
据称，此举是惩于一些特困患者遭遇重大事故或突发性疾病时，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押金，不仅不能得到及时诊治，且无法进入正常医疗救助程序，从而耽误抢救时间的前鉴，希望用这种方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这种想法自然是积极的，措施也是值得鼓励的，相信许多其它地区的特困患者，都对此举双手赞成，并希望类似措施早日覆盖到自己身上。
然而仔细审视之余，不能不质疑，这种措施毕竟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说就是“看得上病”易解，“看得起病”难为。
民政局设立周转金垫付急救押金，缓解了患者因无力支付押金而得不到治疗，和医院唯恐患者拖欠诊费而“见死不救”的医患矛盾，医院在政府周转金的支持下可以放心大胆地先救死扶伤再说，而无需一直挂念着那个经济包袱，这样当然可以对急需抢救的患者拉一把，大大增加他们生存和痊愈的几率；但该周转金受益对象是“特困群众”，他们所付不起的，当然不仅是一个押金，这笔钱他们送院时负担重，住院和恢复时负担只怕更重，“周转金”可以保证他们看得上病，不至被马上扫地出门，却实难承担让他们看得起病，接受足够治疗直到恢复健康的沉重负担。
从根本上讲，“周转金”更适合作为全民医保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起到应急、救命的作用。我们看到，丰台区已建立起统筹医保体系，因此“周转金”的“周转”，是建立在医药费报销、垫款及时回笼的假定基础上的，但众所周知，当前如丰台区等地建立起的医保，仍只是初步的、不完善的医保，补贴也好，报销也罢，应付小病小灾尚能胜任，应付大伤大病则力不从心，而“周转金”所针对的，恰是大伤大病大意外，且是特困群众的大伤大病大意外，如此一来，这区区80万的周转金是否真能及时回笼、循环使用，对决策者和执行者都将是严峻考验。
必须看到，丰台毕竟有了统筹医保体系，具备了实行“周转金”政策的一定基础。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许多地方的统筹医保体系比丰台所实行的还不完善，一些落后地区甚至尚未建立，显然，在这些地方推行丰台的做法，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而这些地方又往往是特困患者最多、也最需要帮扶的。
还必须看到，丰台的政策留了个小小的“尾巴”：“地区特困群众”。由于丰台区的统筹医疗保险只覆盖“本区城乡居民”，建立在报销汇款基础上的“周转金”政策，势必只能顾及这些有户口的本地特困人口，而对大量在本区工作、生活的外来人口无能为力，这些人为本区的建设、发展出过力、流过汗，人吃五谷，焉有不病的，难道他们出了意外，送到医院，医院能以“周转金不覆盖”为由推出门外？抑或不管是否人命关天，都先验过户口本再往手术台上抬？
建立“周转金”自然是大好事，但要实现决策者确保特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上病”的初衷，还远远不够，全社会和有关部门努力的方向，仍应是尽快实现全民医保，而在此之前，应努力将商业医疗保险、社会捐助等“报销”以外的手段和“周转金”牵上线、搭上钩，让更多特困群众的健康得到保障，可喜的是，“十七大”上一些相关人士的表态，让大家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
………【莫让阴谋论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近来《货币战争》和《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两本书在国内颇为风行。这两本书内容和表现手法虽然各异，但共同的一点，就是极力渲染了“美国金融”、“美国资本”、“美援”的“杀手特质”，即它们都是为美国政府所谓“不流血战争”服务的，对于中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