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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非高峰会：这不是最后的斗争】………
——根本矛盾不调和，欧非高峰会上的争执就只能是又一轮漫长斗争的开始。
自2000年6月30日，非洲48个国家签署《科托努协定》的第一天起，非洲各国就摩拳擦掌等待着2007年12月31日这一天，根据非洲各国和欧盟历次协商的结果，这一天本应是欧盟向非洲签约国全面开放关税、产品准入和服务等壁垒的最后期限。
但自去年以来，这一天的意义悄然变化：自德国女总理默克尔推动欧洲－非洲高峰会诞生以来，欧盟一直不遗余力推进所谓“平等伙伴关系”，按照这种“平等”的原则，欧盟各国不应单方面给非洲各国提供优惠税率、劳务市场开放等便利，非洲各国也应给予相应的回报，为让这一原则得到切实落实，它们希望以“经济伙伴协定”（APE）李代桃僵，取代“不合时宜”的旧优惠协议。
欧盟显然对此志在必得，它们不仅在12月8日里斯本第二次欧非高峰会开幕前，专门召开发展部长会议协商和统一立场，而且为APE划定了最后期限——同样是2007年12月31日，一些欧盟人士认为，若到期不签字，2008年1月1日起，欧盟各国就应自动中止此前给予非洲各国的一切优惠政策。
然而欧盟的意图却遭到非洲各国强烈抵制。塞内加尔总统瓦德（AbdoulayeWade）就尖锐表示，所谓“平等伙伴”意味着“重回那种非洲对欧洲补贴产品不设防，自己却一无所获”的局面，因此他表示，不仅自己坚决不会在APE上签字，也将“竭尽全力”说服其它非洲国家效仿。而在此前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中非经济与财经共同体（CEMAC）等已纷纷表示，APE的签署应经过更长时间的相互协商，而不应由任何一方单方面划定所谓最后期限。
和某些中国分析家“欧非高峰会的创立意在分非洲市场一杯羹”的断语相反，高峰会也好，APE也罢，目的主要不在于“得”，而在于“弃”，在急于甩脱历史沿袭下来的非洲经济包袱，希望摆脱目前广种薄收、尾大不掉的麻烦，因为欧盟已不是世界的中心，承担不起“扶植非洲经济与金融”这样的奢侈品消费，但他们又不愿与非洲完全脱钩，正如欧盟经济学家比拉尔（SanBilal）所言，欧盟与非洲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欧盟全球战略格局的锁钥所在”，也是欧盟扮演世界性角色不可或缺的一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匆匆推出APE，并迫不及待地强买强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为达到推销目的，欧盟可谓绞尽脑汁：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高度评价APE，称此举将“令签约的非洲国家得以分享全球化红利”；欧盟还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不但分别和非洲各国接触，动员它们个别签字，还表示即使超过限期，也欢迎各国单独签约。
但这些招数显然都不好使：喀麦隆总统比亚（PaulBiya）刚放话表示愿意考虑单独签约，就遭到CEMAC伙伴、甚至本国《杜阿拉信使报》“叛徒”的抨击，而曼德尔森本人甚至未被邀请参加此次峰会。
非洲国家指出，2000年科托努协定中许多对非优惠，欧盟各国一直推诿搪塞，迟迟不落实，如“非洲签约国在欧盟国家劳工享受与欧盟公民平等待遇”，至今只有西班牙一国给予过某些实质性推动，且“完全出于误会”，而对科托努协定形同虚设的最后期限，碰上对欧盟自身更有利的APE就突然变得灵敏无比，这自然让它们感到不公平。
欧盟各国希望在非洲少花钱、多得利，而非洲各国则希望得到欧盟更多的经济、金融和税务优惠，这一根本矛盾不调和，欧非高峰会上围绕APE的欧洲－非洲争执，就不会是如某些非洲舆论所称“最后的斗争”，而只是又一轮漫长斗争的开始。
………【补救就该补彻底】………
北京时间12月10日，北美时间12月9日，刚从上海飞抵温哥华的我，就在网络上几乎同时看到两条新闻。
一条是加拿大的。由于2010年主办冬奥会，大温哥华地区几个城镇来年政府开支将大增，为此它们都打算提高物业税以弥补财政缺口，鉴于此，他们一方面向各市议会提交预算案草案，供其审查表决，另一方面，各市普通市民也有约两个月时间通过各种渠道自由表达意见，并影响最后审查结果，各城镇政府网站不但刊登草案，还详细罗列开支增加项目、开支和增税理由，以及税款使用情况等资料、数据，供市民参考，议会辩论时，市民还可报名旁听。
另一条则是中国的。保监会在去年6月未履行听证会程序即推出交强险责任限额和基础费率，并因此饱受批评后，终于决定对费率调整举办听证会，但该听证会报名时间自12月3日12点至12月6日12点，仅给了3天期限，而听证会将在12月14日召开，距与会代表名单产生和公布仅有不到8天时间。
两条新闻都是关于“钱”的，加拿大那几个城镇不但在制度上确保了普通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而且创造种种方便，以保证他们得以切实享受这些权力。我们看到，普通民众既可以通过正规渠道了解加税理由和税款使用情况，又有充足的时间酝酿、整理和归纳自己的意见，如此一来，他们的参与才不至于流于形式。
反观保监会在交强险听证会上的作法，就显得差距较大：对于一项直接关乎5000万以上车主经济利益和上百亿元金额的重大费率政策，在出台时居然跳过听证会环节强行推出，此番费率调整总算同意召开听证会，却又弄出个仅有3天的代表产生程序，和仅有8天的意见酝酿阶段来。
据保监会方面统计，整个报名阶段，有效报名人数仅有203名（其中投保人代表82位、社会公众代表69位、旁听人员52位），这和中国庞大的车主、机动车数量，以及所有和交强险费率有关系者的数量相比，简直完全不成比例，可想而知，如此狭窄的民意范围，所产生的“代表”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有些批评者认为，抽签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合理，这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就算抽签本身公平合理，在区区203人中抽出的几十个“代表”，所能代表的，究竟是全体利益相关民众、是这203位幸运儿、还是他们自己？不但如此，给予这些代表的时间仅8天，相关资料未必齐备，即使齐备，短短8天，又能有多少消化的余地？又能提出多少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此次费率调整所拟议的听证会，实质上是对前番费率推出时“无听证”的补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但俗话说得好，杀人需见血，救人需见彻，补救就该补得彻底一些，加拿大那些城镇的具体方法，因国情不同，未必能照搬照抄，但其所体现的一种精神，却是完全可以、也应该借鉴的：尊重相关民众的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并在制度范围内提供一切方便，让这两项权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空间。
………【三航演义已到落幕时】………
在沪深股市一片低迷之际，航空板块却一枝独秀，围绕东航股权上演的国航、东航和新加坡航空“三航演义”，可谓功不可没。
这幕以东航和新加坡航空“自由恋爱”——前者以协议价向后者定向募股、国航与东航的“强媒硬娶”——国航联合香港国泰在H股市场强行收购东航股权的好戏，从2月一直唱到现在，演员（当事公司）毫无倦意，观众（投资人）也看得劲头十足，中间还穿插着国资委“葫芦官断葫芦案”——两次宣称“不支持”国内三大航空巨头合并、国航董事长李家祥“欲擒故纵”——9月下旬收购失败后于25日宣布“3个月内不再考虑收购事宜”，以及原本并不相干的南航“伴娘的感言”——对“三航演义”若即若离地说了不少的话。
说起来东航并不应该是个香饽饽：2006年年报亏损高达27。79亿，在油价高企、航空业竞争激烈的今天，并购这样一间公司，不啻背上一个大包袱，可这样一个包袱却惹得国内航空老大国航和世界知名航空企业新航争来抢去，纠缠不休，究竟原由何在？
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国航等国内航空公司大多实现了盈利，甚至东航也不例外，而这一切却建立在主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不少国内航线近乎无利可图，减员增效也不见实质动作的前提之上，奥妙便在于“投资收益”，即借助A股、H股市场的空前火爆，在证券市场中把主业的损失连本带利捞回来。
我们看到，随着国航的增持、新航“势在必得”的强硬表态、东航拒国航而迎新航的决心、国航3月之约的心理暗示，原本温吞水般的东航A股，从4月上旬的不足5元，火箭般蹿升到9月中旬的24元上下，随大势回落到12元多后，又在“3月之约”即将到期、收购大战即将打响的市场预期和传闻声中再次稳稳攀上了18元，市场表现迥异于大盘，而国航、南航等整个航空板块也闷声大发财地水涨船高。
对于国航这个“男主角”而言，炒高板块股价有利无害，毕竟在中国证券市场冲浪，最重要的就是对消息面和基本面的掌握，做生不如做熟，最熟不过自家；对于东航这个“女主角”而言意义就更重大：不但二级市场收益是扭亏的希望所在，而且对于这家不景气的公司而言，新航的参股可谓性命攸关，如果能和国航配合演好这出戏，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己原本有些寒碜的身价，利己利人，何乐不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国航东航，看似针锋相对，唱得实际是同一台戏。
不过这出戏怕是快要落幕了。三个主角中最没好处的新航已明确表态，不可能接受比协议价更高的东航股份收购价，如此一来炒题大减不说，东航自抬身价的目标也难有期盼，在当今高处不胜寒的股指大势下，逆市而为，需要太大的投入和勇气，也要冒太大的风险。
不仅如此，国航刚刚加入星空联盟，成为其东航股权上的对手——新航的盟友，而与现在的收购伙伴、加入寰宇一家联盟的香港国泰反倒成了劲敌，在如此背景下强炒并购题材，对各方的损害将难以预期。
然而国航加入星空恰给了这出三航演义一个谢幕的最好契机：并购事小、联盟事大，不是我不想买，是顾全大局的明智之举。当然，“3月之约”未至，李家祥口风兀自闪烁，但这都不重要了：演员谢幕总是要返几回场的，但大戏却已经唱到了尽头。
………【比是否迁都更值得讨论的】………
随着奥运的临近，首都北京原本就较严重的人口、交通、资源和环境污染压力再次凸显，中国是否需要迁都的争论也再次激烈起来。赞同迁都者罗列北京目前的种种“首都病”，认为非迁都不能根除此痼疾，反对迁都者则认为，新建首都势必劳民伤财，带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北京作为首都，有着传统、习惯和功能上的诸多优势，难以代替，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行政或资源调配手段逐步加以改善。
首都是国家的中枢，对是否迁都进行探讨自然无可厚非，但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千万别忘了，还有比迁都更值得讨论的话题。
纵观古今中外，迁都的事例比比皆是，但迁都的目的性都很强，如盘庚迁都殷，是为了摆脱水患的骚扰，寻求社会安定；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为了更好地控扼中原和北方，确保北部边疆的安全；美国迁都华盛顿，是为了摆脱殖民时代的旧痕迹，同时在蓄奴的南方和废奴的北方间寻得一个中间点；加拿大迁都渥太华，是为了在英语区和法语区间找到平衡；众多非洲国家由沿海迁都内陆，则是为了更好地开发腹地，同时确保首都安全。如今许多人热衷于谈论迁都，目的在于彻底摆脱北京人口过多、房价飙升、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各种资源依赖性强等痼疾，给首都“轻装”。可是这种美好愿望，是否真的可以通过迁都实现？
在古都西安，城区范围内存在着周、汉、魏、唐几代的长安都城旧址，另一座古都洛阳的土地下，更层层叠压着九座各朝代都城遗址，这些古都的主人几乎都是因为人口膨胀、房屋不足、水源匮乏等“首都病”，而动起迁都的念头，在旧都城外面另建新都，或者干脆搬家了事。可迁都是否达到了目的？如此众多的废弃都城遗址，已无声地说明了一切。唐朝初年定都长安，重要原因之一，是看中了关中平原“陆海”的富饶资源，可以确保首都供应，可不到一百年光景，都城的物资供应已到了连大运河都无法保障的地步，逢到荒年，皇帝竟被迫带着全城百姓去洛阳“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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