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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饮用红茶的民族一样，伊朗人也喜欢加糖，不过加糖的方法也很特别：既非放在茶壶里和茶叶一起煮，也不是放进茶杯调味，而是先把糖含在嘴里，然后才呷茶汤，如此则可通过咀嚼糖的多少平衡茶汤的苦味，达到最佳品茶口感。在讲究的人家和高档茶馆，用的是片状的单晶冰糖，尤以带柠檬味的最为上品，如果不太讲究，那么找块普通方糖也不算失礼，但奶是绝对不能加的。
俗话说的好，美茶不如美器，老资格茶客对茶器的讲究，有时甚至还在对茶叶的讲究之上。伊朗是最早采用玻璃茶杯的国家，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细白瓷茶具也很受欢迎。伊朗人喜欢用小壶、小杯，壶不大，杯则多是细长的小杯，高档茶具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华丽，一般人家寻常喝茶的杯子则没那么讲究，和饮用ｅsprｅsso高压蒸汽咖啡的小瓷杯或小玻璃杯差不多。
伊朗人饮茶的去处，一是自家，一是街头巷尾无所不在的茶馆，尤其茶馆最受欢迎。传统的伊朗茶馆多半是露天的，装饰着华丽的民族工艺品，铺着精美的波斯地毯，繁花似锦，曲水流觞，氛围清幽，最经典的茶馆一定以喷泉为中心，客人们席地而坐，或呷着茶水谈天说地，或吸几口水烟小憩，若是天热事闲的夏天，经常一座就是几个小时。随着时代的进步，茶馆面貌也显得多样化，既有搬入室内的，也有开到商场楼顶的，传统上男宾和女宾必须分开就座，如今在一些茶馆也可以客随主便，只要主人和其他客人没意见，就怎么座都行了。同样，一些赶时髦的人也不再拘泥小壶小杯的老规矩，用大瓷杯饮茶在不少大城市里已不算罕见，在北部里海之滨一些产茶省份，甚至有茶馆设计出一次可泡3000杯茶的巨壶。
有意思的是，伊朗饮茶历史悠久，种茶历史却很短，直到1930年才出现第一个茶园，由于种的少喝的多，不得不依赖进口。为保护本国茶叶产业，政府在2004年下令，进口茶最小包装为10公斤，由于伊朗人每次泡茶习惯用整整一盒，因此市场上销售的茶叶总是用最小5克、最大125克的小纸盒包装，这样规定，可以为伊朗争取到茶叶再包装的生意，从而解决了本国不少茶叶行业就业者的饭碗问题。
………【现在深思熟虑还来得及】………
2007年12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府发〔2007〕45号，以下简称“45号文），其中首次提出了“外地人在沪购房”的相关要求：市房地、发展改革、公安等部门要研究制订以居住证制度为核心的来沪人员购房政策，合理引导跨地区购（1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消息在新年前夕传出，引起广泛争议和热烈讨论。尽管网络上随后有“上海市房地局负责人明确声称”不存在限制外地人购房政策，但文件中以“居住证”为核心这一点却无可置疑。恰恰是这个“居住证”，很容易让房市调控手段陷入类似“22条军规”的困境。
根据《上海市居住证办理指南》第4条，A类（从业、投靠类）居住证申请者需具备“本市稳定住所”，第15条第一款规定，“本市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首选，为“自有房屋的房地产权证”，而《意见》却提出，以有无居住证作为是否允许外地人在沪购房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恐将形成一个滑稽的循环：某外地人因无房产证而无法申请居住证，而又因为没有居住证而无法在上海买房。
当然，有关部门中包括房地产、发展改革和公安部门，在政策协调后解开这个套并非太难的事，但技术上的套好解，更深层面上的套恐怕就不好解了。
自浦东开发步入快车道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数以百万计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外地人才，为上海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种种制度的限制，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上海户口。而自2006年以来，上海居住证分A、B两类，其中从业、投靠类（A类）累计发放不过数万张，而B类实质上是暂住证的替代形式。如果《意见》中作为来沪人员购房政策核心的“居住证”指的是A类证，则意味着占上海外来就业人口90％以上的来沪人员将在购房时受到限制，倘指的是B类证，那么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根据2004年1月制定的《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理论上一切“在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都有权办理这类居住证，这无异于宣告所有外地人仍旧可自由在上海购房，又何必“合理引导跨地区购”？
不仅如此，还应看到，过高的房价固然需要控制，但商品房买卖本身并没有“原罪”，外地人在上海安居乐业的自由和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和这种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相比，压制房地产需求再如何重要，也只能是第二位的，控制房价当然应该，但不应以损害部分公民合法权力为代价。
更应看到的是，自去年以来，随着宏观调控的不断收紧，经济学家担心的“计划经济”阴影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宏观调控本身是必要的，但宏观调控并不等于处处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试想倘若全国都出台以“本地化”为核心的政令，则人才流动将变得步履维艰，许多地区的发展、繁荣将丧失活力和动力；再试想，如果都按照这样的思路，紧邻上海的江苏以“控制猪肉价格”为由对上海实行“限猪令”，盛产煤炭的山西、河北以“保护煤炭价格”为由实行“限煤令”，或者全国各地以“保护工业品价格”为由将上海工业品以“外地产品”的名义实行“资格限制”，后果该当如何？
据最新报道，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有关人士在元旦当天对纸质媒体表示，目前该《意见》“尚在研究，还没有具体实施办法，也没有时间表”，这显然表现出一种慎重、负责任的施政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实施，是任何政策出台所必须的过程，房价要控制，外地来沪人员的正当权利也要保护；可能对改革、对社会的进步、繁荣和发展有消极影响的因素，更因尽可能地避免。好在一切尚在研究，深思熟虑，拿出更合理的办法，是完全来得及的。
………【如果“馒头国标”是真的】………
大过年的，媒体一篇“国家标准委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的《小麦粉馒头》国家标准”于元旦起实施的报道让人为之一惊，按照这个“馒头国标”，只有“圆形或椭圆形”、体积“不能太小”的馒头才能叫馒头，其它的大约都得改名换姓。
这条出自媒体的消息是真是假，尚难断定，就个人而言很难相信其真实性，也希望它不是真的，因为如果“馒头国标”的确是真的，那么于情、于理、于法，都很难说得过去。
于情，馒头这种用发酵面粉蒸制的食物自出现至今，少数也有一千来年了，不论正规食谱还是民间厨房，只要符合上述标准的都叫馒头，是圆是方，是大是小，根本不会去计较，这个道理约定俗成，就像黑猫黄猫统统叫猫、方桌圆桌一概叫桌子一样简单，一样自然，现在由两个部门，一纸文书，就要改变民间相沿千年的习俗，着实有些说不过去。
于理，馒头不像曾经制定过类似地方标准的扬州炒饭、兰州拉面，是一种地方特色或小吃，也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种商品，而是北中国几亿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有些地方的普通民众家庭也许全家一辈子都只吃自家发面自家做的馒头，有些偏僻乡村可能尚未通电，消受不起规格统一、珠圆玉润、带有“麦香”的符合“馒头国标”的速冻馒头，而且由于馒头实在太普及、太大众化，在北半个中国，用来蒸馒头的有笼屉有平锅也有圆底锅，有电灶有气灶还有柴灶煤灶草灶，在许多地方，馒头之所以形状各异，是为了迁就各家各户的现实条件，如今两个部门，一纸文书，就要强令普天下所有馒头按照“标准像”整容，所产生的种种不便甚至费用，究竟该由谁来承担？
于法，馒头是自古相沿的一种主食的统称，不是特定的商品，也无人享有命名的专利，如果说给扬州炒饭制定“地标”尚能自圆其说，但有关方面却决不至于给“炒饭”甚至“米饭”制定形象标准，长得像的可以叫米饭，否则就剥夺饭籍。同理，一切食用属性都符合约定俗成的馒头标准，只是长得与有关方面的品味不合，便不能叫馒头，其荒谬不啻于判定仅仅少了条尾巴的猫是一只猫。更何况，馒头的源流据说来自诸葛亮渡泸水的祭品，是有馅的，至今南方许多地方仍将小笼包子称作“小笼馒头”，许多地方还有食用刀切的枕头状小“高庄馒头”的习惯，难道两个部门，一纸文书，这些叫了上百上千年馒头的食物，就都丧失了保留自己名字的权力了？
其实笔者绝不反对制定“馒头国标”，恰相反，这种标准早该制定，早该实施。但标准所应规范的，只能是馒头的质量：面粉是否达标，发酵粉是否合格，有无缺斤少两，卫生有没有问题，等等等等，馒头最重要的属性是这些，老百姓对馒头最关心的也是这些，对于他们而言，如果一只馒头斤两十足，面粉发酵都没猫腻，填得饱肚子，吃不坏肠胃，那就是合格的、达标的馒头，反之就只能是不合格、不达标的，至于圆或方、大或小，并非他们所关心的。
制定标准的有关部门说到底是服务部门，不论馒头国标还是别的什么国标，说到底也应该顺应老百姓的需要，保障老百姓的利益。如今市面上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猫腻馒头并不少见，相信有关方面也明白，制定并落实针对这些猫腻、切实保障民众利益的“馒头国标”，而不是给馒头定型、上妆，才是他们真正的当务之急。
………【如果30年的传统都可以舍弃】………
巴黎时间1月4日下午，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组委会宣布，出于“安全理由”，原定于1月5日下午、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点整在葡萄牙里斯本发车的第30届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取消。据塞内加尔通讯社（APS）援引组委会权威人士消息，取消比赛最主要的顾虑，是担心无法保证参赛选手和组委会成员在毛里塔尼亚境内赛段的安全。
据《塞内加尔太阳报》和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新闻报》报道，去年12月24日，在靠近塞内加尔边境的毛里塔尼亚南部城镇阿莱格（Alｅg），3名恐怖分子袭击了一支由5名法国游客组成的7日游团队，打死其中4人后向南逃遁，据信已越过边境，逃入塞内加尔北部地区，两国军警虽协力搜捕，但迄今仍未破案。据塞、毛两国安全部门称，这3名凶手中至少两名，据信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成员，该组织起初系本地独立极端组织“萨拉斯呼声与战斗宣教团”（Gspｃ），2005年成为基地组织分支，并组织了多次恐怖袭击活动。此前，他们也曾于1993年和2007年两次危及拉力赛安全，但组委会仅仅取消了经过危险地带的特别赛段（阿尔及利亚和马里）。
此番组委会做出取消整个比赛的安排，据塞内加尔通讯社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自由报》称，法国政府的态度是关键。报道称，面对有关方面的反对和质疑，法国外长库施奈尔（BｅrnardKouｃhnｅr）辩称：“我当然知道取消比赛会造成一定经济损失，但坦率地说，面对危险的威胁，小心无大错是最合适的选择”。
这是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历史上第二次取消——第一次是1978年的首届，因初次组织如此规模比赛准备不足而推迟一年——，570辆小汽车、卡车、摩托车及其参赛选手本已摩拳擦掌，打算向9273公里全长、15个赛段组成、号称难度天下第一的达喀尔拉力赛挑战，向著名的塞内加尔玫瑰湖进军，如今这一切都成泡影。和许多人所想象的不同，这项著名赛事80％的参赛车手都是业余、自费，最后一刻的突然变卦，将令这些痴心车迷损失惨重。
比车手们损失更惨重的，则是法国在非洲的声誉，和非洲各国对法国能力与责任感的信心。
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为确保人身安全而舍弃赛事，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人们不能理解的是，作为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传统的宗主国，作为长期以来扮演非洲保护者的法国，在自己公民莫名其妙遇害后，所表现出的颟顸和冷漠。和美国甚至英国不同，法国在非洲屯驻重兵，但阿莱格惨案发生之后，毛、塞两国军警总动员，塞国甚至紧急撤换了被认为行动不力的特种部队主官，而近在咫尺的法军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