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压制胡图族，两国独立后两族矛盾迅速白热化，尽管两国领导人冷静地认识到国家安定的重要性，并主动会晤寻求和平解决，但狂热的民族极端分子却不惜采取极端手段激化冲突，竟于1994年4月6日击落了正从和平谈判中赶回的、载有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导致两位总统当即死亡，这一事件迅速导致暴力蔓延，造成高达百万人的死亡。
在冷战期间，由于争霸的需要，东西方两大阵营纷纷在非洲扶植代理人，进行所谓代理人战争，而采用政治谋杀手段对政敌实施肉体消灭，自然也是常见手法之一。如刚果（利）（即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后，总理卢蒙巴实行民族自决的政策，美国担心其倒向苏联阵营，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亲自指使刚果（利）分站站长德夫林，指使后者用100万美元现金收买刚果（利）总参谋长蒙伯托，后者在1960年底发动军事政变，逮捕并于次年杀害了卢蒙巴总理。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在1974年被推翻，一年后死于非命，原因虽然很多，但前苏联通过代理人门格斯图染指这个美国盟邦，则是最主要原因。
由于被殖民统治打断了历史进程，使得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不完善、不健全，容易出现独裁者、政治强人，这些人一旦大权在握，为消灭异己，常常采用政治谋杀的手段，如上世纪70年代名噪一时的两位强人——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和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达达，在统治期间就常常采用政治谋杀手段清除政敌；与此相对应，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也往往采取类似手段政变上台，如利比里亚前总统塞缪尔·卡尼翁·多伊原本仅是个军士长，1980年4月12日夜，他率领16名士兵同伙潜入总统府，用砍刀谋杀总统托尔伯特，并随即惨杀13名部长，把自己送上国家元首、三军大元帅的宝座。由于非洲国家、尤其许多黑非洲国家武备废弛，这种仅凭一小群人和简陋武器就能颠覆一国政权的事例，在非洲曾屡见不鲜。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谋杀，则是由于某些人或团体对现政府的政策不满。如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庆祝10月战争9周年阅兵式上被几名受阅士兵打死，行刺者的动机就是对萨达特与以色列媾和不满。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冷战结束，传统类型的政治谋杀在非洲已呈下降趋势，但由宗教冲突催发、往往有国际恐怖组织幕后参与的新型政治谋杀却有抬头趋势，如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近年来暴力频发，就和基地组织北非分支的活动，以及层出不穷的政治谋杀密不可分。
事实上，欧洲也曾经是政治谋杀的重灾区。
在中世纪，不论是邦国林立的德意志，还是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五花八门的政治暗杀都屡见不鲜，英格兰的王位争夺、法国的教派之争，也不时可嗅到政治谋杀的血腥；进入近现代，政治谋杀依旧斑驳可见，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之死，1914年社会党领袖饶勒斯的被刺，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杀死“冲锋队”头目罗姆、纳粹掌权后残杀德国***领导人台尔曼等众多反纳粹政治家，以及战后西班牙巴斯克、北爱尔兰等地由埃塔和北爱尔兰共和军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谋杀案件，都曾让欧洲人心惊胆战。
但二战后欧洲的政治谋杀已趋明显减少，进入21世纪更十分罕见，除了巴斯克地区偶尔传出诸如2000年8月地方行政长官阿绍斯特雷遇刺等事件，值得一提的政治谋杀只有2002年5月荷兰极右派领袖福尔图遇刺身亡。
欧洲远离政治谋杀的根本原因，一是民主政治生活在二战后更趋健全，通过选举政治表达诉求、谋取权力，较诸政治谋杀，暴力手段，风险小，成效大，且社会和民众普遍希望稳定、安宁，厌倦暴力和血腥，采用极端手法的组织已得不到民意支持，自然只能走向没落；二是当代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民族国家，民族和宗教矛盾并不激烈，政治谋杀的土壤也因此很难培养，当前欧洲政治谋杀和政治暴力最频繁的地区，是巴斯克、北爱尔兰、科西嘉岛等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区，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把冒充警察者找出来抓起来】………
激起轩然大波的“辽宁省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消息又有新进展：1月8日《东方早报》报称，西丰县公安局“制定接受媒体采访”的电话里，有关负责人表示，所谓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完全是无中生有”，据他所知，“没有这回事”，“西丰县没有警察进京抓人”。
已有许多专家、法律界人士指出，西丰县警方“以涉嫌诽谤立案”，并派警力进京拘传进行负面报道的媒体记者，法律依据是苍白的，禁不起仔细推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舆论监督以来，这样的事也是闻所未闻的，如今西丰县警方负责人出面辟谣，表示“没有这回事”，相信大多数人会感到很欣慰、很释然：毕竟全社会都宁愿相信，如此荒唐的一幕，不至于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发生。
然而一个新问题却出现了：既然西丰警方负责人言之凿凿，当地警方“没有警察进京抓人”，我们没理由不相信一个县级公安主管机关的说法，那么，进京抓人的是什么人？据《法人》杂志执行主编阮加文称，那些进入编辑部、要求带走记者朱文娜的人，不但声称是西丰县警察，而且向编辑部人员出示了警察证、拘传证。
按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七九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二八零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既然西丰县“没有警察进京抓人”，则这些以西丰县警察名义进入北京、进入《法人》杂志编辑部“执法”的人显然不是警察，而是冒牌货，假警察，他们所持的警察证、拘传证，也只能是“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非法得来的伪造品或冒充品，他们的行为，当然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
如果这一切都属实，则西丰县政府、县警方同样是这期事件的受害者。虽然他们对“不实报道”表示“愤怒”，虽然“西丰县警察”进京抓人当天，县委宣传部长李福禄和政法委书记周静宇也同时进京找报社和记者沟通，但既然县警方已澄清，人们自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二者的同时在京出现，只能是一种巧合，甚至不法分子的有意利用，以混淆视听，给西丰县政府和警方抹黑。
“县警察进京抓记者”消息的不胫而走，已给当地政府甚至国家的形象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这对于一贯重视负面影响消极作用的县政府、县警方而言，显然是不愿意看见的；假警察冒充真警察招摇过市，混淆视听，把浑水搅得更浑，把原本通过正常渠道可以解决的事情，闹到今天的地步，对社会之安定、之和谐，都是极大的损害。这些冒充警察的不法分子“执法”后扬长而去，人间蒸发，而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要让西丰县背黑锅。
于情于理于法，西丰县政府和警方都应该和包括《法人》编辑部人员的全社会一样（甚至更加），痛恨这些冒充警察、招摇撞骗的坏人，相信他们比任何人都会深切希望并积极配合，尽快把这些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破坏和谐稳定大局的不法分子找出来、抓起来，还社会一个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
………【加拿大中国文物展引发争议】………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会维多利亚市的大维多利亚艺术画廊，近期举办了一次中国古代艺术品陈列展，展品近500件，年代跨度自殷商至唐代，达2000多年，其中包括汉代鎏金铜龟镇纸、嵌绿松石青铜带钩、随葬陶俑、铜鼎、漆器、唐三彩制品和金银器、首饰等，据展品提供者宣称，全部展品估价约达400万…700万美元。展览自2007年11月23日开始，将在2008年3月2日结束。
照理说这样一次展览应能引起广大文物、艺术品和东方文化爱好者的积极评价和共鸣，然而展览开办至今，却引起一片争议质疑之声。
原来问题出在展品来源上。
2/3的展品来自乔埃。塔南博和托比。塔南博父子，这些堆满整整两个展厅的中国文物几乎都是近几十年来经非法盗墓者和文物走私贩子之手，流入塔南博父子手中的。虽然这对父子并非直接从中国窃取文物，但对于这些宝物的来路不正却心知肚明，甚至在不同场合予以公开炫耀，许多评论者质疑，如果说按照法律，在明知对方兜售的是赃物前提下仍然购买并据为己有，是一种协助销赃的违法行为的话，那么这对父子明知这些文物来自不正当渠道，仍持续多年大量购入，并堂而皇之拿到大庭广众展览炫耀，其行为实在算不得光彩。
塔南博家族是多伦多有名的富豪、实业家、慈善家和博物馆资助人，他们曾向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汉密尔顿美术馆、安大略省立美术馆等多家机构有偿提供展品。在加拿大，资助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事业可以享受相当程度的税收优惠，因此塔南博父子十分热衷举办类似展览，其屡屡展出各国走私文物的行为也多次遭到非议，此外，由于近年来中国文物市场价格走高，自2000年至今，平均价格已上升四成多，塔南博家族频频出展中国文物，也颇有待价而沽之意，他曾坦言，许多中国富人对购回中国文物很有兴趣，联系到近年来风传的温州“海外藏宝团”之类回购中国流失文物人士的活跃，他们的做法无疑是得到不少实惠的。由于参观者屡屡发难，塔南博父子此番都已“休假”为由回避，并且对各路质疑和反对不置一辞。
一些评论家更对大维多利亚艺术画廊的态度表示失望，该画廊不但允许塔南博父子把盗墓文物拿出来展览，还在画廊主页刊登广告，毫不隐讳地指出这些展品来自盗墓者，并以“了解中国古代各阶层人士的阴阳两界生活”为幌子招徕参观者，这种行为在他们看来，显然是与艺术场所的身份不相称的。
问题在于画廊自身手脚就不干净：这次中国文物展实际上是塔南博家族和画廊合办，1/3展品来自画廊本身，而这些展品来路同样不正，其中大多数属于孟席斯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上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当传教士，这些文物都是他们在此期间从盗墓者和文物贩子手中所购得。不但如此，画廊还接受了塔南博父子的馈赠：一匹据信是公元7世纪唐代所出的奔马圆雕，这件艺术品被作为该画廊东方艺术馆的镇馆之宝，安防在显眼的玻璃柜里，显然，在加中双方的司法合作长期陷入扯皮和僵局之际，画廊也好，塔南博家族也罢，都不可能在寥寥几声质疑和反对声中，停止这类对他们实际上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用“偷来文物”举办的展览会。
………【非洲的洋球场和土球场】………
非洲不少国家的城市、尤其首都，有一些很气派的体育场：水泥看台，塑料座椅，塑胶跑道，有的还有灯光设备甚至液晶彩显，从硬件上讲，可说并不逊色于国外一般运动场的水平。这些体育场大多是国外援建的，因此建造标准和规格都很高，有一些体育场，如1986年中国援建刚果（金）（当时的扎伊尔）、能容纳8万人的卡马尼奥拉体育场，在落成使用的年代，甚至中国本土尚无如此规模和设备的球场（北京工人体育场当时没有固定座椅，而上海体育场还未竣工）。
这些体育场的利用率并不高，除了一年一度的总统阅兵和一些政治庆典、集会，就只有非洲杯和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会安排在“洋球场”里。由于场租太高，非洲国家的足球俱乐部一般不会把主场设在“洋球场”，而会选择自建小得多、简陋得多，却也经济得多的球场：没有跑道，有的甚至只有一侧看台，却足以满足观众的基本要求；由于场地维护、保养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非洲属热带，植物生长旺盛，草皮保养，看台管护都需付出更大代价，因此许多财力有限的国家不得不尽可能减少“洋球场”的使用频率，以延长寿命，节约成本，如乌干达的全国性运动会通常不在设施完善的国家体育场、而在远离首都的国家体校竞技中心举行，甚至有一度，刚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