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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桥续桥】………
100个中国人中至少有80个，在听到“君士坦丁”这个名字时会联想到昔日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已成既往，但另一座君士坦丁——阿尔及利亚的古城，却仍是一片生动的天地。
这座公元前3世纪就已成形的城市被2800米长的鲁梅尔河峡谷分为新、老两个城区，新城区是平原，老城区却是一座奇特的天险：用石头城墙和尖顶堡垒环绕起来的城池坐落在近700米高的平顶山上，四周是笔直的峭壁和幽深的山峡河谷，只有几座雄伟古朴的桥凌空飞架，把城池和右岸的新城区若断若续的连接起来。据说，这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这些桥断了续、续了断的历史。
车在蜿蜒的盘山路上缓缓行着，大嗓门的卡皮里司机不时高叫着让大家往右看：右边，峭壁深峡间，不时能看到几簇难以辨认的石堆残迹，据他说，那些都是迦太基、罗马时代古桥的残迹，光阴荏苒，这些古桥多已变作残迹，只有一座奥斯曼时代的“魔鬼桥”，羞涩地隐身于西迪。拉希德大桥雄伟身影下，忠实地守护着被称为“烈士峭壁”的城墙。据说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君士坦丁每逢强敌来侵，就会断桥绝渡，据险死守，因此定都这里的土著王朝努米迪亚王国虽小国寡民，却在迦太基、罗马两大强邻觊觎下延续了500年国祀，1830年法国殖民者入侵时，民族英雄阿布杜尔。卡迪尔也凭此天险和法军周旋数载，逼得法国人两易统帅。可惜断桥并不能隔绝一切，最终法国人通过仅存的这座“魔鬼桥”涌入被他们称作“老峭壁”的古城中，卡迪尔也被逼退位，在欧洲渡过残生，魔鬼桥犹在，却也只能仰视头顶正上方，那座法国人1912年修建的西迪。拉希德大拱桥，这座高105米、最大拱跨70米的25座桥墩大桥蜿蜒于鲁梅尔河峡谷之上，车过大桥时，司机有意开得分外缓慢，好让乘客们领略这座与众不同拱桥的雄姿，湍急的河水在深谷中奔腾咆哮，据说，河床下两米就是罗马时代已闻名欧洲的温泉，我看不到，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大桥一端脚下逼仄的古巷、古朴的平顶石屋，和另一端法国人修建的老火车站，身边一个当地老人脸色凝重地轻声道，这座桥的落成让世代凭险自守的城里人突然明白，原来君士坦丁与外界，不过只有105米的隔绝而已。
1857年，法国殖民军所修的第一座桥、通往以殖民军头子命名的“内穆尔广场”的康达拉拱桥离奇坍塌，居民们曾拍手称快，但桥塌了，法国人却并未离去，7年后，桥修复了，从此再未塌过，毕竟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毕竟，已连同的就不应再隔绝，如今这座桥已埋没在高大的西迪。姆希德大吊桥阴影里，褪尽了昔日的风采，若非有人指点，驱车从姆希德桥驶过的我，几乎看不见它的踪影。
如果说康达拉桥是君士坦丁人心中的痛，那么姆希德桥就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骄傲，这座168米长的大吊桥一端是库沙赫城堡，另一端连接着凯旋门式的烈士纪念碑，是唯一一座可俯瞰全城的大桥，大桥两端，矗立着富有民族特色的、古城门状的桥头堡，1966年，客死异乡的民族英雄卡迪尔，就是从这里归葬君士坦丁，重返他阔别已久的故都的。如今城中，卡迪尔陵寝、故宫和清真寺尚存，他灵魂有知，看见城民对桥态度的变化，也当拈髯微笑吧？在修康达拉桥时，居民们拒绝合作，法国殖民者不得不全部动用士兵修桥，而几十年后，居民们却主动参与了姆希德桥的设计，他们明白，法国人终究是会被赶走的，但自己的桥却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在阿尔及尔我就买了几套君士坦丁的风光明信片，其中一张，兜售者宣称是“姆希德桥”，我也信以为真，等到了君士坦丁才知道上当：明信片上的吊桥是贝雷高吊桥，尽管许多外地人都把两座桥弄混，但当地人绝不会犯这种错误：这座吊桥是人行桥，窄得两人并行都有些拥挤，尽管它的轮廓线和姆希德桥几乎一模一样。在车上就听人说，贝雷高桥被谑称为“懒桥”，实地一看，果然不假，这座桥居然有电梯，行人可以从桥边电车站直接搭乘电梯上桥，可谓“懒”到了家。其实一点不奇怪，建这座桥的初衷，原本就是桥下几所学校的师生不愿兜个大弯去近在咫尺、却隔了条深壑的火车站，而提议修建的，既然目的在于与人方便，何不方便到底呢？
转下姆希德桥，绕过神学院，便是老城最神秘的地段了。这里的小巷曲折而狭窄，人不多，而且大多是游客，一座座颇有沧桑感的坡顶商铺排列在街道旁，戴白帽、穿大袍的埃拉吉一脸平和地招呼着寥寥无几的主顾，兜售铜盘、铜板画之类颇别致的纪念品。在小广场边的小饭馆里，一边吃着布斯布斯（奶油拌米饭），一边听活泼的伙计侃桥。伙计说，最初城里人并不喜欢这些桥，因为他们带来了法国人，可后来，火车通到了城外，货栈也好，学校也罢，都恨不得从自己脚下飞起一座桥，好让自己无须绕路，就能从捷径直通火车站，再从那里通向外面广袤的世界。“所以，后来桥就越来越多了”。
“那再后来呢？为什么不修下去？”从旅游手册里我知道，君士坦丁的最后一座大桥动工于1920年，在此后的近百年里，再没有新的大桥呱呱坠地。
“不需要了啊，”伙计笑了：“因为商店、货栈、仓库……大多搬到河对岸的新城去了”。
是啊，不需要了，从主动断桥到主动续桥，从主动续桥到走过桥对岸，桥都的人终于明白，天堑终有度，闭门不出，不会带来发展和平安。于是他们把整个城市化作一座四通八达的桥，而把这些千姿百态的桥，留给不远万里前来寻宝的我们。
………【高贵的阿富汗犬】………
在高原之国阿富汗，生长着一种身材高大修长、长着金色或淡褐色长毛、耳朵长而下垂，长尾尖部弯曲成环状的名贵猎犬，它有很多“小名”，如巴尔赫犬、俾路支犬、喀布尔犬等等，但当地人总是亲昵地称呼它“TａZI”。
其实这种犬最早并非阿富汗“土产”，它也许是地球上最早的家养犬品种之一，据传说，当年挪亚方舟上，被带上船的仅有一对犬，就是TａZI，姑且不说真假，但距今5、6千年，这种犬就生存在今天埃及的西奈半岛一带，当年亚述、埃及和巴比伦的王室里，都有它们高贵的身影，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挂毯上也能寻到它的踪迹。后来它随着欧亚商路被传到阿富汗，距今4000年的阿富汗砖画上已可睹见其芳踪。由于TａZI体毛浓密，耐寒怕热，极适合这里的高原环境，因此在当地很快安居乐业。几千年过去，生活在别处的TａZI由于串种，早已面目全非，而在相对闭塞的阿富汗，它们的血统却很容易地被延续，“阿富汗犬”也就真正成为阿富汗的特产了。
这种犬身高61…73公分，体重20…30公斤，身材匀称，速度快，反应灵敏，不论是凶猛的猎豹，还是狡猾的狐狸，都逃不脱它们的追踪，被认为是最出色的猎犬。然而有趣的是，它们却被称为“最不称职的看家狗”：因为长期养尊处优，它们养成了喜欢待在豪华宫殿或舒服房屋里面的坏毛病，让高贵的它们蹲在门口看家，它们是一定“罢工”的。就算打猎，它们也时不时发一发贵族脾气，所以猎人们千瓦记住——阿富汗犬是不会百分之百服从每一条指令的。
很多人都会抱怨阿富汗犬太“娇气”：要天天梳毛不说，还要特别注意，既不能让它整天待在屋里——因为它酷爱运动，也不能让它在野外活动太多——因为它喜欢豪宅，简直比伺候皇上还累，要不怎么是“贵族犬”呢！
其实阿富汗犬也冤枉得很：它们的毛太长又太细，一做剧烈活动就会纠缠打结，加上它们普遍遗传了过敏性体质，又喜欢运动，很容易导致身体不适，茶饭不思，并迅速消瘦——听好了么？它们不是架子大，是身体需要，无可奈何的事啊。
最初这种犬被阿富汗宫廷豢养，甚至宣布禁止出口，因此长期不为人所熟知，直到1883年，英国人ｃhrisTｅrrｅll偷偷把一对阿富汗犬带回英国，参加了著名的卡比克名犬挑战赛，一举夺得最佳表演奖，此后阿富汗犬名声大噪，许多欧美人千方百计得之而后快。如今阿富汗犬成为全球各大犬赛的常胜将军，也成为众多富豪名流的新宠，虽然许多五星级酒店“谢绝宠物入内”，但阿富汗犬却可堂皇入室：它们可不是一般的宠物。
如今即使一对品种不纯的阿富汗幼犬，也可轻松拍出12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售价，血统较纯正的正宗货色更是有钱也难买到。正因为它金贵且名声大，有人甚至打过“克隆”的主意，韩国那个名噪一时的黄禹锡，就曾声称自己“克隆”成功世界上首只克隆阿富汗犬“史卢比”，可惜后来证明，这是科学史上最大的骗局和丑闻之一。
………【肯尼亚：比女人更脆弱的】………
——肯尼亚部族暴力面前，比女人更脆弱的是“肯尼亚民族”
在暴力面前，女人的名字是弱者，非洲自也不例外。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ｃｅF）驻肯尼亚代表处1月25日宣布，自去年底总统大选争议引发的骚乱和暴力肆虐至今，对无辜妇女性侵犯，已成为这个原本和平稳定国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
据该代表处称，工作人员询问了许多逃到UNIｃｅF为保护难民所设帐篷营里的妇女和小姑娘，她们中许多人都宣称，为了远离生命危险和暴力，在逃难途中她们不得不用“性服务”，交换食物、保护，甚至仅仅“带她们一程”。
然而帐篷营并非安全岛，在这里，危险对她们依旧无时不在。UNIｃｅF发言人承认，一些“暴徒”常常趁月黑风高之夜，侵袭上厕所的妇女——不论长幼美丑——甚至一些男孩子。
由于在多数情形下，受害者因惧怕暴徒可能的报复，而对自己的受辱三缄其口，因此有关组织根本难以统计受性侵妇女、少女的确切数量，但他们一致断定，这些暴行绝非单纯的发泄兽欲，而带有明显的“政治暴力背景”。
为安置越来越多的难民，联合国已拨出120万美元特别款项，并由粮食计划署（Pａｍ）出面，在首都内罗毕、里夫特山谷（vａlléｅduRift）和西部地区建立了若干帐篷营，并提供基本食品和生活物资，而肯尼亚政府则倾向于将首都的帐篷营解散，但难民们激烈反对：他们惧怕回到家园，因为那里有难以预期的风险，作为难民这一弱势群体中最弱势一环的妇女，自然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比这些不幸女人们更脆弱的，是“肯尼亚民族”。在部族、血亲概念大于国家，酋长、家长概念大于总统的黑非洲，肯尼亚曾一度被认为是个优秀的例外：虽然有多达42个的民族，却没有绝对优势的“第一部族”，所有部族、甚至自愿留下的几千户土生白人都把肯尼亚当作“祖国”，把自己当作“肯尼亚民族”的一份子——至少在教科书和合众国际社的报道里这样说。和许多战后首批独立的非洲国家不同，肯尼亚在独立过程中曾经历“茅茅战争”的血雨腥风，暴力、仇杀、流血、毁灭，一度是这个东非国家日常习见的一幕，也许正因厌倦了流血和暴力，独立后的肯尼亚当局采用了温和的民族政策，甚至对土生白人也宽厚相待，因此尽管战后非洲充斥着政变、内战、骚乱和部族冲突，肯尼亚却风景这边独好，安详地渡过了自独立至去年底的44年历史。人们一度一厢情愿地相信，“肯尼亚民族”已牢不可破。
然而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肯尼亚仿佛不再有政府（基巴基和奥廷加互不买账，许多地方事实上已近乎无政府状态），也不再有“肯尼亚民族”了，有的只是基库尤、卢奥、卢希亚、卡伦金、康巴……一个个部族的名字，每一个政党，每一个政客和斗士，都在为部族、家族和个人特权而你争我夺，刀兵相见，在一场场愈演愈烈、没完没了的文斗和武斗中，可怜的“肯尼亚民族”脆弱如风中之烛，其生命力孱弱得仿佛还不如那些在暴力威胁下东躲西藏、泪流满面的妇女。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里夫特山谷和西部，救援组织的帐篷营里就已挤满了16。8万难民，更有至少6000人跑到了邻国乌干达的难民营中，其中多数为妇女、儿童，这些难民、尤其饱受屈辱的妇女们当然是弱者，当然需要救助和保护，但更应救护的，是已近乎昏迷的“肯尼亚民族”——如果他一直这样昏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