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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何来喜成了地主。他有土地２００多垧，马车２挂，牛马１００多头匹，猪七八十头。他共生有４个儿子。老大何明智，老四何明林。何明林自幼不喜学习，酷爱刀枪，而且善于交结黑白两道。何来喜打断了数条皮带，也没法子把他打回头。何明林长到２０多岁，登门拜访他的朋友已经拉不开桌，来人就添筷子喝酒吃肉，走了再送盘缠。何明林曾在一年里，宰杀家中的２０多头猪和１０余头牛款待朋友。何来喜的家，愣被吃瘦了。加上何家又连遭几场大洪水，当何寿君出生时，何家已经没落到需要靠打工为生了。何寿君是何明智的二儿子。当他１０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给地主扛活了。３年后，何寿君也走出家门，给地主“韩傻子”当“半拉子”。
何寿君从１０岁起开始摸枪。他当时的四叔何明林已经是江湖中有名的“老四哥”了。“老四哥”东屋招待官兵，西屋招待胡子，喝高兴了，东西屋互敬一杯酒，吃饱喝得了大家打着饱嗝，喷着酒气，哼着小曲，各走各的路。剿匪时，官兵朝天开枪，平时没钱花，就冲胡子要；胡子没子弹，官兵就给。“老四哥”十分宠爱胆大心细的何寿君。别人绝对不可以碰的双枪，何寿君可以随便玩。“老四哥”还教他骑射。“老四哥”是飞马百步穿杨的神枪手。他不仅能“十步装枪”，还能“两腿装弹”。“十步装枪”就是把枪零件兜在衣兜里，快走十步左右就能把枪装好搂火开打。“两腿装弹”就是仗打得吃紧的时候，用两个大腿弯压子弹，供两把盒子枪射击。７年后，何寿君一身的真工夫练成了。一天，他去松源买车，看见一个日本鬼子狂笑着把一个中国孩子掼到墙上，那孩子当时脑浆迸裂气绝身亡。何寿君气得牙齿咯嘣咯嘣响：“小鬼子，我一定要杀了你们！”不久，他参加了“老四哥”的队伍。
“九一八”之后来到松源的小日本不拿中国人当人，他们活剥中国人皮做鼓，奸淫中国妇女取乐，激起中国人强烈反抗。大家纷纷支持抗日的胡子。日伪军对这些村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伪满洲国时，日伪军要把杨家甸的人全部杀光。“老四哥”提前得到了消息，率众化装混在村民中。当小日本架好机枪就要射击的时候，“老四哥”一抬手，就把那射手的脑门打开了花，随后大家也弹无虚发，将２０多个鬼子和７０多个保卫团全部消灭。
１９３６年，松花江南北两岸的１０００多名胡子推举“老四哥”为大首领。“老四哥”率领众人驰骋大江南北，打鬼子，抢地主。何寿君就是“老四哥”旗下的一员干将。他报号“小河龙”，骑一匹风驰电掣的白色“鞑子马”（蒙古马），手使两把德国造盒子枪，很少枪响人不倒。他一共和日本鬼子交手２０余次，杀掉日寇多少自己记不清。“老四哥”恪守“十不抢”（喜车、丧车、邮差、摆渡的、背包行医的、耍钱的、挑八股绳的、大车店、僧道、鳏寡孤独以及单身夜行人不抢）的规矩，专门跟鬼子和富豪作对，他的队伍迅速增加到近２０００人。
一代义匪（2）
１９４３年，攻打白家面铺。“老四哥”率先跳进白家的院中，被白家的大小姐打死。众土匪也就散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光复”时，平时骄横凶残的鬼子，仓惶逃跑。老百姓拿着镰刀追赶报仇，他们搂住鬼子的脖子，使劲一拽，一个脑袋就飞落地上，２０来个鬼子就这样给报销了。
１９４７年“土改”，何家因为家业早已衰败，被定为贫农。“韩傻子”虽被定为地主，但并没有挨打。他平时经常给揭不开锅的人家送豆包和粮食。何寿君亲自护送他的儿子星夜逃出了村。
何寿君后来回乡参加渔业生产，他从小在松花江里出没，是有名的渔把式。退休后，他自费带领群众连续数年上告渔场场长贪污。他花掉了家中的所有的积蓄，为了凑盘缠钱，连家中的铁划犁也卖掉了。
何寿君老人晚年还保留当年的习惯，睡觉不脱衣服，坐在炕上的时候，一条腿耷拉在下边。他说，当年这样是为了跑得快，打得快。
２００４年４月，何寿君辞世，他的官司依然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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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套”的丁振礼（1）
一铺不足１０平米的小火炕，炕上放着一张没有油漆的小方桌，方桌两边面对面地坐着两个男人，正面坐着一位女人。他们正在吃午饭。桌上摆放着大葱、大酱，还有面饼。这是２０００年，我初次到黑龙江省某县采访时见到的画面。对于我冒昧的造访，他们感到突然。那女人一再解释，自己家没干什么事儿。经过再三说明，他们终于相信了我，也吐露了心声。
那两个男人叫彭玉春、丁振礼；那个女人叫姜桂荣。他们共同生活，和睦相处。
找到这一家，说来也真容易。那年春天，寒风料峭。
趁有两天闲暇，我出门寻找老地主、老富农等人物，以继续多年的专题创作。打车行进，乡路颠簸，我睡意顿生。斜眼看看司机，他的眼睛，似乎有了倦怠。瞅瞅路边阴森森的壕沟，就强打精神，与之闲聊。不经意间，说到我的目的。猛然感觉车子一颤，司机对我说，他的爷爷就是地主，而且健在。他们家，曾经是当地方圆几十里的大户人家。他还说，他知道有“拉帮套”的。我腾地精神起来，迅速掏出钢笔和记录本，生怕线索跑掉。就像古时挖参人发现人参后迅速用红线绳拴上以防人参土遁一样。按那司机的指点，又经过当地的一位老贫协会委员的证实，我驱车百里，直奔彭家。
其实，在我国的婚俗史中，多夫一妻的“拉帮套”现象，并不少见。旧西藏，兄弟共妻或朋友共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某些汉族区域，也有兄弟几人合娶一妻或另请男子帮助养家的现象，俗称“拉帮套”。“拉帮套”是借用东北地区赶车人的一种土话，意思是平时由一匹马拉的车，当载重较大时，就加套其他的马匹帮忙，这帮忙的马就是“拉帮套”。“拉帮套”这个现象曾经在东北盛行，黑龙江省的某县，旧称“三姓儿”，指的就是“拉帮套”家庭。当年，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的贫苦农民，纷纷“闯关东”到地广人稀但生存环境异常恶劣生产力水平又十分低下的东北地区求生。他们中的许多光棍无能力娶妻，而当地一些家庭又急需帮手却拿不出钱来雇工，于是“拉帮套”现象就自然地因为双方的需要，在贫穷的前提超越了传统形成了。在约定俗成的规矩下，“拉帮套”者无权拥有子女，即使孩子跟自己长得一摸一样。
１９４９年，１７岁的彭玉春身穿露棉花的黑布袄裤，一条扁担，担着全部的家当，从吉林晃哟悠悠地来到了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从小他就体弱多病，他的日子过得也跟他的身体一样有气无力。当年的小伙伴相继娶妻生子，他还是跟自己的影子为伴。直到３９岁那年，他才当上新郎。
姜桂荣也是个苦命人。她４岁丧母，剩下她和聋子爸爸相依为命。自打记事儿起，她就吃上顿没有下顿。在她１３岁那年，天降横祸。积肥时，她摔伤了，并且伤势出奇地严重，竟然卧炕不起。他的爸爸慌忙找来医生打针治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针口严重感染。由于贫穷，臀部溃烂也没有钱治疗，她疼得嗷嗷直叫，直到睡着；后来，伤口逐步增大，居然能塞进一个小拳头。他的爸爸，还是没有求借到钱。终于，她瘫痪了，连生活都难以自理了。祸不单行，１５岁那年，她的爸爸也去世了，剩下了她。
姜桂荣的堂姐扯帮了她。她１８岁那年，彭玉春托人提亲。她的要求只有一个：有饭吃就行。媒人满口答应。她出嫁了，但她唯一的要求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体弱多病的彭玉春，脸红脖子粗地支撑着家，可彭家的老少，一年还是要过１０个月左右饥肠辘辘的日子里。
后来，丁振礼来到了彭家。他是彭玉春的姑表哥，他们共同劳作，一块生活。起初，也有人指指点点，时间久了，有的人累了，有的人习惯了，一切都平静了。彭家的日子也稍稍有了改变。１９９５年，他们彻底对土地失去了信心，就离开土地，来到镇里谋生。彭玉春捡破烂，每月有５０多元的收入；丁振礼拴了挂毛驴车拉脚，每月有６０来元的收入，他们都很满足。有时，老哥俩也买上２两老白干，就着姜桂荣给炒的鸡蛋韭菜和油炸花生米等小菜，美美地喝上一阵子。
“拉帮套”的丁振礼（2）
转眼，他们３人都老了，孩子也长大了，愁人的事儿，就来了。大儿子要结婚，彭家拿不出钱来。丁振礼咬牙把驴和车都卖了，让孩子噼里啪啦一通鞭炮把媳妇抱上了轿。之后，他就和彭玉春一起背着口袋，到大街上捡了破烂。
２０００年春节，姜桂荣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罐头。那是亲戚拜年送时送的一瓶山楂罐头。让外孙子看见后，哭着喊着要吃，她就启开了，也跟着吃了两口。她说，山楂罐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品。那年，姜桂荣已经６０多岁。
生养１５个孩子的杰斯阿妈（1）
１９９９年冬，冰雪覆盖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白音塔拉乡。
在杰斯老人家里，她的老儿子张林一下掀翻了一只肥硕的内蒙细毛羊。不到１０分钟，热气腾腾的手把肉和羊肉肠就端上了桌。杰斯老人把我让到了上座，她１５个孩子中的１３个也围坐成了一个圆圈，张林依据蒙古人的礼节，给我送上了香气扑鼻的胸口肉。杰斯老人连连催我“大口吃，大口吃”。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３日，杰斯出生于内蒙古扎赉来特旗白音塔拉白音诺勒的一个贫苦蒙古族家庭。那里的许多草原早已退化，一些失去了草原世代以畜牧为生的蒙古牧民，就变成了农民。茫然中，他们已经坠入了贫穷，她的爸爸就是其中之一。
在杰斯１８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时全国人口还不足５．５亿。那年她也成了张龙的新娘。之后，张家的人口，与中国同步，进入了急速增长期。在２０年内，张家的１５个孩子接连出生，中国的人口已经###亿。
张龙，大她十岁，也是蒙古族。当时张龙被推为村长，他领着穷苦人，斗地主分田地，整天在外边忙活，根本不顾家。杰斯没有怨言，把男人拴在裤腰带上的女人，她看不惯。两年后，大儿子树鲁斯出生了，丈夫除了抱起儿子亲两口算是干了家务之外，还是一如既往地忙。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她虽说不清什么叫抗美援朝，但只要是丈夫做的，她就认为没错，就坚决支持，她毫不犹豫地捐赠了家里仅有的几元钱。
１９５７年７月，杰斯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她的丈夫被调到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白音诺勒公社当了组织委员，丈夫告诉她，那里有中国最好的草原；而中国则发生了这样更大的一件事儿：面对暴涨到６．４亿的中国人口，马寅初焦灼地提出了《新人口论》建议实行计划生育。但他遭到了批判，当时认为人多力量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对于这样的大事儿，杰斯根本不知道，她的眼睛每天都在相继出生的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二女儿身上，耳朵也充满了儿女们的喊叫声，每张嘴都跟讨食儿的小燕子似的，她盼望早点搬到呼伦贝尔草原。她知道，有草原，才有牛羊，才有手把肉，才有蒙古人的身躯和力气。蒙古人，怎么能没有草原呢。那年初冬，她们终于搬迁了。公社给的是两间小土屋，那屋四处透亮。她安顿完孩子，就拎起桶提水，挽起裤腿和泥，自己忙开了。那年冬天的严寒，都被阻挡在了屋外。屋里始终暖呼呼。当下乡在外的丈夫一身寒气地回到家里时，竟愣住了。
丈夫喜好交往，能交到她手里的工资，根本就填不满孩子们饥饿的小嘴。她算计了一个发展计划：先养猪卖钱，再买牛养家。她一下就买了８头小猪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饲养。一年后，猪出栏了。除了给孩子们交的学杂费，她真的牵回了一头母牛。
１９６９年，杰斯作了婆婆。当媳妇怯生生的管她叫“妈”的时候，她乐得合不拢嘴。第二年，她的大孙子出生了，她高兴得又是端水又是煮汤。不久，她的老儿子，也就是她１５个孩子中最后的一个也来到了人间。没有等满月，她就继续放牛运粪，收割牧草了。她的牛群在不断地壮大，到了１９７９年前后，已经发展到了四五十头。而此时中国的人口，早已增加到了９．４亿，按当时的说法就是“十亿人民十亿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