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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核查还发现，伊拉克可能一直储存着VX神经毒气、芥子气和其他化学制剂，该政权还在重建和扩大能生产化学武器的设施。
1995年，在进行了4年的欺瞒之后，伊拉克终于承认在海湾战争前曾有一个重点核武器计划。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海湾战争，伊拉克政权可能最迟在1993年就已拥有核武器。
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进犯伊朗，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萨达姆·侯赛因向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巴林和以色列发射了弹道导弹。他的政权曾下令对伊拉克北部一些库尔德人村庄15至70岁的村民格杀勿论。他曾对许多伊朗人以及40个伊拉克村庄使用毒气。
为配合布什的演讲，美国白宫在布什演讲的同一天公布了长达万字的《欺骗和违抗的十年：萨达姆·侯赛因对联合国的公然蔑视》的报告，列举了萨达姆的7大“罪状”：“违抗联合国决议、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压迫伊拉克人民、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拒不交代海湾战争战俘的下落、拒绝归还掠夺的财产、规避经济制裁。”
如果美国的指控全部属实，萨达姆确实罪不可赦。但实际上，美国的许多指控，如认定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等，是拿不出确凿证据的。2002年10月9日的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主张的疑点》一文： 人们对美国攻击伊拉克提出了2个疑点：（1）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直接威胁美国吗？（2）伊拉克在支持“基地”组织吗？
用生化武器“攻击美国本土”仅是…
生物和化学武器可以在无法核查的地下工厂中制造。不过要想让这些武器直接对美国构成威胁，还必须有导弹等运载手段。从当前的伊拉克导弹技术来看，尽管能把驻周边国家的美军纳入射程，但无法打到美国本土。
也并非完全没有通过恐怖组织和用无人驾驶飞机运载生物化学武器的可能，但这仅仅是揣测。正如布什也承认的那样，最具现实性的威胁是，在美军投入地面部队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时，伊拉克作为最后的抵抗手段而使用生物化学武器。
没有证据证明同“基地”组织有关 布什总统指出，“基地”组织的头目受到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保护，在伊拉克接受过治疗，此外，“基地”组织的成员在伊拉克接受了制造武器的培训。
不过这些情报都是被关押的“基地”组织成员供认的，至于这是否是“关键的证据”，人们的看法还不完全一致。现在还没有伊拉克直接参与了“9·11”事件的证据。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但伊拉克同阿富汗却并没有外交关系。
海湾战争后，美国不答应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伊拉克国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一再对伊拉克的空袭造成了平民的伤亡，老百姓的反美情绪高涨。在没有确定新的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框架的情况下，即便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也难以保证伊拉克的重建。很可能导致多民族、多宗教的伊拉克的分裂，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不仅国际社会对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提出质疑，即使在美国国内，反对布什政府对伊动武的呼声也从未停息过。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网络杂志）在2002年6月号刊登《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荒谬之处》一文，对布什政府提出的对伊动武理由进行了驳斥：来自伊拉克的军事威胁被大大夸大了 美国一直对伊拉克在过去10年中对中东地区的潜在威胁感到担心。而伊拉克的军队，包括它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20世纪80年代末要比它现在强大得多这一事实已经减轻了这种担心。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过去曾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当时他有足够数量的中程导弹，有一支能够起作用的空军，同时还有大量化学和生物武器及原料储备。然而，从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再到老布什政府的前半个任期，美国拒绝考虑伊拉克的任何潜在的战略威胁问题，它们竟然以公开的经济补贴和秘密的军事支持来姑息萨达姆政权。
伊拉克目前的武装部队的实力只有战前的1／3。尽管没有要求伊拉克减少其常规部队，但是它的武器被摧毁以及这个国家的经济困难已经导致现役军人大大减少。海军几乎不复存在，空军只有它战前的一小部分。伊拉克的军费开支只有80年代的1／100。
虽然伊拉克过去毫无疑问既生产了化学制剂，又生产了生物制剂，但是美国一直未能拿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伊拉克目前拥有生物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同时，也难以想像伊拉克的一架飞机，大概是某种无人驾驶飞机，能够以某种方式渗入邻国的领空而不被击落，更不用说渗入以色列的领空了。伊拉克的大多数邻国都有先进的防空能力，而以色列则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导弹防御系统。同样，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和发射器经历了海湾战争之后还完整无损。
以色列军事分析家梅厄·施蒂格利茨指出：“有人说伊拉克拥有带有有效的生物弹头的远程导弹，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没有人发现伊拉克拥有生物弹头。伊拉克不经试验就成功地研制能够使用的弹头的可能性为零。”
尽管不应该完全不相信伊拉克有可能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萨达姆在1998年12月的轰炸之前没有充分与核查制度合作，以及他后来断然拒绝合作这两个做法更可能是一名受到削弱的暴君采取的孤注一掷的强权行为，而不是表明伊拉克隐藏着任何可能威胁其邻国的武器的迹象。萨达姆的目标更可能是激起美国作出反应，从而利用阿拉伯国家对华盛顿双重标准的普遍怨恨。华盛顿对阿拉伯国家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一直感到惴惴不安，但同时却容许以色列拥有核武器。
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美国没有采取任何鼓励措施来鼓励伊拉克允许核查得以恢复。从一开始，华盛顿就清楚地表明，即使伊拉克与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全面合作了，也不能导致制裁结束。即使不恢复核查，依靠现有的空中巡逻和卫星监视系统看来也比一场全面的战争更加安全得多。空中巡逻和卫星监视可以确保伊拉克不能建造任何大型武器工厂，这种工厂只要一建造，就会被发现，大概还会被摧毁。
对伊拉克发动一场战争将是不合法的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该决议是在1991年3月通过的，它明确规定了伊拉克必须解除武装）是这个世界机构历史上最详尽的决议，但是它并没有明确规定执法机制。执法是整个联合国安理会的事，这是当政府违反这种决议的全部或部分条款时的一个正常程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和第42条，除非联合国安理会查明已经出现了严重违反其决议的行为，确定所有非军事执法手段已经用尽，然后明确授权动用军事武力，否则，任何成员国都没有权利用军事手段来执行任何决议。安理会1990年11月就这么做过，当时，它针对伊拉克继续对科威特的占领，通过了第678号决议，但是美国自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以来对伊拉克发动的每一次打击都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些打击开创了非常危险的先例。……美国一直坚持认为它有权单方面发动打击，这实际上破坏了集体安全的原则和联合国的权威，并且还可能助长国际无政府状态。
国际法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何时允许动用武力。除了前面提到的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之外，另外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允许成员国使用武力，那就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在遭受“武装进攻”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单独或集体自卫……直到安理会采取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要的措施”。如果伊拉克的邻国或美国认为受到了萨达姆的武装部队的威胁，这些国家中的任何国家本来是可以同安理会接触并提出理由来证明它们的安全为什么受到威胁的。伊拉克的邻国在1991年之后并没有这么做，这显然是因为它们并没有感到受到威胁。美国也没有这么做，因为这样一种说法将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
夹缝中的声音
“9·11”事件后，美国曾赢得全球范围内广泛的支持，人们普遍谴责把平民作为攻击目标、滥杀无辜的恐怖活动。美国的西方盟友更是有钱出钱，有兵出兵。盟友的大力支持使得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既有理又有利，摧毁塔利班政权十分顺利，既没有出现“大象踩蚂蚁”似的尴尬，也没有同前苏联一样陷入游击战的困境。可惜世事难料，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当小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论，继而将矛头直指伊拉克萨达姆之后，美国的联盟不再是反恐初期那样的铁板一块了。
首先是欧盟始终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欧盟担心，一旦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东地区就会出现难民外涌、石油危机、当地各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不稳等动荡局面。而欧盟正打算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建立共同市场，通过“南下战略”策应新一轮扩大，以推动大欧洲一体化进程。此时，如果在南翼出现安全和稳定上的威胁，的确有损于欧盟的战略利益。 其次是欧盟有关国家各有盘算，自家人又不一致。本来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是欧盟建设强大、统一欧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此次美国“倒萨”之战涉及各自国家的切身利益，虽然欧盟各国在几十年的一体化进程中不乏让渡主权的先例，然而“倒萨”之战牵涉过多，兹事体大，各国只能各唱各的调，谈不上什么“一个声音”了。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这次又是坚定地站在美国老大哥一边，布莱尔首相甚至说“不惜流血”也要和美国一起武力攻伊。法国由于在伊拉克有自己重大的经济利益，但又无力与美国“叫板”，因而强调要通过联合国授权解决武器核查和伊拉克问题，德国则干脆得多，就是反对动武。于是，以英国为一方，德法为另一方，欧盟内部围绕是否对伊动武发生分歧，一时间欧盟内部出现两条阵线，好几个声音。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亚欧会议上，以德国和法国为一方，以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为另一方，双方意见僵持不下，以致于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大庭广众之下不顾外交影响，相互驳斥起来。当时，贝卢斯科尼说：“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打击的不仅仅是世贸大楼和经济，而且还有它的心脏五角大楼。因此，我们欧洲人应当理解美国，联合国安理会应当立即通过一项明确的、有效的、包括对伊拉克动武条款的决议。”希拉克当即反驳道：“我反对强国攻击弱国的法则；在不知道应由谁来取代萨达姆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只能是一种盲动；至于说‘预防性打击’理论，它将导致世界各国都可以动用武力的风险；法国坚决反对单边军事行动，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有权按照议事规则作出相关决定。”欧盟内部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在反对者中，说“不”声音最响的当属德国。德美矛盾一度发展到领导人间明显表现出不友好的程度。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公开场合把布什形容成一个“爱好开枪的得克萨斯牛仔”，德国司法部长格梅林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竟把布什策划对伊拉克动武比作希特勒。而布什做得更绝，他给德国来个视若无物的漠视姿态，当施罗德再次当选后，他既没有按惯例打电话祝贺，也没有发贺电，大有“德国总理是谁无足轻重”的意思，狠削了一下施罗德的面子。
欧洲的惆怅与痛苦
本来德美关系不是这样的。“9·11”事件发生后，德国迅速表示将毫无保留地支持反恐大业。2001年11月，德国应美国的请求派出3 900名士兵参加反恐军事行动。二战以来，德国还从没向其他国家派遣过如此规模的军事力量。德国的大力支持也赢得了美国的感激，2002年5月，布什上任后首先访问德国，并在德国议会作了一场热情洋溢的讲演，用当时媒体的话说，是“将美德关系推向了新的高潮”。但是，就在此时，德美之间一系列矛盾显露出来，先是在成立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德国外长菲舍尔坚决拒绝美国提出的关于保障参加维和使命的美国士兵享有普遍豁免权的要求。然后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对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主席阿拉法特本人的立场突然发生变化，而且事前根本不与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国沟通。接着，就出现了上述对伊动武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德国本来就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