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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３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4）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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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绕过好望角（5）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