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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印证了中国侍妾与中东统治者及使臣婚配所生后裔的事实。他们确实是向韦拉扎诺问候的人。
韦拉扎诺离开纳拉干西特湾时的记录，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在这个港口的入口的中间有一块采自天然的，适合于建任何城堡或隘口的岩石，为了保持港口的安全，或者是用来祭天……我们将其称为‘活的岩石’（La Petra Viva）。”（3）韦拉扎诺记述的岩石与至今矗立在罗德岛纽波特（Newport）的一处公园里的圆塔上的岩石是一致的。该圆塔位于一个海角上，用于望海港。这个塔本身就是一个谜。游览者疑思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是否由陌生人已建了此塔。使我惊奇的是任何美洲殖民时代的建筑完全不可能处于孤立地位。若是作为制高点又不在要塞。又没有风，因而也不可能是风磨。历史学家们激烈地争论过此塔的始源问题。一派主张这一建筑是16世纪的磨坊；另一派认为是灯塔，约建于14世纪。两派相似的看法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一个比较早的建筑，若不是磨的话，可以改变成面粉储藏室。坚持磨坊观点的历史学家所依据的理由是第一位罗德岛总督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是一个财运亨通的商人。他提到了“我用石头建了一个塔”。
20世纪90年代初，以研究古代挪威人于公元1000～1500年之间在北美洲的活动而著称的丹麦委员会对该塔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1992年公布了调查和分析的结果，由此来证明此塔是磨坊的观点。（丹麦）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的约翰尼斯·赫兹（Johannes Hertz）所撰写的报告得出结论说是建筑师阿诺德（Arnold）1667年建造的。但是一位美国建筑学家卡尔森（Suzanne ）对此塔进行了小心翼翼的考查，最近她对上述证据提出了挑战（4）。她说她对上述报告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并发现该塔不是阿诺德1667年建造的。同时，她引用了4条特别的证据来支持其论点。
首先，她认为17世纪新英格兰所有殖民建筑都是英式度量单位—码、英尺和英寸—但纽波特（Newport）圆形塔没有一项度量单位采用英式。其次，她声称该塔周围的壕沟仅是17世纪建起来用于稳定早期建筑的。这本是持磨坊观点者的论据。其三，她提出丹麦委员会碳年代测定是根据一项新实验技术测量砂浆中二氧化碳气泡所含碳14量。测定的年代范围在1410～1970年之间，而丹麦委员会却将测定的时间确定为17世纪末期。也即该年代分析应适用于1409年以后的任何时间。最后，该塔是用压碎的贝壳制成特别类型的泥浆建成的，而不是殖民时代建筑者通常用的标准石灰泥浆建的。
以下记述了塔结构的细节，但无法说明其用途：
“第一层塔用作灯塔，这一层开的较大的窗户和火炉相联。这样从炉火中发出来的光在夜晚可以从南边的窗户中看到。其光就可以给进入纳拉干西特（Narragansett）湾的船只导航。向西开着两英尺高的窗户，从中发出来的炉火光线可以给陶尔希尔（Tower Hill）山脚下所在港口的船只导航。独具匠心的建造者在设计灯塔时……显然具有丰富的经验。”（5）
古代挪威人在10世纪末到17世纪就生活于格陵兰岛。格陵兰岛上没有木材，因而每年夏季他们航海到文兰（Vinland）—北美—采集木材，每年秋天返回。起初乍看，罗德岛塔狭窄的窗户和圆的拱形看似具有罗马风格。而且我最初的反应就是该塔是由古代挪威人建造的灯塔。要是可能的话，他们几乎可以深入远至南及纽波特（Newport）。但是古代挪威人几乎没有设计灯塔的经验，也不知道在海外修建灯塔。就我个人的看法，塔的窗户设计和安放位置较接近于宋代（公元960～1279年）的灯塔。这些灯塔是用来导航进入华南福建省剌桐（泉州）港口的中国和阿拉伯贸易的船队。中国船队中的许多船员肯定知道剌桐和那里的灯塔。因为中国宝船队时代，剌桐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港口。马可·波罗将其描述成：“不少船舶辐辏之所，诸船运载种种货物至此……我敢说亚历山大（Alexandia）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剌桐者，则有船舶百余。应知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聚积极多。”（6）
剌桐灯塔是纽波特圆塔的两倍，是五层而不是三层。两者的窗户极为相似，中央火炉的设计也相似。像剌桐的灯塔一样，纽波特的塔曾经也是用调匀的泥浆外裹着的。还有其他几项亦极相似。罗德岛塔是以灰色大石头为外表，建在八角形基座上的8根柱子支撑其上形成拱形，同似剌桐的形制。这种石料建筑是由各种形状的石头建成的。这些石头是用强力、持久的泥浆粘和在一起。不论在剌桐还是在纽波特塔的石头在建成了墙以后，再也没有动过。而且依据塔的尺寸说明其使用的度量单位和中国17世纪所有的度量单位是一致的：外直径是2丈40尺，内直径是1丈80尺（1丈=英尺；1尺=32厘米）。
第十三章 北美洲的定居地（3）
威廉·彭哈络（William Penhallow）教授是罗德岛大学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他对圆塔的用途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通过对天文准线进行一番研究，并发现看似随意打开的，且不对称倾斜（张开）的窗户侧墙构成了特别的天文现象，尤其与月蚀和四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时太阳的升降有关（7）。实际上这与明朝天文台和观测台的设计是一致的。在任何特定的纬度，根据冬夏至和春秋分日影长度来确定精确的时间。并且中国人观看月蚀时有机会观测到天空中的引导星。因此当他们回到北京时就可以确定纽波特圆塔的经度（8），正如他们在世界各地观测台所做的那样。
这样，该塔具有两个重要的用途。首先，用来确定留下来的中国海员和侍妾所建居民点的具体位置。由此他们可以被随后航海而来的宝船队发现并援救。其次该塔也用来做灯塔，指导营救人员安全地进入到纳拉干西特湾。现在该塔几乎被树木所淹没，但曾经其位于显眼的位置，而且是一个明显的地标，从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像剌桐的灯塔一样，该塔也有角度。这样燃烧的火光可以通过一侧窗户向过往的船只警告险情。而且另一侧窗户也起到导航的作用，引导水手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泊。
若是对纽波特圆塔所使用的泥浆进行一项分析，即可一蹴而就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泥浆中含有显著的区别成分—用来增加硬度的石膏和起到粘合剂的糯米，泥浆也可以确定时间。通过分析长城的泥浆，能确定唐、明时代不同时期所用的糯米和石膏成分，因而就可以知道长城每段所建时间。我曾要求纽波特政府部门允许安排对圆塔做一次分析，但被拒绝了。当然，对他们来说，其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好这个具有重要纪念价值的建筑物，而不是用它来做实验，但我希望我能劝说他们改变想法。这不仅可以确定泥浆的性质，而且也可以确定时间，尤其对明初时间更容易确定。
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国人曾在纽波特登陆过。他们曾到过比米尼岛，后到亚述尔群岛。而且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北美洲以前，有人为绘制地图在佛罗里达海岸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从比米尼岛到新英格兰，然后到亚述尔群岛的路线恰好就是一条横帆航海船在信风和海流没有到来以前航行的路线。第一批欧洲人到新英格兰时，记述了文明化的白皮肤或古铜色皮肤的妇女生活于纽波特附近的情况。她们穿着东方式的衣服，头发梳成小髻，如同中国人。所有这些证据表明，该塔更有可能是中国人建的。中国人已有数世纪建造灯塔和天文台的经验，而古代挪威人实际上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经验。纽波特圆塔面朝南方，正对着中国人借助信风和海流来的方向。古代挪威人从格陵兰岛向北航行，是逆信风和海流的，这对航海是无用的。
我认为韦拉扎诺在今天罗德岛的纽波特遇到的人只能是中国人。他们是周闻大船队海员和侍妾的后裔。他们知道该塔的经度，下批宝船队的平底船就可以直接航行到纽波特。很自然那些流落到那里的人们修建了一个灯塔，来引导援救者安全地进入到港口，以防发生周闻船队那样在加勒比海受到风暴的袭击倾覆的悲剧。周闻船队的几千男人和侍妾可能登上纳拉干西特湾的附近陆地。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话，那么有大量的依据还应该留存于纽波特塔附近的乡村。我至少期望找到一些石头，类似于中国人在其他旅途中所立的石头那样。
我开始在网上查寻能否在马萨诸塞找到雕刻的石头。立即搜索到戏剧性的结果，从该塔逆流而上到30英里就有著名的戴顿岩石（Dighton Rock）。这是一种独立式的、易辨别的、呈明显红褐色的岩石，测量的裸面高约5英尺，宽约11英尺。其位于陶顿（Tauton）河岸边，上有凿刻的痕迹。岩石顶部是一个葡萄牙十字和一头长颈鹿。在这一方面，戴顿岩石与佛得角群岛上的碑铭以及在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附近所发现的石刻有极为相似之处。我觉得在这个连续不断的证据链条上的另一个链接也有着落了。
对任何一位到陶顿河的探险家停留下来做个标记，戴顿岩石应是合乎情理的。它是该湾最大的岩石，位于今天的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的南边。任何一艘船沿陶顿河航行，可以到达其最北端。佩里·波因特之上，河流狭窄到200英尺以下，深度也降到几英尺。这就是陶顿河游艇俱乐部设在那里，而不是更北的原因。
一位叫丹福思（）的当地牧师在1680年首先对该岩石进行了描写。他也叙述了有关这个岩石的传说。这个传说变成了印地安人的民间故事：“于是，那里有一个木屋（和屋中有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们）游弋在阿逊奈河（River Asooner，后来被称为陶顿河River Tauton）上，他们同印地安人发生了战争，并赢得了全面的胜利。”（9）中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平底船称为“木屋”。诸如其他观察者，像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和佩德罗·诺福尔（Pedro Tafur）。后者是一位西班牙旅行家，他向达·康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见第四章）。在1421年，海平面要比今天低约六英尺。因而，那些被高水位覆盖的岩石除最高春潮外会在吃水线以上。当然要尊重和相信当地土生美洲老人讲的故事：
第十三章 北美洲的定居地（4）
“这个纪念碑是最古老的印地安人所敬重的。此碑不仅古老，而且质料也不同于其他碑……有些人猜测碑上的符号是象形文字（原文如此）。第一个符号代表没有桅杆的船和一些搁浅的失事船。第二个符号代表一个陆地的角，可能是一个带有半岛的海角，因而是一个海湾。”（10）
这个故事和早几周周闻船队所遇到的可怕经历是一致的。
丹福思（）1680年描写过岩石后，到1860年它至少已被描写过6次。当地船员带领游客到那个岩石，他们刮掉海藻探寻象形文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形文字越来越难以辨认，而传述越来越夸大且离奇。这几乎和丹福思的记述没有多大关系。这个岩石不管记录了什么信息，现已无法辨读了。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郑重地得出结论认为该岩石是属操非欧洲语言的人雕刻的。这些外国海员是乘着像屋子一样的船向河的上游航行的，并且用文字记述了失事船。后来，葡萄牙人发现了这块岩石，并在其上刻了一个十字。
我下一步查找当地历史学家的著作，以求获得更多的资料。纳拉干西特湾是朝向北大西洋的，并经受着严冬天气。暴风雪侵袭海岸时，居住在这个荒凉地区的当地美洲人，甚至野生动物都会到内陆寻找庇护所，来躲避最恶劣的天气。对中国人来说在海湾寻找到一处庇护所也是很自然的事，陶顿河就是最佳的选择路线。这是土著美洲人通向内陆的道路。因而对中国人来说，驶到该河可通航的最高点，也是合乎逻辑的。其点在戴顿岩石附近。突然起暴风雪时，这里可以给抛锚靠岸的船只提供庇护所。
20世纪50年代，佩里·波因特（Perry Point）开发房地产开始不久，发现了一大批旧建筑石料。这些房子具有一样的规格，建成十字形，用泥浆粘合在一起，而不是用土生于该地的蛇麻草和野谷。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没有人试图阻止房地产开发，也没有人安排进行广泛的发掘（11）。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中国人建造的呢？可惜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因为这些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