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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事件，朱棣亲自处死了不少。但在他们临死之前，其中几个高丽妃子理直气壮的侮辱他，讥讽朱棣的阳痿：“你已阳衰，那就是你的妃子与年轻太监私通的原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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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场霹雳雷霆（2）
朱棣看起来被老天所遗弃，失去尊严、多病和心烦意乱的老皇帝还面临正在增加的政治问题。紫禁城、漕运、宝船舰队和数百英里长城的修复，这些工程建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及引起在安南（Annam）和占城（Vietnam）大片的硬木林砍伐中爆发的起义。首次起义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爆发，由占城朝廷前国相黎季嫠（Le Qui Ly）领导，他篡夺了王位并实行改革措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他简化税收，对外国人开放港口，繁荣贸易，在占领地区对于损害农民富裕的行为加以限制，推行关心健康的措施，并且改造军队与吏制，从此国家用人惟才。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占城被中国的统治。占城将不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自主和统一的主权国家。朱棣派遣了一支军队南征，镇压叛乱，废黜黎季嫠并开始有步骤地清除占城民族自立意识。当地的文学作品被焚，艺术品被毁，中国的经典古籍要求在学校学习，汉服和汉式发型强迫占城妇女接受。本地宗教仪式被宣布为非法，私人巨款被充公，同时，继续掠夺林木。
另一暴动始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此次暴动由一贵族地主黎利（Le L’oi）领导，他是统治占城达360年之久的王朝的缔造者。其两次被明军击败，但每次都设法逃到丛林地带，继续战斗。尽管明朝投入众多军队，但是始终未找到黎利，也不能消灭掉他的游击队。
叛乱波及到整个安南和占城，红河（the Red River）三角洲（相当于今天的河内）南部所有的沿海地区，均发生叛乱。大量明军陷于丛林之中，耗费了大量钱财，挫败了锐气。叛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遇上精力旺盛又专制的皇帝，像盛年时期朱棣，是可以用残酷的手段来解决的。朱棣因家庭麻烦而增加了不少负担，镇压叛乱失败。而且黎利给中国军队以沉重打击，这是明朝曾经历的第一次失败。这对于中国人的士气和他们的皇帝来说是又一重击。尽管黎利直到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才明确占城正式独立，事实上在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7月）以来，朱棣已放弃了占城。
失去信心的老皇帝也失去了对大臣和中国本身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本来就存在矛盾，其实际上分为两派，各自为政。内阁控制财政、经济、国内事务和法令，而宦官统领武装力量并执行朱棣的外交政策。当处于权力之巅时，朱棣容忍臣子的批评，允许他们影响他宠爱的儿子和继承人朱高炽。事实上大臣们不赞成朱棣庞大的计划和他的外交政策以及将京城北部地区弃为荒地的做法。他们趁朱棣多病而权力削弱之机，希望太子朱高炽来彻底改变其父的政策。
外交危机加速了朱棣政府的瓦解。紫禁城大火后，蒙古统治者阿鲁台（Arughtai）意识到皇帝的软弱，便拒绝向明朝进贡。朱棣看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树立自己权威性的天赐良机，他将亲征阿鲁台。在年轻时，朱棣曾依靠快速的骑兵，智胜了蒙古军队。现在，他和他的宦官监军集结了近百万人和340000匹马、骡子的大规模的笨重的部队，缓慢而艰难的向北进入大草原。仅运送粮草供应庞大的军队，就需约177500辆马车。户部尚书夏原吉，一位理财能手，就是他为修紫禁城、拓宽大运河、漕运和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而对于最近的这次国家冒险，他直截了当地表明无法筹到钱。刑部尚书吴中也反对，两人均被捕入狱。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在那个可怕的一年的年末，朱棣失去了能干、忠诚并长期侍奉他的几位大臣。他的内阁就此解体。
就像大臣们所担心的那样，朱棣的远征惨败。而且，阿鲁台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八日（公元1424年8月12日），身心彻底垮了的朱棣死于追击阿鲁台的途中，享年64岁。人们将一些军用壶和军用锅熔为一棺殓之，将他运回火灾后萧条的紫禁城，按仪制，停灵百日。
朱棣的葬礼就像他的一生一样壮观。送葬队伍由老皇帝的忠实侍卫开道，上万士兵和官员簇拥着灵柩，缓慢地行走了两天，到达北京西北山脚宏大的帝陵—长陵。秋天的阳光透过薄雾，人们顺着两旁列有石像生的神道进入朱棣宏大的墓中，将其葬于其中。动物作为祭品祭祀他的列祖列宗，他的黄袍和盔甲随葬在身侧。有十六名嫔妃殉葬，活活和他埋在一起。地宫封闭时，濒死的妃嫔的哭声为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家与赌徒的一生写下句点。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元1424年9月7日），朱棣之子朱高炽即帝位。就在当天，他颁布了一道诏令①：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仓②〔长江一港口〕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只量拨人船护送前去。原差去内外官员速皆回京……民稍人等各发宁家。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黎木〔建船用的硬木〕只依洪武〔朱棣之父〕中例，余悉停。但是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所差去官员人等皆尽回京（10）。
朱高炽还下令立即释放那些被朱棣监禁的高级官员，包括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夏原吉立即采取措施以控制物价飞涨，禁止开采金银，稳定货币流通中非纸币的总量（纸币是中国人于公元806年发明的，几个世纪前它传入欧洲）。胡椒的价值就是中国人把它作为一种付款手段。当时，在国库中的全部胡椒被分发出去，一切奢侈品的购买被明令禁止，预算赤字大幅下降，所有西洋宝船上的耗费亦削减。中国境内物产丰富，那么，为什么要从国外购买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呢？（11）
第二章 一场霹雳雷霆（3）
勤奋又严谨的年轻胖皇帝对军事并无兴趣，他宁愿与他的高级幕僚们一起留在京城，也从不愿陪同他的父亲进行军事远征。他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溺，不可迟疑”。（12）他知道不必听信协助他父亲扩张、把中国带到灾难边缘的太监。
巨大的宝船舰队在海上漂泊了两年半之后，残存的船只于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公元1423年10月）份艰难地驶回故土。郑和的部下丝毫不知国内发生的重大变故，以为他们肯定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们的航行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到达了无数处未知之地，并不断地增加了他们的航海知识。然而，取代称赞的是返回的海军将领们被当前统治中国的那些人所唾弃。也许是郑和的影响力太大，仅他被赦免而未被削去官职，亦未当众受辱。郑和被迫退下来，成为南京皇家港的守备。在南京，他准许拥有豪华的府第，并继续建他的清真寺。
朱高炽只做了一年皇帝，死于宣德十五年正月初三（公元1425年），他的儿子朱瞻基即位。朱瞻基加强了他父亲的政策，中国社会恢复了和谐，但已转向传统的乡绅的统治。只要水利设施得到维护，农民就能丰衣足食和免于饥荒，很少要求经济或政治变革或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国家制度就像保存在琥珀中一样永恒不变。商人很少有政治权力，事实上，金融者和士兵也没有，外贸收入减少到占政府财政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朱瞻基准许郑和的告别性航行—最后一次去麦加的航行—但是随着1435年朱瞻基的死，彻底的排外开始了。停止所有西洋宝船，在一连串诏令中，第一个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视为海盗而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
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明朝政府顽固地坚持海外贸易禁止令。1644年，接替明朝末帝的清王朝则变得更为严厉。为了防止对外贸易和联系，清政府将南部沿海长70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焚毁，人口遣入内地。不仅造船厂不再使用，而且连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也故意毁掉。兵部的一名高级官吏刘大夏从档案中得到了航海记录，他宣称“三宝（郑和）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船队带回来的货物—“酱、邛竹、蒲桃、石榴、大鸟蛋”等类东西—是无用的。所有这些航海记录—“恢诡怪谲，辽绝耳目”—因此应烧掉。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向兵部汇报说郑和的航海日志和记录已“失”（13）。不仅最伟大的、珍贵的航海遗产将永远失传，而且外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将被清除。只有海盗的掠夺和走私活动才能使中国与外界联系起来。中国在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建立的殖民地被放弃而置之不管。
永乐十九年年底（公元1421年）始，中国历史开始倒退了几个世纪。朱棣、郑和以及他们的巨大宝船所留的遗产差不多彻底破坏了。他们曾航行到过什么海洋、看到过什么陆地、曾有何发现、曾建立过什么殖民地，对于这些，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再感兴趣。曾进行航海的船只未妥善保管而任其腐烂，航海日志和记录被毁坏。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于它们的记忆消除得如此彻底，就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当中国在她繁荣的航海业和科学文化倒退到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时期之时，其他国家则在崛起。但是，他们的探险家、殖民者和发现者均航行在朱棣的舰队投下的长长的影子里。
第三章 舰队起航（1）
阴间与阳间的明朝宫廷：皇帝安坐在道教神观的底下（上图），左右有文武官员各一名，两侧还各有一位守将。
通往北京近郊明十三陵的路上有成排的石像。其中包括武将（左上图）和高官，例如这里的宰相（右上图），以及各种强壮的兽类——外来的大象与中国神话中的祥瑞麒麟（下图）。
庞大的舰队未觉察到即将降临于中国的剧变，威严地向南驶过黄海，开始了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的航行。永乐十九年二月初二（1421年3月5日），即航行第一天的清晨，此时，舵手保持船的正尾对着北极星，导航员则用牵星板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导航员则保持整整24小时的正南向航行，然后再进行另一次北斗的测量。通过向正南航行，在第一天航行结束时，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距赤道南或北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因磁性变化来校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以及校正测速仪的计量单位。
朱棣的航海官员所使用的航行方法被当时极少的文献之一《武备志》（Wu Pei Chi）记载下来，并得以保存。这些中国的航海操作说明不知如何躲过官员的清查，其实它是一种船舶驾驶和海战的技巧手册（1）。有了这写在长而薄的纸条上的操作说明，为他们进行每一次定期航海提供了详细的方向，包括星星的位置、纬度、针位和沿航线能清楚地看见的岛屿、岬角海湾和水湾的地形描述。通过研究这些航海方向，不但可以推断中国人已航行过的航线，而且也可以推断他们航行的精确度和凭借星辰确定航线的能力。这部文献的价值不可估量。
北极星是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对于中国人，它在象征意义上和航海上都非常重要。天极被看作是人间皇帝神圣地位的对应词。官员、侍臣、仆人围在皇帝周围，就像别的星星旋转在北极星周围一样；侍从的服饰和他们与皇帝的接近程度，则表明他们的重要，如同“系”在北极星周的群星的亮度、颜色和定位。“圣人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西方天文学方法包含的原理首先被希腊天文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托勒密（Ptolemy）阐明的，其纬度是以赤道为根据的。在中国的天文学上，纬度并非由距赤道的距离决定而是由距北极的距离，即北斗星的地平纬度来确定。北斗星处于北极的正上方数万亿英里远的太空中，是一颗明亮而易辨认的星星。从北极观察，北斗星在观察者的正上方，地平纬度为90°或纬度为90°；当在赤道观察时，北斗星以0°地平纬度或0°纬度处在地平线上。通过测量地平线（地平纬度）与北极星的高度，能使导航员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