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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语。一般地说来，这都是例行公事，等皇上再下一诏敦请，做臣下的才可以勉为其难地接受，省得人家说“太热衷”。可是，在这个极其微妙的时候，孔孟之道的这一套虚礼，误了大事！
司礼监的另一个秉笔太监王体乾，非常想当这个掌印太监，就趁着这个空档，跑去找客氏和魏忠贤。
三个人嘀嘀咕咕，达成了一笔交易。由客、魏出招儿搞掉王安，在司礼监把王体乾“扶正”，但是将来王体乾这个“一把手”，要听秉笔太监魏忠贤的招呼。王体乾权衡一番，同意了。
这个王体乾，也是个利欲之徒。可惜王安也没把他看透，反而把他视为可信赖的朋友。
就这样，密室之内，三个龌龊小人商定了人事大计，要扳倒一棵曾经庇荫过他们的大树。
——恩还未断，义就绝了。看来，人心根本不是教化就能教好的。
那时，魏忠贤在内廷势力已渐大，外廷已有个别官员看好他的潜力，开始投靠了。给事中霍维华就是一个。霍按照魏忠贤的意思，上疏弹劾王安心口不一，说王安本心是想得到这个职务的，却为何要假惺惺地推辞？如果真的是病了，又为何有精神头到西山去游玩？
这本来是无事生非，可是脑子不转筋的天启帝居然就迷糊了。客氏看好时机，就在一旁吹风，说王安也确实是病得不能担大任，就让他歇了算了。
不知天启帝是真不明白官场老规矩呢，还是他体恤王安不易，居然就听了客氏的建议。王安没能等到第二次任命。这掌印太监的帽子，天启帝在考虑，也不妨就给王体乾戴上。
棋路在按照客、魏的布局在走。刚刚移动的这一步，彻底搞垮了大明一座长城。
如果王安不是这样低调，而是高调抢进，抓住这顶帽子不放，那么，天启身边，有能够主持正义的张皇后，外廷有刘一璟、韩獷、孙如游和即将到京入阁的叶向高等正直大臣，内廷有王安掌控，几股势力足可以把客魏联盟压制住。
可惜，正义占上风只能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轮回中才能看得出来。在很多时候，在一个个局部，往往都是正不压邪。这是什么道理？为上者为什么偏就喜欢奸侫、无才、谄媚之徒？说不清！也许这就是人性，任你有多少制度也挡不住。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王安尽管没有获得最高职务，但他人还在，他还长着眼睛。客氏在考虑这问题时，要更彻底一些。那就是，杀人必须头点地，否则就不要杀。
她向魏忠贤提出，只要王安活着，就终究是个危险人物，必须把他搞死！
魏忠贤稍好一点儿，毕竟没忘几个月前王安的救命之恩。要老主子的命，这得多狠！他还是犹豫，一时没有什么表示。
但是王体乾却坐不住了，他知道：不干掉王安，这顶帽子就迟迟戴不到自己脑袋上。
什么叫宫廷政治？就是狠心学！谁狠，谁赢。
王体乾已经看准了客、魏内心的微妙区别，就编了一套瞎话去说服客氏，连吓带忽悠，把客氏听得心惊，当下决定：一定要催促魏忠贤早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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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官场的一棵老树被他挖倒（2）
在宫中，彩凤门内有一间直房（办公室），客、魏每天在宫中，都要在这里相见。这日，屏去左右宫女后，客氏一脸严肃，说起了王安：“外廷若是有人救他，圣上一回心，你我谁能比得上西李（李选侍）？最终还不是要吃他的算计！”（《酌中志》）
她这样一说，魏忠贤才警觉起来，决意要杀掉王安。
这年七月，趁着有霍维华弹劾王安的奏疏，魏忠贤又发动“盗库诸阉”刘朝、田诏等上疏，为“盗宝”一案辩冤。天启皇帝不管这事。魏中贤便矫诏，革除了王安的大小职务，发配到南海子（现北京南苑）做最低等的“净军”，看守围墙和附近商铺。
王安一走，王体乾果升了司礼监掌印太监。朝中有人好做官，这绝对不假！魏忠贤一控制了任免权，马上就提升自己的心腹梁栋、诸栋、史宾、裴升、张文元，统统为秉笔太监。这些人，足够帮他打理宫里所有的事，包括帮他这个文盲“批红”。
王安去南海子后，开始还有一批忠心旧属跟着，能照顾一下他的起居。
可魏忠贤并不是让王安去养老的，他授意南海子提督太监宋晋，找个机会做掉王安。那宋晋是个长者，心地善良，哪里下得了手？魏忠贤见说了几次没动静，就干脆撤了宋晋，把盗宝案中被王安整肃过的刘朝，调到南海子去管事。
这刘朝原是典兵局官，后投到李选侍名下为心腹，在盗宝案中被王安修理得够戗。同案中有几个人运气不好，已经被处死，刘朝、田诏等侥幸脱罪。他们自然是对王安恨之入骨。
小人复仇，那是要挖地三尺的！魏忠贤想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刘朝到任后，果然凶恶。他先是遣散了王安的随从，禁止王安和家人联系。三朝老宦，立刻落入十八层地狱之中。
刘朝故意罚王安做苦工，今日遣他去某园劳动，明日遣他去某铺干活，又不给饭吃，就想活活折磨死他。
可怜一代老臣，饥饿难耐。附近村民有看不过去的，偷偷送他一块糕、一张饼，但一旦被监视者发现，就是一顿喝斥。
王安挺不住，偷着拔了篱笆下的萝卜，藏在袖里，晚上拿出来狼吞虎咽。
如此，又是数日不死。
刘朝为了向客、魏表功，等不及了，于九月二十四，授意手下将王安勒死。此外还有两种说法，即放狗咬死和“扑杀”。扑杀，就是用麻袋盛土，活活压死。《玉镜新谭》上说，王安死后身首异地、肉喂狗，真是何其惨毒！
大树扳倒了，枝枝蔓蔓也一并清除。王安名下的一干太监，惠进皋、曹化淳、王裕民、杨公春等，也受到株连。各个挨了一顿酷刑后，被发配南京鼓楼打更。还有王安手下的管事、文书等一干人，则尽数被害死。
这时候的天启帝究竟知不知道王安的下落呢？据后人分析，天启帝虽然糊涂，但断不能同意将王安贬至南海子。估计他是没工夫过问这位老内臣，就是偶一问起，魏忠贤大概也以“病故”搪塞了过去。
大树倒了，倒得竟无声无息。
王安这一死，魏忠贤眼睛猛地一亮：客巴巴的见识绝非女流，内廷这不是全部摆平了！
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扬眉吐气的日子到啦！
魏忠贤是个苦出身，发迹之前没少受折辱。这些老账，今朝全都要清理。那个在他去四川的时候告了他一状的徐贵，就被他找了个名目害死。
据说，当年在四川把他倒吊起来的矿税总监邱乘云，也是他搞死的。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撤消全国矿税，邱乘云此时也回了京。魏忠贤已是秉笔太监，特地派了一个外司房太监李茂春去南郊迎接，邱乘云便顺手赏了李茂春30两白银。
魏忠贤听说，禁不住流泪，说：“当年我被徐贵坑害，他仅仅才送我十两路费！现在这么随便一赏，就是给我的三倍了！”说罢，叹息不止。
时过不久，邱公公也死在了魏公公的手里。
内廷官场的一棵老树被他挖倒（3）
自此之后，魏忠贤一帆风顺。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十二月，他又兼了惜薪司（负责宫中柴炭）、供用库（负责宦官食米）、尚膳监（负责御膳、宫内伙食）的掌印太监，此外还掌管了皇店“宝和店”。
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末，魏公公又兼管了东厂，更是气焰万丈。在衙署内挂匾，上书“朝廷心腹”。皇帝更是赐密封章一枚，令其有事上奏可盖此印加密，恩宠无以复加。
他在自己身边，也很快培植起一批强悍的爪牙。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徐文辅，皆死心塌地之徒。
魏忠贤虽是个睁眼瞎，但记忆力极好，他掌管国家中枢政务，居然也有独特的一套。文件他看不了，自有王体乾等五人每日替他批答。这伙人一大清早就起来上班，批完奏疏和内阁拟票后，由王、李、石三人轮流念给魏忠贤听。王体乾主要负责讲解。魏忠贤听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再与几个人商议。
等到皇帝早上起来上班，还是那几个人念给皇帝听，凡是需要改动、批驳的，他们早就在奏折上掐了指甲印。念完后，由王体乾提出建议，某处应如何改，某人应如何处分。
天启帝略作考虑，就亲自提笔修改。魏忠贤则根据记忆，对不同的上疏人或褒或贬，添油加醋，以左右皇帝的情绪。
即便如此，魏忠贤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每天晚上夜宴结束后，都要专门到客氏的直房去，两人密商，检查白天各项处理是否妥当。
这么一搞，每天在向皇帝汇报时，王体乾便不假思索，随口能答出“某票可以”、“某票应改”，居然也井井有条。
他们创建了一个类似内阁的机制。为了专权，也不怕累，数年如一日绝无疏露。外廷的大臣们对这批阉党发起的任何攻势，都会在这里消解干净。
但魏忠贤确实又是一个文盲在治国，这并不是夸张。按例，天启皇帝即位后，为了避皇帝的“名讳”，各衙门的印章上凡是有“由”“校”两字的，都要改铸。而东厂有一方大印有犯讳的字竟然四年了也没改，外人也不敢指出。后来刘若愚发现，报告给魏忠贤。这位魏公公听了，怔了怔，道：“真字（楷体）我尚不识，这印上的篆字怎能识得？”
然而这样的事，并不影响他牢牢把持朝政。
大明注定有此一劫——魏忠贤这架绞肉机，到此时，才不过是刚刚转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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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上个荒唐皇帝是他的至福（1）
魏忠贤的得势，我们看到现在，大致可以看明白了。总结起来，就两条：一是运气好；二是策略对。
策略方面，前面我已经讲到一部分。无论是客魏联盟，还是魏忠贤的那个“宦竖内阁”，在应付政敌方面，谋划都相当严谨。先打哪个，后打哪个，对方的软肋在哪里，一清二楚。出手的步骤也是经过协调的。尤其客氏，虽是女流，但记忆力又超越魏忠贤之上，所出计谋，滴水不漏。
甚至当今有史家认为，魏忠贤在史上留有如此之大的恶名，唯客氏不为人知，是不公平的。
相比之下，他们的对手虽然很强大，但整体上失于粗疏，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赌命的战役。史载王安“器宇严毅，鹤立昂宵”，刘若愚更是高度评价他“读书极博，品极高，守极介，性极为骨鲠，有大臣风”。这是一个中国古代罕见的好太监，可是这些优点，并不能保证他的胜利。在###中，疏忽、超然与过分的宽容，都是他的致命弱点。
移宫案发生后，他与外廷的联系似乎也不十分紧密了，未能形成内外联手的一个遏制机制。结果，身为两代皇帝之辅，却首先被击溃。王安冤死后，尽管有熊廷弼、邹元标、杨涟等人为之泪流不已，但已于事无补。朝中有过一些议论，也被天启帝的一个禁令“王安处分已久，外廷章奏不得牵入”给压住了。（《明熹宗实录》）
外廷对一个内侍的援救，固然有一定难度，但王安毕竟是拥立两代皇帝的大功臣，廷臣如果事先有警觉，或在王安被贬后掀起较大舆论，悲剧也可能不至于发生。
运气好也是魏党崛起的一大关键因素，这样说绝不是宿命论。
他们最好的运气，是碰上了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儿皇帝。
魏忠贤是看着天启帝长大的，知道这小家伙是个什么货色。魏忠贤所拿出的“惑主”招数，全都是因人而宜的。
朱由校登基这一年，虚岁才十六，小时候父亲的地位不稳，所以受的教育不足。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对他有过“至愚至昧”的评语（《明清史讲义》）；朱东润先生更是称他为“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陈子龙及其时代》）。两位泰斗的评价影响至深，以至于在当代很多谈论明史的书籍上，都能看到“天启是文盲”的说法。
这当然是苛论。天启帝虽是大明十七朝皇帝中最不具治国才能的一个，但说他是文盲，还是冤枉了。他受过一定的教育，特别是登基后更是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平时能自己批答奏章、票拟，也能给臣下题扇，这都是有记载的。
不过，他确实没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匆匆忙忙就继了位。问题大概就出在这里。他对政事不大动脑子，比如移宫案发生时，他的是非观还非常清楚，而案件一过，立刻倒行逆施，近乎忘恩，所以后来有人指他为白痴。
其实他和他的前辈有几个皇帝一样，不过是懒得当皇帝而已。他的兴趣，大部分在于玩木匠活儿。《三朝野记》等书里说他“好盖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