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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潅挤进来之前，内阁中就已经先走了一位东林骨干——孙如游。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帝在位时，他因抵制郑贵妃谋封皇后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在移宫案中，他也是个主张撵走李选侍的坚定分子，因此上了魏忠贤的黑名单。在杨涟被挤走后，魏忠贤就瞄准了他。
但是，孙如游在个人品质和为官上是个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受魏忠贤的指使，几个言官就在他的入阁程序上做文章。孙如游是由天启帝“特简”（直接任命）入阁的，没有经过“会推”（开会评议）。言官们就说他的任用不合法度，要他走人。
其实，皇帝“特简”阁臣，在前代就有过很多先例，并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只要任命得当，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这次言官的攻击，只抓住“不合惯例”这一点不放。
而且，东林党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比方，同是在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左光斗，竟然也加入了反对孙如游的行列。为了标榜公正无私，他强调：“如游去，而天下晓然：不得以私意用一人，不得不以公议去一人。”（《明熹宗实录》）
这样，孙如游就非常被动了。同时他也不愿跟魏忠贤之流较劲，于是先后十多次上疏求归。
倒是天启帝还明白，下诏说：“累朝简用阁臣，都是皇帝说了算，前论已明，如何又无事生非？”
他说得没错。嘉靖、万历两代的内阁中，就有张璁、夏言、徐阶、李春方、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许国、赵志皋这样一批名相，都是“特简”的，干得很不错。不知为什么到了孙如游这儿，就成了问题。
到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由于讨厌耳根子不清静，皇帝最终还是把孙如游免了，但是给的退休礼遇很隆重。
孙如游一走，下一个轮到的就是刘一璟。
刘一璟人品也很好，怎么会成了靶子？事起沈潅这个花花阁老。
沈潅支持开内操等诸多劣迹，引起了言官的普遍不满，对他交章弹劾，弄得老沈焦头烂额。在方从哲退休和叶向高回京之间，有几个月内阁实际上是没有首辅的，只有刘一璟的资望最高，目标也最显眼。沈潅不思己过，反而怀疑是刘一璟在幕后发动，于是就授意给事中孙杰上疏攻击刘一璟。
这下可把刘大人给冤枉了，因为刘一璟自恃清白，从来就不跟言官勾搭，甚至连好脸色都没有。言官们对他怨声颇大，不可能给他当枪使。
——小人之心，你真是防不胜防。因为疑心，就要干掉人家。即便冤枉了又怎么样，冤枉好人又不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好人不会心狠手辣，也不会报复），所以就放心干他娘的。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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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3）
刘一璟之所以被锁定为目标，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刘一璟曾经向天启帝当面申奏，要求驱逐客氏。因此，搞掉刘一璟，肯定在客、魏的计划之内。
此外，刘一璟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天启帝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的名义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的这些老账，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帝对刘一璟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他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璟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帝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刘一璟，字季晦，江西南昌人，也是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帝即位后入阁，在拥立天启帝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当时外有刘一璟、韩獷、周嘉谟，内有王安，人们普遍认为大明朝总算中兴有望了。哪里料到，刘一璟的板凳才坐了一年多，就坐不稳当了！
最让刘一璟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乌龟王八蛋跳出来，刘一璟心里很明白，这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士大夫的一贯观念，最恨、也最怕人家说自己进身不由正途。勾结了宦官，这是一个很大的污名。刘一璟不得不连上四道疏为自己辩解，并按惯例要求解职。
魏忠贤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连忙矫诏：准予刘一璟致仕回乡。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在外廷，大家都把形势看得很清楚：须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面说服天启帝，坚决挽留刘一璟。
这个任务，唯有刚刚回到内阁的叶向高能胜任。可是叶向高并不很积极。
他对刘一璟有误会。
本来刘一璟是个心胸坦荡之人。在方从哲去职后，按例是应由刘一璟递进为首辅。但刘一璟坚决不干，要把首辅位置留给将要回来的叶向高。
这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大人却完全不能理解。
早就投靠了魏忠贤的霍维华、孙杰，偏巧正是叶向高的门生（叶是他们考进士的主考老师）。两人不断在老师面前搬弄是非，为魏忠贤粉饰，对刘一璟大加诋毁。他们说，刘一璟对叶向高的复出非常嫉妒，很不情愿让出首辅的位置。
三人成虎，此乃万古定律。如果有一百个人对你说，秦桧这人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你也会慢慢生出好感来（不过，历史上也有天天说好的，形象却越来越差。是何原因，待考）。
叶大佬本来就不是激烈之人，受了门生的蛊惑，对魏忠贤抱有幻想。他不是看不到客、魏坐大之势，但总想以“调停”来解决问题，不想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对刘一璟则冷眼旁观，尤其这个时候更不想出手相救。
他还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比他清醒，跑去劝老师说：刘一璟乃国之栋梁，如何能坐视其被逐？宫中诏令，可不必听。
叶大佬问道：天子有诏，怎能不听？
缪昌期疾言道：师翁如能出面一争，则局面可为之一变，且可挫魏阉气焰。如听之，则矫诏一次，去国家重臣一次，他日又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得叶大佬默然。
他后来终于去说了情，天启帝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是刘一璟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三月，刘一璟算是体面地致仕了。
刘一璟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斗争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璟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魏忠贤的志气。过去，魏忠贤还不大敢挑战内阁，现在，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4）
当然，阉党也并非一帆风顺。沈潅作为阁臣，被刑部尚书王纪点名责骂，老脸丢尽，他马上就进行报复，把王纪牵进辽东经略熊廷弼冤案中，导致王纪被削籍为民。
这样为非作歹，朝议对他就愈加不利。
叶向高此时也认识到刘一璟是个君子，霍维华说的那些都毫无根据，于是想为刘一璟出一口气。他很巧妙地对天启帝说：沈潅与王纪互相攻击，均失大臣体，如今只斥逐王纪，如何向公论交代？
首辅有了这样的说法，就意味着：沈潅的板凳也坐不稳了。另有阁老朱国祚也以此理由求去，认为自己不能与沈潅这样的家伙做同僚。人际关系搞得这样僵，沈潅只好求去。在刘一璟走后，他也离开了。
沈潅回到家乡湖州后，过了一年就死了。他这是走得好，也死得好，毕竟活着的时候还保住了体面，没有等到被崇祯皇帝上台后追究。
就在刘一璟离去的同时，东林党的另一员大将、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被阉党逼走。
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那个小角色——兵科给事中霍维华。
这个霍维华，是北直隶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进士，曾任金坛、吴江县令。应该说，他在当吴江县令的时候，还是个挺有良心的好官。他发觉地方上的徭役有轻有重，富户与穷人苦乐不均，便率手下对各乡地亩逐一清查，编造图册，防止隐瞒或遗漏徭役，并除掉了酷吏，以减轻百姓赋税负担。
变化是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开始的。霍维华有个内弟叫陆荩臣，在宫里当宦官。通过陆的引荐，他认识了魏忠贤。此后，这个原模范县长就以一个恶徒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了。
当年魏忠贤与王体乾达成交易，要干掉王安。这中间需要走一个程序，即外廷要有一个人出面弹劾王安，魏忠贤他们再通过矫诏或进谗言的办法，把王安贬黜。
王安是一位老资格太监，在外廷要找一个人来参他，很难，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头。
恰在此时，陆荩臣听到消息，就来鼓动霍维华下水。
霍维华权衡了利弊，两眼一闭，跳了下去。因此王安的死，与他也有关。东林党人对他既恨又蔑视。霍维华在外廷无路可走，只能更加死命地靠住魏忠贤。
吏部的人对他不屑，把他给外放，调任陕西佥事。这一调动很技巧，也可以说是整他，也可以说是正常调动。
霍维华当然只有一种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这是东林的阁臣刘一璟和吏部尚书周嘉谟在搞他。
事实也是如此。这个周嘉谟确实是个容不得小人的组织干部。他和杨涟一样，也是泰昌、天启两代皇帝的保护神，在两次危机中立过大功。泰昌以来，他一面大量起复在万历年间因“争国本”而被罢官的正直人士，一面对三党分子施加压力，把他们大部分逼走。
至于拿开霍维华，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不认为霍维华算个什么东西。
但是，这一动却激怒了魏忠贤。那时外廷里肯不要脸依附魏忠贤的人很少，霍是“首义之士”。如果调到了陕西，等于断了魏忠贤在外廷的一条线。
这不是打狗欺主么？魏忠贤决定反弹。
于是他“阴嘱给事中孙杰，纠弹嘉谟朋比辅臣，受刘一璟指使，谋为王安复仇”。同时还弹劾周嘉谟举荐辽东巡抚袁应泰、监军佥事佟卜年失察，导致辽阳失陷。那一时期对后金作战失利，跟袁应泰指挥无方有关，袁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任用袁应泰的，是前首辅方从哲，跟周嘉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两条都是诬陷。但是天启帝并未申斥孙杰的胡言乱语。这就意味着，皇上认为事出有因。周嘉谟感到名誉受到损害，只能提出辞呈。
魏忠贤还是那一招，矫诏。同意你的请求，走人吧！
就这样，一个堂堂部院大吏，竟不能自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十二月，一手创建了“众正盈朝”局面的周嘉谟，很窝囊地走了。
东林堡垒开始一个接一个沦陷（5）
三党的“失地”，由魏忠贤来收复。小人们的额头开始放光了——他们看到了一颗大救星。
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1）
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魏忠贤的阉党已渐渐有了一点儿模样，网罗到了一些重量级人物。与书生气十足的东林党阵营比起来，阉党倒更像是一个“党”。
这两派势力，都渗透在有关的国家机构中，其主要人物都同样受到天启帝的信任，而且从整体来看，东林党把持的国家机构还要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两派的“组织结构”和斗争路数很不一样，所以阉党得势、东林失利应说是必然的。
首先阉党有一个核心班子，其决策与行动步骤都控制在以客、魏为首的核心手里，大小爪牙都要经过授意才发动攻击。他们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先经分析判断，再定下决策，所以无论是在扩张上，还是“定点清除”上，都显得很有计划。
其次阉党的进攻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可以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一切以干倒对方为最高原则。这等于是“泼粪战术”，对于正人君子来说，最难应付。
反观东林党，则是一盘散沙。人数虽众，步调却很不一致。往往是在受到攻击后仓促上阵，各自为战。东林党人又素来标榜“清流”、“正派”、“无私”，因此在同伴遭到攻击时，有人为避嫌，竟不能出手相救，甚至在局部问题上，还会出现自相残杀的现象，令亲痛仇快。
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做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