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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梗熬拍晡薰Α薄＃ㄇ濉げ榧套簟蹲镂┞肌肪�29《宦寺列传·王振》）他一怒之下犯了法，被判充军。恰逢成祖朱棣这时候想招一批有学问的阉人，任务是教宫内妇女识字。王振看准时机，毅然自宫，进了紫禁城。
这人一开始就有野心，不甘心当妇女扫盲教员。后来终于让他等到机会，宣宗时候，皇帝要提高宦官队伍素质，在宫内设宦官学校“内书堂”，王振有幸成为学员之一。因他以前基础就好，很快便脱颖而出，宫中都尊称他为“王先生”。宣宗欣赏王振的文采，任命他为东宫“局郎”（太子宫中太监设有六个局，局郎为下级宦官），陪侍太子朱祁镇读书，深受信赖。
太子继位为英宗，王振由此得以擅权，闹出了好大动静，不少王侯公卿都称他为“翁父”。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他心血来潮，诱导英宗亲征瓦剌，闹得明朝50万大军全军覆没，让堂堂大明皇帝当了战俘。他也被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当场一铁锤砸烂了脑壳。
正德年间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太监，遂改姓刘。他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进宫后，凑巧侍奉太子朱厚照（也就是后来的武宗），大受宠信。朱厚照继位后，刘瑾数次升迁，最终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领袖内廷。
他专擅朝政，动静也是闹得好大，奏章都可以晚上拿回家去自己批，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后来他栽倒，被判凌迟之时，从他家中抄出“金二千九百八十七万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余万两”，其余珍宝无算。（《明史纪事本末·补篇》）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将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不仅留名后世，而且扬名国际。
没有“下边”的奇特一群（3）
综上所述，这两个人的发迹，除了他们富于心机之外，还得有三个条件：有文化，有野心，跟对了人。
这三点，魏忠贤一条也不具备。他小子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当宦官不过是为了躲债、谋饭吃；进了宫后辛辛苦苦30年，到最后跟的人也不大对，跟了一个在“移宫案”中倒了霉的泰昌帝###李选侍（西李）。
他是怎么在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新皇帝暴死之后，摇身一变乌鸦成了凤凰的？他是怎么在蹉跎多年之后，一脚踏上了时运快船的？他是怎么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众正盈朝”的不利条件下，稳扎稳打最终赢了一把大满贯的？
看来，所谓“正奇之道”、“顺逆之理”、“福祸之机”，真是深不可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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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的苦藤上结出一颗苦瓜（1）
好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下面我们从河间府的穷乡僻壤说起，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出了个搅乱大明天下的巨奸阉竖的？
有人会说，穷乡僻壤远离繁华，无五色迷目，无妖冶乱心，出的应该都是淳朴乡民啊。不错，桃花源里是出良民。但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魏忠贤，就是明代肃宁县涝洼地里出的一个大大的刁民。
我倒是认为，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穷到了一定程度，出淳朴之民和出绝对刁民的概率都很小，最容易出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低素质国民。
大明朝刚立国的时候，出淳朴之民的几率倒是最大。因为，朱元璋想要建立小农理想国，迁徙豪强富户到京师和凤阳，战前的产权一律不认，不许富豪再多占田。农民不仅有田种，政府还鼓励小农开荒种地，谁种了土地就归谁。国家赋税劳役不重，朝廷也很抓了一番教化，大环境有利于出良民。
朱老皇帝还亲自写了圣谕“二十四字令”，教育小民要“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其实这就是乡约了，是明代的荣辱观。政府还安排残疾人，敲着梆子走村串户地宣传。工作做到了位，老百姓自然安分守己。
到了魏忠贤出世的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情况早不一样了。什么和睦乡里、各安生理，那是“白头宫女说玄宗——往事休提”了！
那时候肃宁县的老百姓，跟全明朝的人民一样，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地可种。因为河间府离京师近，明末皇室和勋臣贵戚都愿意在这里圈地占田，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占下的田，就是所谓的庄田，也叫官田。万历年间的《河间府志》载，官田已占一半还多，余下的民田又多属富户，穷老百姓早先的地，因为赋税越来越重，大伙撑不住纷纷破产，早就给卖光了。
失地农民只有租官田来种，一亩交三分银子田租，灾年也不减不免。官田的租金高，租官田来种，丰年也仅够吃饱肚子；一到灾年，不卖孩子那简直就活不了。
河间府的老百姓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给国家养军马，即所谓的“官马民养”。这办法是从宣德年间起定下的。指定的养马户，五户养一匹，选一户为“马头”；五十匹为一群，选一户为“牧长”。一匹母马，一年要向国家交一匹马驹。养马户免交田租，而且还可以在官家草场上放牧。这办法看起来是挺不错，利国利民。可是，要是把马养死了要赔，交不出马驹则要拿钱来顶。而官家草场呢，早成了庄田，只能在自家地上种草。地里种了草，那吃粮朝谁要呢？
到这时候，再装淳朴那就是傻子啦。小民活不了，就卖房子卖地卖孩子。要是还撑不住的话，就男的逃亡、女的改嫁、胆子大的去当车匪路霸。
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河间府梨树村的魏家，也是一户小农。就这样的环境，出了个魏忠贤，还真是顺理成章。要是出了个陶渊明，那才是奇哉怪也，不符合因果规律了。
话说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大正月，月底，天气已略见暖的时候，魏忠贤呱呱坠地。
他的早年身世，史书里记载很简略。因为是恶人，又是阉过的，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王侯将相，所以正史只是一笔带过。倒是一些小说家言，描述得五花八门，多少能品味出这苦孩子的真实状况。
首先说生下来之后取的名，其说就不一。有说叫“魏四”的，这很有可能。因为古代的农民没文化，喜欢按排行或者按本家同辈大排行，以顺序数为名。
但也有说因那一年是戊辰年，故魏忠贤的老爹给他取名“辰生”。
还有更离奇的，说是潴龙河这一带庄稼院儿的风俗，生了男孩不是请教书先生或乡绅取名，而是要“碰名”。孩子生下三天后，老爹要在神龛之前烧上香，供上鸭梨、麻糖、大馒头，烧纸磕头，求老天爷给赐个好名。然后就出门去“碰”，在第一时间碰上什么东西就取什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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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的苦藤上结出一颗苦瓜（2）
比如，碰上娶媳妇的花轿路过，就叫“双喜”；碰上当官儿的路过，就叫“富贵”或者“财旺”；碰见人家扛粮食的路过，就叫“满仓”；碰见牵马的就叫“家驹”……碰见好事物，就能叫个吉利名，将来肯定能成材。碰见不吉利的，取了丧气名，一辈子便出息不了。
魏忠贤在自家排行老二，他上面还有一个长他10岁的大哥，叫魏钊。这是史书上也留了名的人物。魏钊是后来改的名，一开始也是“碰名”取的名。那日，他老爹刚一出门，一只大绿蜻蜓就撞在了脑门上，老爹心里一阵儿叫苦，只好给大儿子取名“青蚂螂”。河北、北京一带的土话，把蜻蜓叫“蚂螂”（读如“妈浪”，后一字轻声）。
名不是好名，果然人也就笨，据说魏青蚂螂念了一年“社学”（明代的乡村小学），戒尺挨了无数，连《百家姓》也背不下10句来。这臭名字就这么一直叫着，直到快70岁时，老弟魏忠贤发迹成了“九千岁”，皇帝给魏青蚂螂封了“锦衣卫千户”，在写诏书之前才改名叫魏钊。取意“一手攥钱、一手拿刀”，有钱又有势力。
魏老爹给魏忠贤“碰名”的时候，因有了教训，曾经再三诚心许愿，结果一出门，看见一条大黑狗正抬腿撒尿。得！只好取名“黑狗”——魏黑狗。
这是小说家言了，聊博一笑。
其实魏忠贤打小时起就是有学名的，叫魏进忠。后来随娘改嫁，继父姓李，所以又改叫李进忠。这前夫之子李进忠，过去南方的叫法是“拖油瓶”，北方乡间的叫法是“带胡鲁子”。也有人说是魏忠贤切了命根儿进宫以后，怕给祖宗丢脸，才改姓李的。不管怎么说，都能看出其身世之苦。
到天启二年，皇帝开始看好他，给他赐名“忠贤”，并恩准恢复原姓。他从此才以“魏忠贤”名世。
他的名字改来改去，叙述起来就不大方便，所以本书从现在起，一般情况就一律叫他魏忠贤，省得麻烦。
关于魏忠贤的爹妈姓甚名谁，什么的干活儿，也有各种说法。比较权威的一种，是明代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里说的，魏忠贤的老爹叫魏志敏，老妈姓刘，古代底层妇女名字一般不传，就叫刘氏。夫妻二人以务农为生。
刘若愚是个很有点儿来头的人，一生遭遇极富戏剧性。他原先是万历年间司礼监秉笔太监陈矩的手下，因为陈矩是个好宦官，所以刘若愚也跟着受了不少正面教育，擅长书法，颇有文才。
陈矩死后，刘若愚改属李永贞的名下。这李永贞，是天启年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著名的魏党人物，也是魏忠贤在内廷的第一心腹。后来，刘若愚渐渐也混成了秉笔太监，当然仍居于李永贞之下。
刘若愚虽然因这层关系成了魏党，但他良心未泯，对魏忠贤的恶德败行多有腹诽，只是不敢明说罢了。
据说有一次，天启皇帝和魏忠贤一干人等，叫了戏子来，在大内看戏。皇帝年轻、也随和，就叫魏忠贤点戏，唱什么都行。魏忠贤一肚子狗粪，哪里说得出个名堂。刘若愚在一旁就趁机提议，不妨演一出《金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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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恰恰就在这里！《金牌记》讲的是秦桧陷害岳飞的“风波亭”的故事。戏里讲，岳飞被十二道金牌追回，遭诬陷枉死后，老贼秦桧夜夜梦见岳飞父子三人前来索命，不能安生。于是，秦桧便与老婆王氏一起来到西湖灵隐寺，烧香还愿，超度岳飞亡灵。他还告诉岳飞的在天之灵，说“莫须有”不是他秦桧的主意，而是皇帝赵构的损招，求岳大人切勿怪罪。
哪知道，秦桧夫妇在寺里遇到了一个手眼通天的疯僧，在壁上题诗，把当初秦桧夫妇商量如何陷害岳飞的悄悄话，给揭了出来，把一对狗男女好一顿戏弄。
台上演戏的梨园子弟，见大奸贼魏忠贤在台下，又点了这么一出戏，哇，靠！都兴奋异常，豁出了命去演，临时加了不少唱段和台词，把戏中的秦桧糟蹋得不成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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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的苦藤上结出一颗苦瓜（3）
台上演得空前投入，把台下的天启小皇帝看得乐不可支，一个劲儿喊赏银子。
只有魏忠贤如坐针毡——宋时秦桧冤杀了抗金名将岳飞，魏忠贤那时也刚好冤杀了原兵部尚书兼辽东经略熊廷弼。他只觉得台上的戏子句句都是在骂他。想要让戏停下，又碍于是皇帝亲口御点的，没奈何只有干挺着。
待到后来饰演疯僧的演员信手写了一首七律“藏头诗”，递下台来给众人传看。天启皇帝接过，旁边有那认字的太监把奥秘念了出来，每句顶头的一字，连起来念就是“久占都堂、闭塞贤路”。魏忠贤不禁勃然变色，再也忍不住，借口泻肚子上厕所躲了出去，等散戏了才回来。
魏忠贤看《金牌记》受辱这件事，立刻悄然传开，闹得连民间都知道。
后来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魏忠贤败死，崇祯皇帝钦定逆案，给魏党261人定案。大太监李永贞在这个集团中，列为二等同谋罪第四名，几乎仅次于首逆，被砍了头。刘若愚紧随其后，名列二等罪第五，也应论斩。
有人在这时候想起了旧事，上疏给崇祯说，刘若愚曾劝天启帝看《金牌记》，意在规劝。崇祯询之宫人，果有其事，于是免了刘若愚的罪。刘若愚这才拣下一条命来。
后来此人著书《酌中志》，其中有专章叙述魏忠贤的行迹，翔实可信。今人研究魏忠贤者，亦多有所摘引。
据《酌中志》介绍，魏家在肃宁县乡下原本有几亩薄田，生活勉强可过得下去。又据小说家言，魏志敏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32岁时生了魏忠贤，之后由于家中人口渐增，生计陷于困顿。魏志敏只好进县城打零工、卖艺，挣钱养家。刘氏留在家里当留守女士，伺候庄稼，农闲的时候就织布纺线，换些零钱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