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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大不幸是,作为东林首脑人物的叶向高,是一个圆滑官僚。既缺少战略眼光,也没有霹雳手段,一厢情愿地以“调停”做为主策略,错失了决胜的最佳机会。更重要的是,他由于在野而未参与“移宫案”的护驾行动,在天启皇帝那里分量不够,这也使得他做事不免缩手缩脚。
在魏忠贤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东林党人没有想出任何有效的反制策略,只是希望天启帝能秉公裁断。可是,批红权是掌握在魏的手里,“上裁”基本上等于是魏在“矫诏”。因此,东林人士一遇攻击,就只能求去,以“无私”而示天下。看起来是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实质是无抵抗地败退下去。
这样的仗,打起来是很窝囊的。
偏巧东林党遇到的又是一个永不言和的狠角色。
天启二年中,沈潅走以后,魏忠贤由于已经尝到过内阁“有人”的甜头,觉得很不适应。内阁没了耳目,干什么都不方便。于是就考虑,如何才能再打进几个楔子进去。
老天也真是帮助他,想什么就来什么。这一年的十二月,内阁大佬叶向高上疏,请求增补阁臣。
这时的内阁,除叶向高之外,尚有韩獷、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等人。按照明朝惯例,只有“独相”——内阁仅剩一个人才是不正常的,两人以上就算正常。因此现在的人数并不算少,完全可以不补。
不知叶大佬脑袋里转了哪一根筋,就在这恰当的时候,给魏忠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机会。
魏忠贤当然不会放过,他立刻对天启帝来了一通“可行性论证”。
天启帝办事是不经脑子的,魏爱卿说行,就行呗。他下诏,让有关大臣“廷推”,就是大臣们讨论一个候选名单,皇帝从中挑选。这是明朝的民主集中制,介于“会推”和“简任”之间。
魏忠贤马上展开活动,以便让自己的爪牙也能列入名单。
大臣们议好的名单上来了,依次是孙慎行、盛以弘、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
这里边,打头的孙慎行、盛以弘是东林党的,后面的顾、魏二人是阉党人物。孙慎行为官清正,备受阉党的敌视,在七月里刚刚告病还乡,属于“在籍”(保留公职)人士。这次仍高票当选,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样一来,阉党的提名就有可能白提了,因为皇帝的任命要充分尊重民主,按次序从排名在前的人中选几个。魏忠贤一听这结果,急了,马上就去找天启帝忽悠。
天启帝天天跟魏忠贤玩,已经习惯了言听计从,而且相当配合。果然,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正月十八,任命书下来了:是前三个落榜,后三个入阁!
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2)
这嬉皮士皇帝的作风就是不一样啊!倒是魏忠贤怕舆论太大,建议把他认为“不作恶”的东林党人朱国祯也补进来,以防人之口。
叶向高顿时傻眼了:怎么会这样?
他连上两疏,要求天启按照大明祖制,按次序先任用孙慎行、盛以弘。
天启帝没理他。祖制又怎样,你能让老祖宗他老人家从南京孝陵里爬起来吗?
不能。那么我就说了算!叶阁老,很多问题你还不明白:大明的国号还是大明,可是很多东西都已经演变完了。祖制,那不就是一些印刷品吗?
他传谕外廷,不许再就此事上奏,否则重治!
顾秉谦、魏广微这两个家伙,是公认的庸劣无耻之徒。他们俩和沈潅还不大一样,沈潅与魏忠贤是互相勾结,有点呼朋引类的意思(连客氏都可以资源共享)。而顾、魏两人则是地道的奴仆。这两人当了阁臣,魏忠贤插手外廷才算真正成功了。所谓的“阉党”,到此也才算是初步成型。
这时候的魏忠贤,对于将来如何全面控制朝政,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蓝图。——把傻子摆在那种高位上,也会聪明三分。
把楔子打进内阁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二月,魏忠贤又把天启帝忽悠好了,开始把触角伸向军队。他借口为皇上了解第一手边情,派死党刘朝(跟他一起盗宝的那个)率领45人,持甲杖、弓矢、白银、布匹来到山海关,犒赏将士,了解军情。
大学士、督师孙承宗是天启帝的老师,为人正直而有计谋。他上疏劝阻说:太监观兵,自古有戒。将领士卒只顾着逢迎这些太监,必然放松边防。如果这一批来的人无法阻止了,那么也应下不为例。但天启帝对此也是不予理睬。
魏忠贤此举,是在向天下示威。他的气焰已高到了一定程度。
就在这个月,经过魏忠贤的活动,被贬在外的陕西按察司使郭巩奉召回朝,恢复了原来的给事中职务。
郭巩投桃报李,回来后立即上疏弹劾熊廷弼,并连带攻击曾经荐举熊廷弼的人。御史周宗建愤而反击,说郭巩这是在“阿附权珰”。两人互相辩驳,话越说越激烈,把魏忠贤等人完全牵了进来。
天启帝的反应比较迟钝,没有就此事发话。
魏忠贤这时地位已稳,本不怕一个小小的御史说三道四。但是,他为了激怒天启帝,给周宗建以惩罚,就带着几个太监到天启帝面前哭诉。魏忠贤年轻时喜欢文艺,到现在也还很善于演戏。他泪流满面,捶胸不止,请皇上允许他剃发出家。
天启帝终于被这眼泪所打动,怒而下诏,切责周宗建胡说八道,准备动用杖刑处罚。叶向高等人闻讯,都吃了一惊,连忙上疏说情,才得以免。
紧跟着,又有御史方大任上疏,揭发魏忠贤在西山碧云寺预建坟墓,其制度超越皇陵。这样的事,在古代是一定要杀头的,但是天启帝也不理。
这次对魏忠贤的攻势,是东林党人近年来比较激烈的一次,但是完全不起作用。相反,从这件事后,凡是廷臣有攻击魏忠贤的,天启帝都要发怒。他的态度,已经明显倒向阉党,对东林党人越来越无情了。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十二月,魏忠贤更上一层楼,受命提督东厂。此时他的权势之大,在国中已无与伦比。他是实际上的司礼监首席太监,同时又提督东厂,有了直接的侦察、生杀之权。由于东厂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特务机关,除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都在其监视之下,这就意味着,全国任何一个角落,今后都将处于魏忠贤的掌控之中。
魏忠贤受天启帝宠信迄今已有三年时间,天启帝到今天才把这个权力给他,一是说明天启并不是完全没脑子,他一直在考验和观察魏的“忠诚度”,非常慎重地对待此事;二是说明到如今天启帝对魏忠贤已完全放心,准备把整个大明朝都交给魏去管理了。
而天启帝自己,则可以尽情地玩游戏。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天启帝还特地为他赐名“忠贤”,魏本人同时也有了一个字,叫“完吾”,不知道是哪个拍马屁的文官替他取的。完吾,就是要当“克己复礼”的完人了,可见他胸中的格局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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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决战之前的短兵相接(3)
有明一代,像正德皇帝那样胡闹的混蛋皇帝,尚且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天启帝则完全不把皇权的安危当回事。在魏忠贤开内操之后,御史刘之凤曾上疏发问:“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这就差一点儿没把话说白了,但天启帝根本不听。这个傻皇帝假如能活得长久,还真难预料能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的局势,对东林党来说已是黑云压城。连叶向高也察觉到了危机正在增长。魏忠贤下一个定点清除的目标,就该是叶自己了。刘一璟走后,内阁补进来的是两个混蛋,叶阁老孤掌难鸣,不禁深悔,不该不听缪昌期的话。
刘一璟刚走的时候,叶阁老还有幻想,盼望天启皇帝的气一消,就会召回刘一璟。现在他明白了,只要魏大珰在,刘一璟就绝无回京的可能。唇亡齿寒啊,一向温吞的叶阁老也有些愤怒了,他上疏皇帝,质问道:客氏出宫,尚可以去而复来;顾命大臣难道还不如一个保姆?
魏忠贤知道这是在挖苦他,心里一阵冷笑,当即就把叶向高定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但是当时内阁还有韩獷,吏部还有赵南星,魏忠贤“惮众正盈朝,伺隙动”(《罪惟录》)。
——等着吧,剩下的这几个,我早晚也要收拾掉!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1)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这是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年份,大风起兮,四海不宁。对于大明高层的三大政治势力——皇帝、阉党和东林党来说,这一年的开始,不是什么好兆头。
年初一,长兴县的民众起事,烧县署、杀县官,四海为之震动。
二月,日赤无光,天气异常,华北一带地震,连皇帝住的乾清宫也摇摇晃晃。天启帝受了惊吓,竟害起病来。
三月,杭州兵变。五月,福州又兵变。
魏忠贤方面,上一年渗透外廷大获成功,一气连扫东林多员大将。依附于他的一帮干儿干孙们见老爷子实力可观,都想借这尊神荡平东林。于是纷纷吓唬老爷子:“东林将害翁!”(《明史》)
魏忠贤做贼胆虚,知道东林已视自己为死敌,深恐遭到反弹。细数朝中,仍有叶向高、韩獷主持内阁,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把持部院,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当道言路,哪个不是对他虎视眈眈?
东林党这面,眼睁睁看着魏忠贤羽翼已成,权势远胜过正德时的刘瑾,内又有客氏相助,依恃上宠,力可拔山,怎能不忧心忡忡?眼看再退的话,就是全线崩溃,但想要反击,强弱早已易位,胜负也很难料。
成败兴衰,必有一战。
双方蓄势已久,到天启四年,终于一触即发!
事起吏科的一次人事调动。
二月,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年任期已满,要升至另一职位。吏科的这个官职很重要,是组织部门的监察组总头头,明朝时俗称“科长”。品级不高,权力极大,在干部任免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程科长一走,空缺应按照职务次序,由给事中刘宏化接替。如果刘能够正常接替,则一天阴霾化为乌有,两派恶斗不至于这么早就爆发。不巧的是,刘宏化此时正遇到父丧,在外地出差路上直接就回家守孝去了(丁忧),须离职三年。他做不成这科长了。
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马上把这消息通知了他的同乡好友阮大铖。阮此时也不在京,正在老家探亲,按次序是应由他来顶上。
阮大铖,字圆海,怀宁人,万历年间的进士。他属于东林党一系,和左光斗、魏大中的关系都甚好,但为人浮躁,官瘾比较大,名声不是太好。在家乡一接到消息,未等假满,他就风尘仆仆赶回了京城。
但是事情阴差阳错地有了变化。吏部尚书赵南星、刑部右侍郎高攀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三个人都对这个人选持有另外的意见。因为本年稍后一段时间,将有一次例行的“京察”,在京察中,吏科都给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阮大铖显然不是合适人选。
干部调动,还是赵南星说了算。于是他另选了性格刚直的工科给事中周士朴出任这个职务;而准备让阮大铖平调至工科,顶替周士朴调走后的空缺。
但是天启帝没有批准这个推荐人选。有些史家认为,这是因为阮大铖没有升成官,愤而投靠魏忠贤,从中作了梗(见《明史·左光斗传》和《三朝野记》)。
事实上,阮大铖此时与魏忠贤还没有什么瓜葛(想投靠也不会这么快就见效)。
周士朴的受阻另有原因。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周曾多次上疏攻击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侵权,影响了地方行政。还有,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六月,曾发生过千余名宦官喧闹工部大堂、为索取冬衣的事侮辱工部尚书钟羽正的事件。又是周士朴上疏斥责宦官跋扈,为钟羽正鸣不平。
这两件事,足以惹恼魏忠贤。在魏的鼓动之下,天启帝把吏部意见留中,不予答复。
吏部见皇上迟迟没有发话,知道周士朴不合上意。没办法,只好又推荐阮大铖。
这次批复得很快。但是阮大铖得不偿失,因为这么一折腾,全天下都知道他阮大铖实际上是不够格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定:从这次蹊跷的任命过程上看,这家伙一定是投靠了阉党。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2)
阮大铖因得官而名誉扫地,不能自安——以东林分子而投靠阉党,这无疑比小人还卑鄙!在古代,官员就是再坏,也多少要点儿脸,假如名声太臭,一般是干不下去的。像前面提到的沈潅贵为阁老,但最初与魏忠贤交结时,也不敢公开化,只能偷偷摸摸。至于阉党的公开化,那还是在后来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