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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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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口烁金的压力太大了!任职还不到一个月,阮大铖终于顶不住,请假回乡了。这个位置又空起来了。
  赵南星考虑到下次“京察”将是与阉党的一场恶战,吏科的领军人物应该是一个硬骨头,于是又推出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来顶这个空缺。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是浙江嘉善县人。年轻时,他曾受业于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的进士。他出身贫寒,生活简朴,一贯注重名节。中了进士之后,也还经常徒步去拜访客人。在行人司任“行人”时,奉旨出使藩国或到各地慰问,都不惊扰地方。他在京中任职却不带家眷,家中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人一上班,家门就紧锁。想对他行贿的人,都畏惧他的清正,谁也不敢上门。
  他在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曾经两次与周朝瑞上疏弹劾沈潅,内容涉及客、魏。阉党对之相当忌恨。
  吏部尚书赵南星很欣赏他的为人,常与之议事。魏大中也经常趁机向赵推荐正直的人士,因而他在东林党内威望很高。由于他写的奏疏逻辑严密,说理清晰,就连“三党”人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
  阮大铖在家乡听说是魏大中来接了他的职位,更加窝火,疑心是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几个人在联手搞鬼。他痛定思痛,决定与东林诸人反目,从此投降阉党,出这一口恶气!
  但是“投降”也得有门路才行,阮大铖找到了好友、刑科给事中傅櫆。傅櫆前不久因意见不合与东林交恶,投靠了阉党,还和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认了“同宗”,相互间称兄道弟。
  这条路,果然一走就通。
  当然,后来也有人认为,阮大铖与东林反目不假,但并未实质性地投靠阉党。他日后被崇祯列入逆案,是东林烈士子弟恨其无行,强行将他扯入的。这可以聊备一说,但是阮大铖在这个微妙时刻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极不利于东林党的。
  也许是受阮大铖的情绪感染,傅櫆决定向魏大中这个东林老顽固下狠手了。
  恰在此时,东林党的内讧又加快引燃了导火索。我前面说过,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一批观点接近的官员声气相通,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在他们内部,因地缘关系形成了不少小派别,彼此有亲疏上的不同。
  魏大中曾经有一次上疏驳斥过浙江巡抚刘一焜,刘是江西人,结果这一来,得罪了所有江西籍的东林党人。他们不顾大局,群起而维护老乡的利益,对魏大中颇有烦言。
  江西籍官员章允儒与傅櫆是同事,听说傅櫆要上本参魏大中,就极力怂恿傅櫆赶快干。
  有人给壮胆,傅櫆信心大增,于四月二十一上疏弹劾魏大中。为了让魏忠贤高兴,他还把左光斗也扯了进去。
  这个疏本,指责左、魏二人貌丑心险,表里不一,道德有亏。最大的证据就是勾结中书舍人汪文言,干乱朝政。
  这个汪文言,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官职不高,能量却很大。
  傅櫆说他本名为汪守泰,原为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一名库吏,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脱逃来到京师,改了名字,投奔王安门下。傅櫆还揭发说,左光斗明知汪文言的丑史,却为之隐瞒,引为心腹。魏大中更是拿钱供着他,让他招摇过市,招权纳贿。现在,左、魏二人口口声声要搞倒“权珰”,不过是以攻“权珰”为名而营私。他们俩把持选拔干部的大权,能升官的人全是出自旁门左道。正人君子倍受压迫。长此以往的话,必将祸国乱政。
  奏疏上提到的这个汪文言立刻被推到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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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3)
汪文言的履历,是否真如傅櫆所说,不可考。可以弄清楚的是,汪文言本是一布衣,当过“门子”。因为门子是个贱役,没有前途,所以汪文言隐瞒了自己的历史,来到东林党官员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就派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以利于活动。
  汪文言慷慨仗义,机灵能干,活动能力极强,加上又有于玉立的举荐,所以很快就与东林要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宫伴读的王安,王安对他的才学很钦佩。他在王安面前,经常大言炎炎,品评人物,引得王安更是刮目相看。
  那时正是万历朝末期,东林党倒运的时候,正人君子被邪党驱逐一空。
  汪文言偏就看好东林党,使出了一套纵横术,在齐、楚、浙三党之间“用间”,也就是散布谣言,大施离间计,弄得三党人士疑神疑鬼,彼此猜忌,竟在内讧中丧失了战斗力。
  移宫案前后,汪文言奔走于王安与廷臣之间,起到了联络员的作用,为护驾也是间接立过功的。东林党对他大为赞赏,不少人把他引为知己。
  而三党回过味儿来之后,当然对汪文言恨之入骨。堂堂朝士,竟被一个小角色玩了个团团转!大家就都憋着劲头要整死他。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然失去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的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道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没吃多大的苦。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佬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帝后,让他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獷、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櫆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是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捡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该着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起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关系密切(能起到株连作用)。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櫆经过精心考虑做出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道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领导班子”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用他来牵出东林一大批人,这次弹劾他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的。
  这两个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帝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作裁判了,就把傅櫆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讨论了很久,才定了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这个折子,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是强词夺理。如果立刻就下诏处置左、魏,人心不服,容易生变。但是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就太多了。拿下汪文言,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再来治左、魏的罪,东林党就不大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领导班子”拟了一道中旨,以天启帝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鞫问”,左、魏则不问。
   。。

天启四年的京城风雨乍起(4)
但是左光斗、魏大中无缘无故吃了这一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櫆之短。他们要让天启帝明白,傅櫆这么干究竟是何居心。
  左光斗说,傅櫆的目的,就是要掀翻刚推举上来的吏部和吏科的几个“正人”。魏大中则怒斥傅櫆为“小人之尤”。
  东林党方面,已经意识到汪文言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口子,决不能开。一向稳重、温和的叶向高采取了相当决然的态度,向天启帝提出了辞呈,说授予汪文言中书舍人的官职是他一人的主张,倘若有罪,“尽罪臣一人,而稍宽其他,以释宫府之嫌而消缙绅之祸”。
  他提出辞职,当然不是真心,而是以退为进,提醒“宫府之间”,也就是皇权和内阁行政权之间已出现了裂隙,请皇帝注意。
  首辅的这个姿态异乎寻常,天启帝这回是看懂了。汪文言案涉及到的几个人,不仅是朝中一派的重要人物,也是国家栋梁,犯不着为一个小吏和大臣们掰脸。于是他马上下诏挽留,走了个君臣之间必要的过场,让叶向高不要三心二意。而对左光斗、魏大中的自辩疏的批复,也温言相劝,说他们“心迹自明”,还是安心工作为好。
  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没你们什么事。
  可是这一来,就苦了汪文言。他一个人在狱中,东林党方面的人现在谁也不好出面来营救。
  叶向高做了一点儿努力,上疏请求把汪移交给刑部审讯,把他弄到自己能控制的范围里来,省得出麻烦。但报告上去后,没有下文。
  左、魏二人一向珍惜名誉,当此之时,自然要矢口否认与汪文言有什么利益纠葛。左光斗的自辩说得很清楚:“臣官阶已崇,不藉延誉,何事引为腹心?”——我官已经做得很大了,不需要再扩大美誉度,凭什么要把那小子当成心腹?
  但是,把汪文言扔在那儿不管,对东林党来说,也实在是太危险。东林人士里有一位御史黄尊素,深谋远虑,感觉情况不好,便跑去找到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使刘侨,关照他说:“汪文言不足惜,不可借此案而移祸缙绅。”这是关键的底线:那小子的死活都无所谓,但不可以在供词上牵连到廷臣。——小人物玩政治,一般都难逃可悲的下场。
  刘侨素与东林人士关系不错,当然愿意遵命。在他的操控下,汪文言的供词果然没有牵涉一个人。明朝的司法这个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捏橡皮泥的专业,怎么捏,怎么是。
  当魏忠贤拿到供状一看,愣住了:居然连汪本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天启本来就对这案子就不大感兴趣,至于汪文言供词说了些什么,他就更无所谓了。这可把魏忠贤气得要吐血,精心策划的一场攻势,到关键一环,被人给轻松地化解了!
  魏忠贤一时无计可施,只能鼓动天启帝下诏,把汪文言狠揍一百棍,出一口恶气。
  没过几天,他又鼓动天启帝免了刘侨的职,让自己的走狗许显纯来接替。今后可再不能有这样的疏漏了。
  

杨涟豁出性命孤注一掷(1)
这次的汪案,旋起旋落,前后还不到十天时间,天启帝可能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小芝麻官的名字。魏忠贤没能得手,好像也就算了,仅仅调整了锦衣卫的人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却感到了不祥的气息。“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明史·杨涟传》)
  ——他们担心得有道理。后来的事证明,这是老天爷最后一次照顾汪文言了。再起大狱时,岂止是他,更大的人物也难逃厄运。
  魏忠贤现已成刘瑾第二,对东林党的彻底围剿旦夕即至。名列东林的官员们,现下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倒戈,但这一般人绝不肯为。倒戈比中间人士的投靠还要可耻,没有人能背得起这样沉重的恶名。二是退隐,若不在朝中,受打击的可能性要大大减低。人在官场受到攻击,往往是因为你挡了人家的道。你若退休,让开这道,则人家的仇恨程度会大大降低。大不了削籍,撤消你的老干部身份,但是性命可保。三是不作为,示敌以弱,换得安宁。但是两派成见已深,树虽欲静,但风不可止,最终可能还是个死。
  东林人既然自诩为君子,上面的三条路,就绝不能走。所以,他们从总体上看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在他们的观念中,斧钺加颈,大不了一个碗大的疤。
  这是一批信仰真孔孟的人:“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宁愿好死,也不赖活着。
  现在的人,不迂腐,当然不兴这个了。
  可是现代也有现代的问题。现代人认为自己对幸福的追求,比古人的档次要高得多,但是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不及古人的一半。我不知道这样的便宜,究竟有多少人能占到?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初的形势,实在让东林党人睡不着觉——魏忠贤操纵皇权的技巧越来越高;三党残余分子几乎全部投奔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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