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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大狱的问题，阉党“领导班子”费了不少脑筋。他们想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缪昌期这几个死硬派东林党人搞死，可是人家早已经被罢官了。
明代按照惯例，官员犯错误，大不了就是革职为民，而且已经处理过了的，就没有理由再处理第二遍。要想把这些在野的家伙再抓进来往死里整，须有两个罪名：一是贪污数额巨大；二是有谋反企图。阉党的思路就朝着这两个方向使劲了。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2）
先考虑的是贪污问题，这个罪名比较好捏造，但是用来对付东林党人也不大容易。东林党人既然是以清高为标榜，个人私德上就很难挑出毛病。阉党首脑把目标选了又选，最后定在了背景复杂的汪文言身上。
他们考虑汪文言混迹官场多年，不可能没有请托行贿的猫腻，这家伙又和东林党诸大佬多有瓜葛，由他这里突破，再大面积地牵连是最合适的。上一次没治得了他，是因为朝中东林党势力太大，现在则不同了，没有人再敢为他说话。穷究下去，必有收获。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十二月，御史梁梦环遵照魏忠贤的意图，上了一疏，表面上是谈考察官员的事，语言却故意牵涉到汪文言。他的用意，就是要把汪文言重新引入天启帝的视野。
天启帝果然注意到了这一线索，便问了问身边的几个太监。大家早都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家伙罪不容诛，上回只挨了一百棍子，让他给溜掉了。
天启帝又被蒙了，大怒，下诏说：“汪文言花言巧语，迷惑视听，岂是廷杖能了事的？着锦衣卫差官扭解来京穷究，以清祸本！”（《明熹宗实录》）
油滑如泥鳅的汪文言，这次是再也没有老天爷照顾了，逮捕他的诏令当即发出。等他进了诏狱，十八般刑具就在那儿等着他呢！
转年来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阉党对东林党的大清洗开始发动。
一张“追缴赃私”的大网缓缓撒下，网住了谁，就要让谁活不了啦！
正月里，左都御史乔应甲开始发癫，连上十道疏，论李三才、赵南星、高攀龙、孙玮、魏大中等人之罪，并指赋闲已久的“托塔天王”李三才，曾经托汪文言拿钱买路，图谋起复。
大雪满幽燕。京师的凛冽寒风中有了一股不祥之兆。
不过，乔应甲素以“癫狂”著称，这样的连珠炮效果并不大。他不大明白天启帝的意思：整人，也得要有像样的借口。
二月初四，阉党方面终于甩出重磅炸弹。刚被魏忠贤启用不久的大理寺丞徐大化，精心撰写了一道奏疏，把左光斗、杨涟与熊廷弼、孙承宗、汪文言设法牵连在一起，要算一笔历史总账了！
这个徐大化，浙江会稽人，性猾而贪，原为御史，万历末年因“不谨”在京察中被贬，经过钻营侥幸起复，又因奸贪再次被贬，到了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冬才彻底靠上魏忠贤。
在魏忠贤的血腥镇压中，他出过大力，曾经推举过邵辅忠、姚宗文、陆卿荣、郭巩等13人给魏忠贤当爪牙。
他擅长文墨。在杨涟上疏后，为帮助魏忠贤摆脱困境，他建议要以皇上的名义为魏公公正名，并亲笔起草了一道诏旨，以100余字赞扬魏忠贤是何等德才兼备。叶向高看到诏书后，大惊：“此绝非阉人所写！”
这次他的《讨东林檄文》又是一篇杰作——
杨涟、左光斗勾结王安，逼李选侍移宫，使其仓皇出奔，先帝在天之灵必会不安（皇上你那时候就是个傻×），杨涟反而扬言于朝，自居其功。且结成邪党，使天下事皆出其手，以此谋取功名富贵。又国家不幸丧师失地，人臣正该秉公追究，彼辈却聚党营救熊廷弼，将执正议者排挤而去，实只知有贿赂而不知有法纪（把我的帽子借给你戴戴）。
汪文言不过一罪犯而已，何人受贿而保举他为中书舍人（叶阁老你也不要装×啦）？他究竟有何通神役鬼之才，能昼夜出入于尚书、都宪、侍郎、科道之家，为人求官、如探囊取物？
孙承宗身为手握重兵之辅臣，何以呼之即来，不奉召而至京畿（吓着俺们了）？党人之力，至此极矣（这不是要搞政变么）！
幸今日群邪已退，众正渐登，但亦应小心，以防邪党暗中滋长。
——这奏疏文字不多，却包藏祸心。几百字把万历以来的旧账统统理清。里面开列的罪名，有逼宫、有卖官、有结党、有专权、有兵变，哪一条都够喝一壶的。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3）
今日有些急于“上进”的诸君，终日摩拳擦掌，还不如到《明熹宗实录》中将这一篇疏文抄了。要打击异己，就照此篇的逻辑罗织罪名，可以省去许多功夫。
天启帝看罢徐大化的奇文，有如三伏天饮冰，甚为嘉许。他好像得了白痴健忘症，当日老母被李选侍殴死、自己被李选侍胁迫的苦处全忘了，只觉得这奏疏把东林党批得好！
当然，他的白痴症还没到晚期，对叶向高、孙承宗还是不疑有他，下诏说“欺君植党辈盘踞要津，招权纳贿，杨涟、左光斗其尤。待汪文言逮至，一并审明追赃！”
当了皇帝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免去讲理的逻辑。杨涟、左光斗虽然卷入党争，但绝无贪污受贿劣迹。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这个罪名怕不易扣上，但是皇帝说有，那就是有！
一场血淋淋的大冤狱，看来就要从汪文言的嘴里撬开突破口了。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三月，阴霾逼近。十二日，天启帝趁着听课（经筵讲读）的机会，对陪读的内阁成员说：“近来百官结党徇私，朕已分别处分了，你们再传与他们，以后改过自新，姑不深究。”（《明熹宗实录》）
这是皇帝在向东林党残余势力及中间势力“打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圣旨传达下去后，百官知道事态严重，同情东林党或者不愿意附阉的，都更加沉默。部分经不起高压的中间派，开始撇清自己，明确投向了阉党。
三月十六，汪文言被押解至京，天启帝按魏忠贤的意思，批了“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明朝皇帝的这类指令，是很有讲究的。凡进了诏狱的犯人，分三等：情节一般的，批的是“打着问”；较重的，是“好生打着问”；情节非常严重的，要批“好生着实打着问”。其中用刑力度大不一样。
镇抚司就是专管诏狱的，之所以叫“诏狱”，就是以皇帝作为原告，专门审理皇帝亲自下旨查办的案子。
有了皇帝发话，掌镇抚司的阉党打手许显纯就有了底气，汪文言一进来，就给他上了大刑伺候。
诏狱的酷刑，无异于鬼门关。里边的十八套刑具，据内部人士讲：“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种尽用哉！”（《万历野获编》）
汪文言这人倒还有些骨气，知道他被逮，是阉党要他攀扯出东林党同仁来。他牙关一咬，就是不诬攀。但肉体怎抗得住铁木，受刑不过，他招了甘肃巡抚李若星是花了五千两白银，买得此官职的。
供词报到了皇上那儿，这个倒霉的李若星立刻被削职为民，抓了起来追赃。
魏忠贤眼巴巴等着有大家伙出来，指示许显纯加大审讯力度。
许显纯受恩于魏公公，当然要拼死卖力以报恩。他便明明白白地诱供，要汪牵出东林党大佬来。但汪文言也不是吃素的，死也不肯说了。
汪文言的外甥去探监，见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眼见活不久了，不禁泪如雨下。
汪文言厉声喝止道：“死，何足道哉！勿学小儿女状！”
许显纯无奈，就建议魏忠贤以移宫案为突破口，直接把杨涟、左光斗抓来算了。
徐大化却不同意，他说：移宫一事，无赃可言（有赃的是你魏公公），你凭什么杀人家？莫不如说他们受了熊廷弼的贿，则封疆事重，杀之就有据了！
魏忠贤觉得这主意好，就下了死命令，务必严刑逼迫汪文言，让他说出杨涟等人受过熊廷弼的贿。
顿时诏狱里又是一片忙乱，审讯行刑，昼夜不停。
施用的刑罚有多可怕？据亲眼所见者说，比较常用的有镣、棍、拶、夹棍、械五种，都是专门夹、抽打、敲打手脚这些神经敏感部位的，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却又不能马上死掉。
此外还有脑箍、拦马棍、钉指、刷洗、油煎、灌毒药、站重枷等等，仅看字面就令人毛骨悚然！以刷洗为例，就是将犯人脱光衣服按在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的身上，然后趁热用钉满铁钉的铁刷子在烫过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到露出白骨为止。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4）
据记载，有一种最厉害的，“名曰琶，每上，百骨尽折，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荼酷之下，何狱不成？”（《明书·刑法志》）具体怎么行刑，不详，估计是拿铁家伙把浑身骨头一根一根敲断。
古人折磨人，过于惨毒了，余下的就不详述了。
任你再是刚强铁汉，也是吃不住劲！汪文言承受的压力超过了极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地说：“我之口终不合你意，你想要我招供什么，我认就是。”
许显纯见有门儿，便扳着指头一个个数：东林党人某某，受贿多少、贪污多少。汪文言已濒临崩溃，许说一个，他应一声：“是。”
说着说着，许显纯又按下一个手指头：“杨涟……”
不等他说完，汪文言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然坐起，凄声大呼：“世上岂有贪赃杨大洪（杨涟别号）哉！”（《明史》）
妈的，老子不认了！随后，他坚决否认了许显纯刚才的胡编，抵死不肯诬陷东林党诸人。许显纯恼羞成怒，让人在汪文言身上再上一夹。汪只是咬住嘴巴，不吐一词。
许显纯束手无策，徒唤奈何：第一个骨头就啃不下来，这怎么交差？
他只好硬起头皮，编造了一套假供词，将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20余人牵进，分别加上罪名，说他们这批人逼选侍移宫是为升官、整顿吏治是为揽权、为熊廷弼说情是为求贿。
三月二十九，假供词报到了天启帝那里。按照惯例，镇抚司审理完毕，案件要交给刑部再审并定罪。
许显纯也按这个程序，报请将汪文言移送至刑部，他就算交差了——这个姓汪的可把人搞得筋疲力尽！
但是魏忠贤比他想得远：要想全面剿灭东林党，从汪文言身上牵出的人越多越好！所以，这块骨头还得继续啃！
魏忠贤知道：自己蓄势几年，就在今朝一搏。他催促皇上赶紧下诏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逮捕到京。同时，他还亲临镇抚司坐镇，继续审问汪文言。
四月初，汪文言意识到许显纯已经在编造假供词，知道关系重大，搞不好东林党诸人要因此全军覆没，他便对许显纯嗔目呼道：“休得妄书，我就是死，亦要与你面质！”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许显纯。此案搞得这么大，免不了将来要在什么公开场合审理，如果出现对质的情况，他造假的事就会露马脚。到时候责任都是他许显纯的，魏公公不会替他承担。而且连个汪文言都没有制伏，魏公公也会瞧扁了他。
许显纯想，反正假证已经做出来了，总算牵连出一批人，不如趁机就把汪打死，来个死无对证。拷掠致死，这是镇抚司常有的事，魏公公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于是没过几天，许显纯就安排人把汪文言秘密害死了。
许显纯这么搞，是歪打正着。这么一来，在杨涟等人到京后，就已无“首告”可以对质。这个假案也就此“锻炼”成了铁案。
天启帝同意逮捕六人后，锦衣卫“缇骑”立刻离京四出，分赴杨涟等六人的家乡逮人。
这一批逮的六人，就是天启惨案中赫赫有名的“六君子”。
“六君子”在各自的家乡深得民望，缇骑到时，乡里一片骚动。
咱们明朝的百姓，不懂孔孟之基本原理，不懂君为臣纲的世界观。但是哪个官儿清白，哪个官儿无耻，还是分得出一二三的。逮人的消息传到杨涟家乡后，郡县百姓大恸，有数千“勇士”涌入公署，欲砍断官旗，衙役们紧闭内院大门方才得免。缇骑到达宣读圣旨之时，又有各乡数万百姓汇集城外，哄声响彻云天。
杨涟被逮走时，百姓夹道号哭。一路上，州县村舍，到处有人焚香迎送，设醮祈祷生还。路过郑州时，情况也是一样，前去送杨涟渡黄河的人络绎于道。
此一去，易水萧萧！
只恨那浩浩苍天，今日竟如聋如盲。
惨绝人寰的大清洗开始了（5）
——这就是民心，这就是民心里的忠奸之辨。世之楷模，时之豪杰，那决不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