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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使来到了大沽口外，算是把球踢到了天津。为了显示咱大国风范，咸丰仅派长芦盐政文谦、天津镇总兵双锐等低级官吏参与会谈。为了显示洋鬼子威风，英美公使也没露面，仅派伯驾与麦华陀出面。
谈判一开始，英法美提出的要求是：第一，把三国公使到达白河口的事告知清朝皇帝；第二，英美使节想专程上京；第三，请清朝皇帝钦派全权大臣在京会谈。之后，咸丰帝加派前长芦盐政崇纶到大沽，专门负责谈判事务。并指示这三位，谈判时不得稍许退让。
听说来了专使，麦莲与包令露面了，1854年11月3日，双方见了面。虽然崇纶拿不出全权御批，但英美公使还是把他当作了老大，各自亮出了自己的修约清折。英国18条，美国11条，法国代表没有递清折，反正英美获得的，就是它获得的，不递也无妨，在后面等着吃现成的。英国的18条清折，不外是前面所列克拉兰敦给包令的那九款修约训令。美国的11条清折，除了细节与某些具体条款外，与英国的18条差别不大。问题是，英美清折第一条就要了咸丰皇帝的小命：外国公使驻京？卖瓜的，太可怕了。咸丰从清折里挑出了最没劲的三条，算是对三国所施新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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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6）
民夷相争嘛，可以答应你们秉公办理；上海外商赔钱了？可以考虑免欠税；广东茶叶滥收内地税？也可以考虑由两广总督查办。同时他指示崇纶：这三条，你不要说是我的意思，就说是你的意思，你可以替他们向皇帝申请这三条；还有，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广东去，他们的清折，〃即行掷还〃。①
我比较愚钝，想象不出〃即行掷还〃是怎么个掷还法，是潇洒地拍到外国公使桌子上，还是鄙夷地扔外国公使脚底下？反正，三国使者恼了，一恼之下，不谈判了，扬帆回到了广东。就在三国公使恼怒的当口，广东的守门员叶名琛正跟他的皇帝写密折呢：如果这帮鸟人到了天津，无论要求何事，都请直隶总督饬令他们回粤，由我来教训。这家伙，对自己的守门功夫很自信，要求咸丰教练示意天津场的球员们把球传广州呢！
三国公使如果知道大清君臣是如此这般地玩他们，可能更恼怒了。不过，事实上的骨碌，已使他们痛感做球的辛酸。试举例说明：
例一：1848年，美国公使戴维斯（John W。Davis）几次要求会见两广总督徐广缙并呈递国书，被拒。后来终于同意会见了，中方却把地点选在了商馆附近的一个仓库。地点规格不够也就罢了，会见过程中，两广总督徐广缙一副不耐烦的神情，还跟广东巡抚叶名琛不断的自相交谈，被马士评价为 〃极端无礼〃。
例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自1852年2月被任命，在澳门等候15个月，在1853年得到一次会见。
例三：美国代办伯驾在1846…1848年及1850…1852年的两次任期内没有获得过接见。
例四：美国公使马沙利1852年到广州上任，要求与两广总督叶名琛会见。叶的回复……俺太忙，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哪。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1854年，马沙利任期结束，要回国了，中国的外交部长叶总督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吉利的日子与人家相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老兄天天都是凶日！
例五：1854年，美国新公使麦莲上任。人还没有到达中国，伯驾就跟叶总督写信，预约见面时间。叶钦差的回复还是……俺太忙，日理万机，实在没时间哪。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
所以，三国公使回广东后，不再向叶总督提出见面的要求。他们各向政府汇报，对清政府不用兵不行了。美国公使甚至提出三国联合用兵。对此，英国的回复是：咱们正跟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俄国为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开战。不久，英法与土耳其结盟，并于1854年对俄国宣战）呢，海军暂时不能挪用。美国的回复是：总统反对这等炮舰外交，再说战争权在国会手里，总统没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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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1854年：英国带头要修约（7）
于是，1854的那场修约，以三国集体流产而告终。大清政府高兴坏了。
崇纶说：虽然没有全满了他们的意，但看样子，衅端不致另起了。咸丰帝说：洋人就是图个利，今天稍有所应，他们就伏贴了。他指示怡良与吉尔杭阿说：要蛋定啊，不能任其要求，驭之以严，拒之以理，看他们，也没有什么伎俩吧？这个傻皇帝，说这么大的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也许，直到英法联军进北京，他仓皇出逃时，才知道什么叫大话吧？
对于三国来讲，虽然修约失败，但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浑水中，还是摸到了一条鱼的。只不过站在大历史及近代化的角度，这鱼似乎更多的是摸给清政府与上海地方当局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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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1）
4．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
前面说过，战后虽然开放了五口，但是除了上海，其他四口贸易都不理想。广州贸易在衰落；厦门所谓的贸易，更多的是劳工出口；宁波与福州干脆不值一提，宁波1844年开口，当年贸易额50万元，五年之后，贸易额降为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以下，也就是不足5万元。1850年，清政府在宁波的海关收入是110余两。至于福州，前面已述，被大清两位地下爱国者搞得形开实未开，搞得英国都想放弃福州！
由于诸多原因，五口中的上海却在中外贸易中一枝独开。以至于马克思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实就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英国方面也认为，要不是上海的发展，则《南京条约》不外是一纸空文。
上海之所以能一枝独开，除了地缘的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应该是人文的。在全国人民普遍敌视外夷的情况下，上海人民居然不排外，创造了华夷和平共处的奇迹。
1843年11月，上海开口。外国领事相继上任，外国商人纷纷把屋租在了上海县城。由于上海人民不仇外，不反对入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入城了。相反，他们认为城里市容不好、气味不好，还不如住城外呢。于是英国领事与上海地方当局协议，外国人在城外租地建屋。于是，黄浦江与上海城墙外之间的荒凉城郊，出现了所谓的英国租界、法国租界、美国租界等。
1845年，上海地方当局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第一次地皮章程。章程规定了获得土地的办法与规则，同时规定，外国人在租界内有义务修桥、补路、植树、安置路灯等等。英国人当然也不含糊，居民自治、共同协商、民主表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马上选出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在英国领事主持下，每年开个年会商量社区相关事宜。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占据一块地盘，过起了英国特色的小日子。至于中国人，还无权进入租界居住。
1853年，上海刘丽川小刀会起义。大量中国人不得不进入租界寻求安全，出于人道考虑，外国人任中国人自由进入了。1854年，外国领事们与上海当局再签第二次地皮章程。这次章程，奠定了上海公共租界民主自治的基础，而且，租界也对中国人开放了。只不过需有人担保，需中国地方官盖印，更需外国领事批准罢了。中国人住租界，需要交税，但是没有投票权。没有就没有吧，反正那时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啥叫票，啥叫权，只要可以享受现成的文明与安全的生活，他们就很满意了。鉴于大清时代富裕起来的人也不少，所以租界内的房价被这些中国大款掀得很高很高，以至于外国人都租不起中心地带的房屋，到偏僻地方凉快去了。
租界被我们称作国中之国。一方面，对中国人来讲，它当然是国中之国，因为它的居民自治模式绝对异与大清。中国那时候有乡绅治理，但绝对没有居民自治。中国式的专制与中国式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到了百姓生活的每个层面与每处空间，居民自治对政府来讲，简直无异于谋反！另一方面，对外国人来讲，它又不是国中之国，因为英国佬美国佬的本土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国民的生活空间与精神层面，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所以自治对这些西方政府来讲，仅是现代化的一个元素，而不是国中之国的标志。
所以，从权利上来讲，租界可能侵害了大清政府专制的权利，甚至更可能伤害了民族主义产生之后的国人的情绪。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上海租界是多好的民主自治示范村啊，为什么中国人就是发现不了，学习不了呢？时间走到了20世纪，广东出个陈炯民，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史学家对他怒目呢。
1855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大约二百来人。但是上海贸易发展了，上海的生活比广州也满意得多：外商可以在当日能返还的路程内随意游历；外国传教士可以尽情地向中国兄弟们宣读他的福音；游历与宣教时还不用担心四肢与感情受到中国人的伤害。按马士的说法，传教士居然与上海官吏及上海人民建立了〃很大的友情〃。
当然，和谐之中，偶尔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那就是小刀会起义。刘丽川本就是浑水摸鱼，看太平天国打进了南京，他在上海才呼应的，也不管洪秀全是否承认他。这个编外的太平天国开国元勋于1853年9月7日攻占了上海县城，苏松太道兼江南海关监督吴健彰人被活捉，官印被没收，第二天，设置于外人居留区的海关关署也被人捣毁。
英法美本来就对中国海关不能禁绝走私的落后管理心怀不满，比如中国官员喜欢中饱私囊，外国一些商人也就心照不宣的按中国规则行事，贪污贿赂与偷税漏税的风气渐炽。问题是英国在第一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签订的海关细则中，有英国领事帮助中国防止英商偷税漏税的条款。
BOOK。▲红桥▲书吧▲ 第56节：上海：华夷和平共处的模范根据地（2）
这就出现一个怪现象，由英国领事来防止中国关税的偷漏，英国把它叫做领事监督制。但是这种监督很大程度上是虚的，因为外国商人与中国官员的默契，导致大量税收流向了中国官员的口袋而不是中国国库。小刀会起义后，在上海海关办公室被毁，海关长、海关大印丢失的情况下，外国领事干脆直接狗拿耗子。他们亲自出面，一是积极行动营救吴健彰，二是制定一个领事代征制，替中国政府收税。
前面这个好说，人道主义者也罢，私交友情也罢，救人一条活命，我们也没啥可说的。后面这个就难说了，中国海关暂时不存在了，按照我们中国的农民意识，中外商人正好乘机偷税漏税啊。但是驻上海的英法美傻鸟们和大部分习惯正常规则下贸易的商人严重缺少这种意识。特别是英国领事阿礼国，看到上海港口内有将近三十条船正准备起航，却没了收税办公室，他说：〃如果我对这些船只应交的税款不予以核实并取得以后补交的保证便任其离去，那么我就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英国的利益；这是不符合条约明文规定的。反之，如果我把船只扣留下来，等待海关重建起来并发给出港证后再放行，那么我就是为了维护一个已经不能履行条约义务而且可能不久就会覆亡的政府的利益而牺牲英国的财产和贸易，这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①
最后他想到的可取的办法就是领事代征……外商出港前向本国领事开具票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对此的批复是：办法不错，如果中国政府重新建立起来，或者其他人另建立了政府，就把税款交还给他们；如果继续处在无政府状态，就把税款返还商人。阿礼国没有外相这么傻，他想得更远：领事代征既可以方便英国商人继续做生意，还给未来的安全做了担保……一旦有英商在中国的战事中受到损失，这税票正好用作向中国政府索赔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英国的良好信誉，英国领事与英国政府对中国关税承担了应尽的监督责任。
效率还挺高，9月9日就开始执行了。尽管这一天他们已救出了吴健彰，但他们以吴健彰呆在外国人居留区影响自己的中立政策为由，把他撵回清营去了。出身十三行行商、天天与鬼打交道的吴健彰当然也不傻，镇压太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