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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从1989年初开始，应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吴芝麟兄之约，我在该报《朝花》副刊上开设了一个名曰“京华胜迹”的专栏，大抵每月一篇，写北京的游记。在那以前，我虽然从未在北京一次逗留超过十天，却非常喜欢这座古老的城市；总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北京漫游，寻找烹煮文字的灵感和素材。加上后来我供职的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更给我的创作提供了机会。我在那个专栏上前后发表了大约二十来篇文字。 利用公务之余，我在北京蹀躞，搜索宫廷、园林、胡同。无论是人头攒动的名胜古迹，还是无人知晓的犄角旮旯，我都喜欢一次又一次地探访。加上阅读史料，考证辨析，将原先的文章不断修改丰富，渐渐形成了以游记为载体，重新探讨晚清历史与人物的一批历史散文。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名曰《被调整的目光》。书评家小宝曾概括说：“北京固然有许多风景绝佳的去处，但姜鸣笔下的‘胜迹’，大多是地以人名，‘胜迹’之‘胜’，在人事而非风物。使作者挥之不去的，是在北京扬名养名，曾经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
这同我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这些文章，其实并不是单纯的风花雪月的游记，而是倾注着我对于发生在彼时彼地历史旧事和历史人物的追索，反映着我在思索中形成的一些新鲜片段。我当时曾说过，自从转入金融业后，我很难再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了，所以用游记的体裁写一些史学杂感，既自由，也适合我这样一个史学票友的身份。我所探索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大多集中在晚清。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由盛转衰的关键年代，也蛰伏着再次崛起的各种准备。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晚清到民国的发展脉络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宫廷和官场斗争激烈诡异，充满复杂的情节和不为人知的秘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题目，需要后人调整目光，重新省视。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业余学者，我研究清史，一是广泛搜集和阅读原始史料，通过重新考证，建立自己的观点，尽量不被传统陈说束缚住思维翱翔的翅膀；二是注重历史细节的积累，力图再现昔日的氛围，并把研究的人物和事件放到整体的环境中去推敲。这两点，说起来平淡无奇，但真要做到，却极为困难。
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正在于此。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房里与历史对话，从故纸堆里翻检出许多不为人们所知的真相和细节的时候，总有着悄悄的喜悦——比如我考证出康有为自我吹嘘的所谓“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的时候；比如我证明了张爱玲自称老家在河北丰润“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其实应该是“齐家陀”的时候；比如我通过四年的追踪寻觅，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一副挂轴上的题款，纠正了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大克鼎的出土年份的时候。无论成果大小，都使我陶醉，这是驱使我继续投身历史研究的动力。历史研究的进步总是这样，点点滴滴，从具体的细微末节积累起来，然后慢慢地恢复出事情本来的面目。
转瞬十年过去。这次三联书店出版我的历史散文，是以《被调整的目光》为基础，增加了一些篇目和图片，也抽出若干篇。所有保留下的文章，都有多少不等的修订或附记，在此特做说明，以免给读者“新瓶旧酒”的误解。《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受到诸多好评，我感谢读者的厚爱。我相信，这本新书，也一定不会使你失望。“天公不语对枯棋”，典出沧趣老人陈宝琛的诗作“感春四首”，那是诗人对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事危机的浓缩概括，我移作本书书名，因为书中描写的诸多事件，正是发生在那个艰难的年代。
最后，我要向一向关心指导我的沈渭滨老师致谢。向协助本书出版的潘振平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孙晓林女士致谢。向为我提供各种学术支持的翁飞、马忠文、傅林祥、许敏、宋晓军、许华、李光羽诸先生致谢。向为本书扫描和修改照片的焦宏亮、绘制北京街坊简图的孙吉明先生致谢。我还要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当初鼓励我开始写作并一直热情发表我文章的吴芝麟先生，感谢帮助我出版《被调整的目光》的朱金元先生和苏贻鸣先生。
感谢为本书撰写推荐评语的老领导###部长。启正部长十几年前读到我的游记文字后，在上海高安路19号8楼机关的走廊里，曾背诵了一段他小时候听到的北京民谣：“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吃面不搁卤，炮打西什库”，鼓动我写一篇重评义和团的文字，可惜这篇文章我迄今还未写成。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是她安排我1968年前往北京作第一次旅行。从而使我11岁的心灵里开始记下对首都的最初印象。在那个年代，三年级的小学生很难有旅游机会。这次北京之行，对于我后来研究晚清北京，埋下最初的种子。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一直是她的理解和支持，使我得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依然能够不间断地从事写作和研究。
姜 鸣
2005年11月
难与运相争（1）
％％％难与运相争——奕其人
第一次游览恭王府花园，是在1991年初。
那会儿，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未久，我正在为中农信公司筹建上海证券业务部奔忙，奉召去京，面见老总。天寒地冻时节，本来人就慵懒，干完正事，并不想在户外闲逛。但听朋友告知恭王府花园已经对外开放，马上按捺不住，急急赶去。这是因为我向来将恭亲王奕看作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家，而抱有景仰的心情，很愿意到他府邸旧址去怀古、去寻找一种支离破碎、自己也难以说清道明的复杂感觉；同时，这花园也是北京市目前保存得最为完善的一处王府花园，名声极大，自然是值得一游的胜地。
从北海公园静心斋出北门，隔街便是一片冰封的什刹海。什刹海分作前海、后海及后海西北的积水潭（亦称西海）三部分，加上前海之南的北、中、南三海，统称“六海”，是镶嵌在北京城中央的漂亮闪光的宝石。《辞海》上称，“海”字可作 “大湖”解，并举“青海”、“里海”为例。我不研究训诂，也不懂地名学，讲不出北京市内的这些湖泊命名的原则。若按面积论，中、南二海为平方公里，北海为平方公里，什刹海为平方公里， 都算不上大湖。联想到四川九寨沟风景区内叫做“长海”、“五花海”、“树正群海”的湖泊，揣想若将“海”解作“湖”，字义才更确切。
什刹海据说得名于元代后海附近的十座古刹。或说“什刹海”原来只是一座古庙的名字，后来延伸为湖名。湖水来自城外的高粱河。旧时，海边高柳芦苇间，飘荡着暮鼓晨钟的悠扬回声。每至夏日，荷花盛放，湖水初平，很有点儿情趣。海边又有许多酒肆茶馆，文人士大夫常常在此作文酒之会，确实引人流连忘返。如今，庙宇早已不存，但海边依然有古老的垂柳，成片的小院平房，安静整洁的街道，透着一番渐渐远去的古意。
顺着前海西街北行，过郭沫若故居（原先是恭王府的马厩）拐到柳荫街，恭王府就在眼前了。从地势上看，王府的东部和北部被什刹海环抱，向西望去，隐隐约约地现出西山的轮廓，确是建府建园的风水宝地。晚清的另外两座著名王府——醇王府和庆王府也都在附近。时下，王府旧址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占用，花园单独辟出修复，以供游览。恭王府花园又名“萃锦园”，从前是高宗宠臣和的宅第。乾隆年间，门前冠盖如云，极一时之盛。嘉庆四年和籍没后，花园被仁宗赏赐给了他的四弟永。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永孙奕继承王府时，他的身份是辅国将军。两年后，朝廷便把庆王府改派给恭亲王奕居住。从此，这个府第和花园便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它的声名。
19世纪下半叶，清王朝帝祚世系中共有三位皇帝 ——文宗奕（咸丰）、穆宗载淳（同治）、德宗载（光绪）。与此同时，朝野间还有三位潜在的可能君临天下的人物—— 一位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位是湘军统帅、 晚清最重要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另一位则较为特殊，他就是皇家玉牒中人，宣宗宁（道光）第六个皇子奕。
洪秀全是清廷的反叛者，自打定都天京后，已在南面称朕，但毕竟没有夺取全国政权。虽说提出了颇为后世历史学家推崇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其他富有平均平等禁欲色彩的理论构想，但并未实行之，也不准备实行之；并且在刚刚夺得半壁江山之时，已沉湎于自我陶醉的宗教幻想和骄奢淫逸的物欲享受，言不由衷，一派乡村小财主的气象。加之极为血腥的内部猜忌、倾轧和屠杀，神经也似乎有点儿不正常，终于难成大事。
曾国藩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建立湘军武装，平定农民起义，挽救清王朝于倒悬危亡之时。他以理学带兵，以引荐提携科场和官场不得意而有经世之才者为己任，因他保举而出将入相、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达数十人之多。其中著名者，包括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国荃、彭玉麟、 杨岳斌、刘蓉、李瀚章、李续宜、刘坤一、李宗羲、钱应溥、梅启照、倪文蔚，皆在历史的车道上碾下了自己的辙痕。其他政坛学界著名人士，如薛福成、吴汝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黎庶昌、王运、俞樾、赵烈文、容闳、陈兰彬等，也都出入过他的幕府。曾国藩手握兵权，门生故旧遍布要津。王运曾劝他称帝，夺爱新觉罗天下而代之，却为他拒绝。时人认为他是大清忠臣，他死后，朝廷谥他“文正”。与他极不相得且自视极高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奕曾与他的四哥奕同是皇位的竞争者。就文才武略而论，他都大大超过乃兄，野史上称其“天资颖异，宣宗极钟爱之，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他之所以最后未能继承皇位，据说是才华过于展示；而庸碌无能的奕， 则受老师杜受田密计，“藏拙示孝”，博得道光帝的好感，由此可见道光的昏聩。清史学者认为，道光朝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拿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反观道光立储的得失，确实也可看出此点。假如奕在1851年继承皇位，中国同样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汹涌东来的滔滔波澜，太平天国起义也照样爆发，但奕的眼光及处理方式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由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奕以议政王身份，辅佐两宫太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发动洋务运动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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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与运相争（2）
奕当政的枢机，是与慈安、慈禧太后联手发动北京政变，捕杀咸丰帝安排的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但他秉政时，“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刘体智《异辞录》语）。同治年以前，清廷对汉族官员一直控制很严，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据薛福成记载，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克
武昌后，咸丰喜形于色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祁隽藻即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闻此，“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而肃顺是在满族大员中，最早看出要挽救大清，必须起用汉人者。曾国藩、胡林翼、 左宗棠皆受过他的保荐。曾国藩在咸丰驾崩后评论说：“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他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后，忧惧异常， 在家书中含蓄地称为“中外悚然”。然而，是奕给了曾国藩更大的信任，以朝廷名义命曾国藩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大胆地将军政大权交给汉族官员，为最后平定起义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方略上，奕阴行了肃顺路线的话，在应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方略上，奕的做法正好相反。肃顺在对外政策上，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盲目排外；奕则能看清世界大势，发起近代化运动：从建立总理衙门、设立驻外使馆、兴办近代学校、派遣学生留洋，到引进外国武器、创办近代工业、建设新式海军、开设电报矿务。这场大陆学界称作“洋务运动”、台湾学界称作“自强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奕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得以奠定。
台湾作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末尾，对清朝的九位皇帝作了很有趣的打分评价（见下表）。
若恭王得承帝位，放在咸丰的位置上，按照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