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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玩政治游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了皇帝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品行，容易为士大夫甚至统治者接受。假如文学家艺术家多编些戏文的话，他今天的知名度应当在海瑞之上。与其对比，康有为无疑更是先知，他的维新变法思想和行动，大大领先于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也大大超重于杨继盛。但康有为不以启蒙思想家为满足，他是属于自负极高、行动性极强的那类人物，懂得抓舆论宣传、抓上层关系甚至抓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手里握着多种方案，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随时更换。他善于“做秀”和“造势”，有极强的鼓动性，说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种不同于普通思想家的“霸气”。他天生就把现代政治家的阳和阴、优点和缺点、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公开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人物，在近现代史上还可举出数位，他们一登台亮相，就能吸引全场的关注。他们是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历史在他们手里，总是发出灿烂的光彩。在没有光彩的时候，他们还会营造出光彩，召唤着追随者一同前进。于是，人们对于他们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装没有看见。不是一两句结论，就可以概括历史上的许多复杂事件。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是否应当对这种现象实事求是地反省一下呢？你所回避的消极面，对于民国以后的社会政治，对于后来许许多多期望从政以改造社会的善良知识分子，究竟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呢？
1995年初稿
2005年修订
附 记
拙著《被调整的目光》出版后，我在网上读到孤云的文章“偶像的黄昏”，接着是暨南大学袁钟仁教授的文史小语“孙中山、梁启超的‘自白’” （《羊城晚报》2003年1月27日），都同意我对“公车上书”事件的考证。袁教授指出，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不过，梁氏究竟把哪些“真迹放大”，以致所记不成为“信史”，没有讲清楚。1996年，姜鸣在上海出版《被调整的目光》一书，其中 “莫谈时事逞英雄”提出：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的“公车上书”，历史上没有此事，完全是康、梁二人所伪造。姜鸣以大量史实论证这是欺人之谈。梁氏所谓“将真迹放大”，原来如此。
我也读到了戊戌变法史研究专家汤志钧先生的批评。汤文“公车上书答客问”先发表于199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后又收录于新近出版的《戊戌变法史》（修订本）。惟汤文举各地举人纷纷上书反对签约为例，得出结论“怀疑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而说甲午战后没有‘公车上书’，似欠妥当”，令我大惑不解。因为我说的是，当时确有大批公车上书，都察院并不拒收公车上书，但康有为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不存在。这个观点，汤先生其实并没有找到史料予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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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谈时事逞英雄（5）
去年，茅海建教授以其大作《“公车上书”考证补》手稿见示。茅海建运用大量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指出由广大举人参与的“公车上书”，其实是由高层政治人物翁同、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发动，京官组织，目的为了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茅海建认为，康有为组织举人联名上书，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被康、梁派一次又一次地涂抹，色彩越来越靓丽，情节越来越戏剧化，从而成功地书写了他们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记》的刊行，是康有为及其党人聪明且效果彰显的重大决策，是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也使得康有为名声一振。而这一时期递至御前的 31件公车上书，此时正默默地在军机处的箧柜中睡觉。
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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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世空有后死身（1）
阅世空有后死身——访宣南重话“戊戌政变”
从前，城墙尚未拆掉的时候，北京城包括内外城两个部分。 内城是明初永乐帝朱棣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以皇宫为中轴，将城区分成东、西两半。也就是现在地铁环线所包围的整个区域。到了清朝，旗人全住内城，王公贵族的府邸自然也就建在内城里。外城紧挨着内城的南部城墙，修筑于明嘉靖年间（1553年前后）。由于是新城区，商业区和各种娱乐业、餐饮业在前门一带有较大的发展。居民住宅则集中在靠近前门和宣武门、崇文门一带。因此，历史上北京有“东富西贵，南城禽鱼花鸟，中城珠玉锦绣”的说法，不是后来人敷衍出来的“东富西贵，南贫北贱”，更不是现在某些北京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自古以来南城“风水不好”云云。清代汉族官员和士大夫大多住在外城，尤其住在宣武门以南一带区域。在他们的笔下，常把这里称作“宣南”，而自称“宣南寓客”。那时候，因为外城空地较多，房价不贵，所以也成为各省会馆集中的地方。进京赶考的举人和一些京官，多借寓会馆暂居。嘉庆、道光年间，一些官僚士大夫在此组织过著名的“宣南诗社”，观花饮酒，赏碑吟诗，潇洒而风雅。 宣南虽说是个笼统的地域概念，但也是可以大致匡算一下的。当年外城房地产开发缓慢而有限，从宣武门向南一千七八百米直线距离（即今枣林前街至南横东街一线）之外，便没有营造街区和住房，因此可说宣南的南限到此就终止了。它的东西方位，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左右展开，进深也不很大。这一带的崇效寺、法源寺，以培植牡丹、丁香等花卉著称于京师，是文人雅士爱去的“花之寺”，也是人们谈论宣南旧事时常常会提到的地方。关于“花之寺”，我是在沈渭滨师的大著《一八四○年》手稿中叙及林则徐早年在京活动时，首次读到的，因此更增添了对这一区域的浓厚兴趣。 “流寓”过宣南的名人真是灿若群星。可惜现在难以找到这些旧居遗址分布状况的系统资料。光绪年间，李若虹编撰的《都市丛载》，记载了当年384个会馆的名称地址，这些会馆，如今悉数无存。 1988年底，为了寻找康有为的故居南海会馆，我去宣南作过一次踏访。南海会馆地处米市胡同43号，在它附近的135号，是清末军机大臣潘祖荫的祠堂；64号原安徽泾县会馆，则是“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的著名杂志《每周评论》编辑部。若再往前追溯，明代权相严嵩的别墅“怡园”，也在这条胡同。米市胡同西面的菜市口胡同，明代叫绳匠胡同，清代演化为丞相胡同。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府第在胡同的7号，另一位军机大臣孙毓汶的府第在斜对门的12号，所以称它丞相胡同确不为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住在这条胡同。再早些时候，1841至1844年，曾国藩也曾在这里住过三年。胡同里，还有明清时代北京规模最大、匾额最多的安徽休宁会馆。丞相胡同南部与北半截胡同相交，张佩纶、张人骏叔侄曾住在北半截胡同，想来张佩纶去拜访李鸿藻，是极其方便的。丞相胡同与北半截胡同的交会处，有个破烂的大杂院，就是当年极有名气的广和居饭庄。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已属于城市中心地段。岁月的风霜和人口膨胀的压力，使得几乎每一个四合院落，都面目全非了。但是，只要有点儿历史知识，熟悉宣南的沿革掌故，在这一带小胡同里转悠，看着一块块红地白字细长条的胡同名牌的时候，仍会如同遇到久违的故人，产生
一种亲切熟悉的感觉。那些写在书中的名字，仿佛都站立起来，化作一个个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血肉之躯；他们入值访友乘坐的骡车似乎正从胡同里辘辘驶过，家人手里提着的灯笼，也在风中晃动着火苗；而一扇扇或启或闭的门扉里，主人正和朋友议论朝政、切磋学问、闲谈风月……��
南海会馆曾是分四路前后四进的大型院落。北跨院的中间院子，从前叫做“七树堂”，以院中的七棵葱葱郁郁的老槐树而得名。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他历次进京赶考，乃至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策动戊戌变法，都住在七树堂的三间西屋。康有为曾浪漫地把南海会馆想象为海，自己乘着一叶轻舟在海里作汗漫（漫无边际）游，故把居室命名作“汗漫舫”。站在“汗漫舫”的门口，我轻轻叩门。屋里传出老太太的声音：“谁呀？进屋吧。” “汗漫舫”的正房很黯淡，墙皮剥落了，积着厚厚的灰尘。门的一边，放着液化气灶。另一边有口大水缸，缸上用三块木板做盖，这在北京是很少见到的。墙角里堆着几棵大白菜。一位老妇人斜坐在破藤椅上，缓缓地用调羹搅和着搪瓷茶缸里的麦片糊。我说明来意：想看看康有为的故居。老妇人对于这样的访问毫不意外。她介绍说，三间西屋，北面那间已另住一家，在外面自开门户进出。南套间是她家的卧室，中间有小门相通。卧室凌乱不堪，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僵卧着瘫痪的男主人。男主人八十多岁了，名叫关胜勋。他的祖父关文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的进士，排名二甲89名，位列后来编撰《光绪朝东华录》的朱寿朋先生之前。关太太记得刚来关家时，整个南海会馆共有十三个院落，住着八户人家。她说：“他家的老太太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母一样有福气！” 关太太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轻轻地絮叨着：康有为搬走后，区棠亮的父亲住在这里，然后便是关家。直至50年代，七树堂依然雕梁画栋，林木茂盛。回廊的墙上，镶着镌有苏东坡“观海棠帖”的刻石。如今南海会馆挤挤挨挨地住满八十几户人家，树木假山统统不存，每一寸空地上都搭起平房，尽西头康广仁（康有为弟，“戊戌六君子”之一）故居前的通道，搭建得只容一人进出了。关太太如今年过花甲，患有半身不遂。女儿和老人不住在一起，只能两三天来一次，帮着买点东西，洗洗涮涮。平常全靠她挺着歪歪斜斜的身子，凑合着料理家务，照顾卧床不起的老伴。我没有细问他们从前的经历和人生故事，但觉得他们真像退潮后被遗留在海滩上的鱼，只能相濡以沫，一起艰难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告别了汗漫舫，我又来到米市胡同西首的第二条胡同——北半截胡同。这里的41号，以前是浏阳会馆。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就在会馆的第一个院子里，五间坐西朝东的厢房，距离康有为的寓所非常之近。 浏阳会馆也沦为污秽的杂院。莽苍苍斋的现主人上班去了，门上别着把挂锁，我只好在院子里转悠。住在会馆山门搭出的小屋里的刘保利对我说：“来这儿考察的人多着呢，人人都叹息，但谁也解决不了问题。对咱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搬走。咱家在这里已住了五代，我曾祖父当年是会馆看门的，曾为谭嗣同收尸。咱总不能在这破门房里住第六代吧。”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生前十分钦佩谭嗣同，他把自己的室名取作 “小莽苍苍斋”。我不知道他是否来过浏阳会馆？此后我再也没有重访过宣南。但我的脑海里却常常会想起在密如牛毛的胡同里穿梭奔波的康有为。康有为初登政治舞台时的许多重要活动都是在宣南进行的，这些活动更是与戊戌变法直接关联，所以人们总把康的名字同戊戌变法放在一起。我到宣南凭吊康有为、谭嗣同的故居，其实也是来缅怀这段逝去的历史，缅怀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进步而浴血奋斗的志士。但是后来，当我阅读了有关戊戌政变的基本史料后，我对康有为在当时的作为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同时更觉得应当对康、对当时的许多历史事实进行重新考订。
阅世空有后死身（2）
康有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物。史学圈子以外的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个改革家，而圈子里的朋友，除了承认他的改革家地位外，却每每对他颇有微词。前些时候读过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康有为由狂入怪论》。这类立论的角度，除了对康，在其他历史人物研究中，真是不多见的。当年，御史文悌曾上奏严参康有为，说他常常晚上来访，车中携有衾枕，行踪诡密。经向康的随仆打听，是跑到住在东城锡拉胡同的户部侍郎张荫桓家去投宿。康为自己辩诬，说他在内城活动时，晚间借寓金顶庙。庙中没有铺盖，所以只能自备行李，而决非住在张家。这个解释也有点儿勉强。因为金顶庙属于出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