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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单指这些诸侯国时，可以叫“封国”；由于它们是诸侯之国，也可以叫“侯国”。但如果指制度，则不如叫“邦国”。事实上，这些诸侯国原本就叫“邦”，“邦”的本义也原本就指诸侯封国。比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比如“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而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当时就叫“邦交”。邦，既有国家的意思（《说文》：“邦，国也”），又有分封的意思（《释名》：“邦，封也”），贾公彦就说“凡言邦国者，皆是诸侯之国”（《〈周礼？天官？大宰〉疏》）。所以，西周之所封建，就既可以叫“国”，也可以叫“邦”。或者再具体一点，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六书故》），合起来就是“邦国”。
邦国与郡县是完全不同的。邦国有独立国家的性质，郡县则不过是帝国的构成部分和中央的派出单位（这一点后面还要细说）。总之，封建与郡县相对应，邦国与帝国相对应；封建指成因（形成原因），邦国指成形（存在形式）；封国指单体（比如齐为吕尚的封国），邦国指制度。秦始皇以郡县代封建，其实也就是以帝国代邦国。因此，要讨论郡县制和帝国制，就必须讨论邦国制度。
邦国与城邦（1）
邦国制是中国人的发明，正如城邦制是希腊人的创造。所谓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希腊语叫“波里斯”（Polis）。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算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小得可以。除斯巴达以外（斯巴达严格说来不算城邦国家），最大的一个城邦雅典不过一千平方英里，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其他都不过只有雅典城邦的三分之一甚或十分之一那么大，有的则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乡。历史上通常所谓古希腊，就是由这些蕞尔小邦构成的。
这就颇有些像我们前面所说邦国时代的状况。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中央集权的统一主权国家。它也不叫“中国”，而叫“天下”。“中国”这个词，在周代指京师，以后又指都邑或中原地区。用来指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则是很迟的事。
邦国时代的“中国”不是“天下”，邦国时代的“国家”也不是“国家”，而是“国”和“家”。家、国、天下，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家是家，国是国，天下是天下。天下属于天子，国属于国君（诸侯），家属于大夫。天下由若干个国组成，国又分解为无数个家（采邑）。家不是家庭，因为它有领土，有疆域，有子民，还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大夫对于自己的家（采邑），是有独立治权的。国也不是国家。或者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虽然拥有一个国家该有的一切（比如领土、疆域、子民、赋税、军队、监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主权，却没有产权。或者说，有治权，有主权，无产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产权在理论上是属于天子，甚至是属于“上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详见本书第五章）。由产权派生出来的主权和治权，在理论上也属于天子。天子的产权、主权和治权，则在理论上属于“上天”。天子如果没有“上天”的授权（天命），他的权力、权利和权益在理论上就不合法，别人就可以推翻他（革命）。同样，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授权，则他的治权也好，主权也好，在理论上也不合法，其他的诸侯就可以拿这个作借口来讨伐他。这是国和家的情况。
那么，天下是国家吗？不是。因为天子虽然有产权，却又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或者说，没有诸侯各国的主权和治权。这些权益，在封建之前，天子在理论上是拥有的。封建之后，就没有了。这时，天子能够统治的，其实只有他自己的那个国（比如周）。其他的诸侯如何治国，所有的大夫如何齐家，天子在理论上是不能干涉的。当然，一个诸侯如果闹得“太不像话”，天子也可以发表谈话表示谴责，或召集会议进行批判，甚至下达命令要其他诸侯去教训，但也仅此而已。他并不能像上级对待下级、皇帝对待臣民那样对待诸侯。为什么呢？就因为周天下并非“统一国家”，而是“国家联盟”，周天子则不过“联盟领袖国”的国家元首。他的角色，颇有点像联合国秘书长。打着天子旗号去讨伐别国的诸侯或诸侯联军，也有点像得到联合国授权的维和部队。问题在于联合国并不拥有建立国家的权力，也无权任命各国政府，周天子却有。他可以为各国划定疆域，指定国君，授权治理，这就是“封建”。所以周天子并不是联合国秘书长，周天下也不是联合国或国际社会。
邦国与城邦（2）
不过邦国时代的“天下”，又多少有些联合国或国际社会的意思。诸侯各国之间，也和希腊的城邦一样，有着它们的“国际关系”。它们之间也有谈判与结盟、条约与使节、宣战与媾和，甚至还有国际间的调停（比如召开“弭兵大会”）和通行的“国际关系惯例”（比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在邦国制度的早期，这些林立的封国规模也都不大，有的也就是一个城市或城堡加上周边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即所谓“小国寡民”。国与国之间，是广阔的无人区，因此不是“鸡犬之声相闻”，反倒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如果说邦国制度即相当于城邦制度，却是大错特错。关于城邦与邦国的区别，顾准先生的《希腊城邦制度》有很清楚的描述。首先，就国际关系而言，希腊的城邦是完全独立的、相互平等的。即便是从一个城邦中分裂出去的“殖民地”，其与母邦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平等。母邦不但无权干涉子邦的内政，而且子邦还可能向它的母邦发动战争。邦国则是不平等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等级就是不平等的法定依据，大国干涉小国甚至为其代立国君，则是不平等的实际表现。更何况，诸国之上，还有一个实际上或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天子。天子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天”，诸侯的权力则至少在名义上是天子授予的。天子是诸侯的“宗主”，诸侯是天子的“守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尊卑、贵贱、嫡庶等诸多差别，并不平等。在邦国时代中后期（春秋时期），尽管天子已不再是最强大的（最强大的是“霸主”），却仍然是最尊贵的。诸侯们要争霸，仍然要打出“尊王室”的旗号。也正因为此，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一直被视为伟大的王业。这与希腊城邦的容忍邻邦独立，不愿兼并和扩张，也大相径庭。
其次，就国内体制而言，城邦实行的是民主制，邦国实行的是君主制。民主制的城邦依法选举行政长官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些行政长官由公民“轮流坐庄”，而且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一旦下台，与普通公民无异。比如彼奥提亚的将军帕梅农达斯落选后，就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参战。君主制的邦国则依礼册立国君、大夫，国君和大夫都是世袭的，而且依礼应由嫡长子承袭爵位。一旦袭爵，则诸侯有国（邦），大夫有家（邑），终身受用。城邦的官员既由“民选”，公民当然也有权罢免。邦国的国君既由“天授”，则臣民们自然也无权废立。即便废立，也不容一般民众置喙。
不错，希腊历史上也曾有过专制君主（Despot）。但这种专制是不合法的，他们也因此被叫做“僭主”，意谓其专权系由僭窃而来。而在中国，无论是邦国时代还是帝国时代，只要是依礼册立的国君，就有专制的权力，不专制大家还有意见，还会恳请君王“乾纲独断”。只有臣行君权（也包括使用君主的礼仪）才叫“僭越”。这种事情也是有的。比如，用六十四个乐伎排成八行表演乐舞（八佾），是天子之礼。诸侯只能六行，大夫只能四行。鲁国大夫季氏（可能是季孙意如）居然“八佾舞于庭”，就是“僭越”了。但这事只可能发生在邦国制度即将解体的时候，而且是让遵循古礼的“正派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比如孔子得知后，就说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第三，就国民身份而言，城邦里的人是“公民”，邦国里的人是“臣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作为主人，他们有拿起武器保卫城邦的义务（顺便说一句，他们的武器、甲胄和马匹全都是自费的），也有参加邦内议事和审判的权利（也顺便说一句，参加这些工作起先都是不领薪水的，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劳务费、出场费）。在伯里克理斯时代，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对诸如宣战与媾和之类的城邦大事，握有最高决策权、监督权和终审裁判权，这就叫“主权在民”。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有选举权，也都有被选举权，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成员，也都要轮流参与陪审法庭，这就叫“轮番为治”。“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加起来，就叫“民主”。或者准确一点，就叫“城邦民主”。
邦国与城邦（3）
城邦里面不但有公民，还有奴隶。奴隶是没有权利的。邦国里面的臣民却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公民。他不是奴隶，因为有功可以授爵。他也不是公民，因为无权参政议政。即便参政议政，也是奉命奉旨，不是他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臣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君主的仆人。这里说的“君主”，还不一定就是国君。国君固然是国内的君主，却又是天子的臣仆。同样的，大夫之于家臣、父亲之于子女，也是君主，是“家君”。所以，在邦国时代，“君”至少有三种：天下之君、国君和家君。这些“君”对于自己的“臣”，在理论上握有绝对的统治权，包括生杀予夺之权（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种君臣关系是不能变动的，不存在“轮番为治”；这种君臣关系也是不容颠倒的，不存在“主权在民”。邦国与城邦，岂能混为一谈？
事实上邦国也是更接近于帝国，而不是接近于城邦。城邦是不可能发展为帝国的。所谓“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其实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帝国。希腊的城邦也没有一个发展为帝国。其原因，除城邦的自治、自给、主权在民等等与帝国制度不能相容外，还因为城邦不是战争的结果。城邦制度的建立，起因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尽管希腊人原本也是蛮族，他们的贸易和移民一开始也难免伴随着强盗行径和海盗生涯，但城邦制度的建立并不能归结为战争。
帝国制度和邦国制度却是战争的产物，是两个蛮族的后裔（秦和周）武力征服世界的产物。帝国是秦王嬴政率领秦军打出来的，邦国则是武王姬发率领联军打出来的。因此，帝国诞生之前，诸侯之间的战争史不绝书；帝国诞生之后，改朝换代也主要靠战争来实现。
当然，希腊的城邦之间也有战争。惨不忍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发生在城邦时代的希腊。希腊最终也要走向统一，变成帝国，但这不是城邦的愿望，因此必须假手于蛮族马其顿人和“洋化的土著”罗马人（这是顾准先生的说法）。结果造就的也不是希腊帝国，而是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这就又与邦国不同。邦国制度因战争而起，因战争而亡。它的军事性质、松散结构和那个不可或缺的“天下共主”，就是战争的策源地；走向一统和变成帝国，则是它的历史使命。因此，邦国能够而且一定要发展为帝国，因为它其实只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只不过这个预备阶段长了一点，竟长达八百多年。
其实，从文明初起，经过分散发展，达到统一帝国，“几乎可以说是规律”，不能变成帝国的城邦反倒是个例外（请参看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但这个“例外”却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就是民主与共和。这份遗产至今仍在造福人类，因此就连我们这些东方人，在提起古代希腊时，也不免怀有崇敬的心情，尽管那些城邦不过“蕞尔小国”。
邦国与城邦（4）
历史是公平的。当世界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时候，它给了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以同等的机会，让它们各自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并分别成为后世的楷模。邦国和城邦，它们一个是帝制的渊薮，一个是共和的源头，但都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邦国制度发展而来的帝国制度，曾使我们民族龙腾虎跃，在世界上独步一时；而城邦制度留下的政治遗产，则在千年之后大放光辉，并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之潮流。东西方文化和东西方制度的这种“交相胜”，其秘密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