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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之诛杀嫪毐，并不违反善良风俗，也不违反国法。嫪毐不过娘亲的情人、奸夫而已，怎么能称“假父”？茅焦每一句话都在刺激嬴政发疯，而嬴政竟没有发疯，简直不可思议。可能嬴政正在寻觅一个下台阶梯，而茅焦适逢其会。无论怎么吧，茅焦的言论并没有说服力量，而只有激怒力量，竟然发生说服效果，以致使我们怀疑事件经过的真实性，假定是真的，我们则怀疑是不是出于嬴政的安排。
楚王国（首都寿春【安徽省寿县】）国王（二十三任考烈王）芈完，没有儿子。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人李园，正准备把妹妹献给芈完，听说芈完没有生育能力，不敢贸然行事，恐怕进宫之后，也不能生儿子，就会失宠。春申君黄歇遂把李园妹妹迎接入府当小老婆。不久，她怀了身孕。黄歇把她送回哥哥李园家，然后向芈完推荐。芈完果然迎接她进宫，最后生下一个男孩（芈悍），封为太子。母以子贵，李园的妹妹也成了王后，舅爷李园遂进入政府。
李园既爬上高枝，不再需要黄歇，同时又害怕黄歇泄露机密，遂秘密结交亡命之徒，准备杀人灭口，消息逐渐传开。不久，芈完卧病，17天后逝世，李园第一个被召入皇宫，李园在宫门设下埋伏，黄歇冒冒失失进去，伏兵突起，乱刀砍死，把头颅投到宫门外，派遣官员搜捕黄歇家属，全体诛杀。太子芈悍继位（二十四任），是为幽王。
芈完、黄歇、李园、李园的妹妹，四边关系筑成楚王国高阶层政治舞台。短兵夺权，无情无义、变化莫测。三寸之外，一片黑暗，谁都不知道黑暗中埋伏着什么。战国时代所谓“四大王子”之一的黄歇，他的高位不是他的小聪明能够承当得住的，这从他率领五国联军在函谷关外，没有交锋，就告溃败，可得到证明。站在社会史立场，李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是一个标准“腻人”，他要拍你马屁时，连漂亮的妹妹都双手送上，那种忠心和温情，以及善体人意的媚态，使你无法拒绝。可是翻脸时的疾如闪电和回报的酷烈，更使人发抖。在李园之前，还有一个人跟他相似，那就是夏王朝第七任帝寒浞。在李园之后，数目可就更多，直到20世纪，随时都有人登台亮相。不过时代不同，方式稍异。寒浞、李园，是鲨鱼群中最精彩的两只，最好不要遇上。遇上必被缠住，轻者遍体鳞伤，重者全盘覆没。
纪元前235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文信侯吕不韦服毒自杀，家人把他埋葬，秦政府着手调查，凡是参加吊丧的随从和宾客，一律逐出国境。嬴政下令说：“从今之后，凡主持政府，像嫪毐、吕不韦一样荒唐的，财产没收，以此为例。”
《法言》曰：“有人说：‘吕不韦岂不是大智大慧之人，他把人当做货物，拿出来交易。’扬雄说：‘谁说吕不韦大智大慧？为了贪图官爵，付出他的家族。我认为吕不韦不过是个大一点的小偷。小偷的意义是：眼睛只看见瓦罐，却看不见洛阳城。’”
传统史学家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照扬雄所言，吕不韦如果能够善终，岂不就成了大智大慧！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为了传教的缘故，“应该灵活得像条蛇”。吕不韦不过灵活得像条蛇而已，他并没有伤天害理。从一介平民到掌握国家权柄，现在可以诉诸选举，古时候并没有固定的渠道。吕不韦深谋远虑，节节衔扣，智能过人，无疑问的是一代豪杰。他唯一不能掌握的，是他的旧情人赵姬是那么银荡，索取没有止境，而嬉戏在他怀中肩上的嬴政小娃，又是如此彻底地翻脸无情。
纪元前233年，秦王国再攻赵王国，韩国王（五任）韩安恐慌，割让土地，献出国王印信，请降格作秦王国的附庸，派韩非到秦王国晋见。
韩非，是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的王子之一，法家学派巨子。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忧心如焚，屡次向国王提出书面建议，国王都一笑置之。韩非对当权官员的颟顸，至为痛心。当权官员平常日子优待御用的摇尾学者；当国家紧急时却依靠平时瞧不起的武士。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用，用的又不是培养出来的人才。目睹廉洁正直的人，被邪恶的当权分子排斥，考察过去的得失变化，韩非著《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共56篇。
嬴政崇拜韩非的学问和才能，打算会见他。于是，韩非抓住出使秦王国的机会，上书给嬴政，说：“秦王国拥有数千华里广大领土，武装部队号称100万，纪律森严，赏罚公平，号令分明，天下无人可及。我冒死请求大王赐予接见，将贡献破坏合纵同盟的具体方案。大王如用我的方案，不能一举成功——赵王国不投降，韩王国不灭亡，楚王国、魏王国不屈服，齐王国、燕王国不归顺，霸王之名不能建立，四邻所有封国国君不来朝觐，就请大王把我诛杀，作为对大王不够忠心的惩罚。”嬴政怦然心动，还没有任用，李斯已妒火中烧，打小报告说：“韩非，是韩王国的王子。大王的目的是在并吞天下，而韩非不可能忘情祖国，而全心全意效忠秦王国，这是人之常情。但送他回国也不是办法，以他的才能，万一韩王国重用他，将成为我们的后患，不如用法律除掉他。”嬴政认为合理，遂把韩非逮捕监禁。李斯派人送去毒药，叫韩非自杀。
《法言》曰：“有人问：韩非作《说难》大文，却死于‘说难’，为什么他不能实践他的理论？扬雄说：正因为‘说难’，他才牺牲。那人问：为什么？扬雄说：君子以礼教支配行动，以信义克制自己。意志相合就合作，意志不相合就分开，而根本不忧虑会不会相合！假如企图说服别人而担心合不合对方的心意，那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人问：韩非忧虑的正是合不合对方心意，难道不对？扬雄说：说服工作不采取正当手段，才值得忧虑。方案是不是被接受，不值得忧虑。”
司马光曰：“君子爱他的亲人，也爱别人的亲人；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人的国家。所以勋业伟大，美名照耀宇寰。而韩非向秦王国献策，第一就是要先覆灭他的祖国，目的只在证实他的学问和才能。他的罪恶并不是一死就可了之的，不必怜悯他的遭遇。”
韩非这份卖国上书，十分蹊跷。司马光跟他的编辑群，似乎在故意抹杀真相。据其他史书记载：嬴政拜读韩非的大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怨自艾说：“我能够跟这个人做朋友，死而无恨。”当李斯告诉他韩非是韩王国的王子后，嬴政遂对韩王国发动攻击，这次侵略行动，是传奇性的，不是为了土地，而是为了人才。这种情形下，韩非到了咸阳，嬴政当然迫不及待地立刻接见，恐怕连撒尿的时间都无法等待。但该信语气，好像是韩非压根见不到嬴政，才哀哀上告。而且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他顶多呈上他的大作，那就够了，不可能要求会面，以韩非的智慧，不致坚持自暴其短。即令韩非要求会面，也不可能写出那种幼稚言论，提出一连串灭国保证。韩非的大作《韩非子》，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钉锤，完全诉诸理性，字不虚发。而这份卖国上书，却像江湖郎中在卖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岂不低估了他的对手？《史记》不载这封信，《战国策》不但不载这封信，还指出另一桩公案（被姚贾陷害）。司马光所以如此，只是一桩政治上的小把戏。因为在现实政治上，司马光的对手王安石，是一位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而韩非却是法家学派始祖。正好利用这封卖国上书，把法家丑化，使人们产生“法家就是卖国贼”的印象。
纪元前229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向赵王国（首都邯郸【河北省邯郸市】）作灭国性攻击。赵王国大将李牧、司马尚，竭力抵抗，秦军不能前进。秦王国间谍给赵国王（五任）赵迁的宠臣郭开更多的金银珠宝，于是郭开向赵迁警告说：李牧、司马尚即将叛变。赵迁大起恐慌，派赵葱跟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将领颜聚，接替李牧、司马尚职务。李牧悲愤，拒绝交出兵权，抵抗失败，在逃亡途中被杀，司马尚也被罢黜。
“诬以谋反”的铁帽，法力无边。天下多少忠臣义士和国家栋梁，丧生在这个铁帽之下，自古忠良多枉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赵王国亡在眉睫，还替敌人诛杀最后一员名将。郭开属于一脸忠贞分子，历史自有定论。而国王赵迁，这位摧毁赵王国的凶手，可真是名符其实婊子养的。
第四部分
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弓虽。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