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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少伟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幕，感到犹如“万箭穿心”。47天衡阳保卫战，那么多官兵的热血流尽，如今竟这样不明不白地、或者说是极其耻辱地结束了，怎能不令人心痛！
饶少伟想到自己的今后，更是心乱如麻。他既不愿甘心情愿地叛国投敌，又缺乏以死殉国的勇气，考虑再三，决定还是设法逃走。
夜深人静，饶少伟向方先觉提出要回师部安排一下，说了几次，方才应允，再三叮嘱要他快去快回。
回到师部，见参谋长等人正在一个防空洞内焦急地等他。饶少伟将军部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之后，提出东渡湘江突围出去，他问这些军官哪些会游泳。
军官们都垂着头默不作声，看来会游泳的人和敢于冒险突破日军沿江封锁线的人不多。饶少伟见此情景也泄了气。在方先觉的电话催促下，他又回到军部。这时接洽与日军谈判的人也回来了，大家心情沉重。各想心事，一直坐到天亮。。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失守。惨烈的守城之战的灰色句号（4）
8月8日拂晓，方先觉率领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孙鸣玉及高级参谋人员共20余人，沿着中山南路向五桂岭走去。人们沉默不语地走着。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程呵！
在约定的中山堂，日军已有人等待，引导着一行人来到设于城郊欧家町天主教堂的日军68师团司令部。在一个防空洞内，血战47天的两军指挥官们真切地见到了彼此的面孔。
双方相对坐定，谈判于上午10时开始。日军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首先发言说：“本人以日军最高指挥官资格，向贵军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七项条件被否定得一条不剩，只因为第10军战败。也许战败者本来就无权提出停战——除非是无条件投降。
在森严的警卫中，中国将领们失去往日虎威，无言以对。方先觉在日军翻译将话说完时，面部颤抖。良久，低声道：“服从这个要求。”
谈判（如果说这也可以称为“谈判”的话）结束后，方先觉一行人被关进天主教堂院内的一间屋子。中午12点，大批中美空军的飞机轮番轰炸衡阳城区。在第一个波次中，设于城内大西门银行公会的救护所落入几颗炸弹，1；000多名伤员遇难。被日军集中在汽车西站的千余名被俘官兵中，落入两颗炸弹，当即死亡200余人。
饶少伟说，在决定“停战”即投降时，惟一支撑着人们心理，使之能作出如此违心选择的，就是让剩余的官兵、特别是已经饱受伤痛之苦的伤员们活下来，但投降不到两小时，大批没有死在战场的官兵们死在了来自己方的轰炸之中。而且从那天开始，一批又一批官兵死于饥饿、疾病、伤口恶化和日军的疯狂虐待。
国民革命军第10军3师8团2营4连1排全排惟一没有死于战场的3班下士吴久煌，在被俘的第三天被派去打水。他在日军的看押之下，用一根降落伞绳子拴在一只水桶上，提着水桶走向城郊农田旁的一口水井。日军不愿喝浮尸横漂的湖水和河水，甚至嫌城中的井水也有血腥味道，这个原因使他有机会在40多天后第一次走出自己和战友们曾经浴血坚守的防御圈。
他记得守城作战第一次打响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端午。在他的家乡，这是一个热闹的日子。那天，连长让他们班去城郊接应从本连前进阵地撤下来的两个班。他记得很清楚，那时城郊的田野中一片青青禾苗。而在腥风血雨之中，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半月之后，田野中的嫩绿已变得一片金黄。
吴久煌世代务农，他是26岁时丢下锄杆子来参军的。作为农民，此时他欣喜地看到，这一季稻谷竟长得好极了。
吴久煌揪下几根稻穗，痴痴地闻着、看着，心中莫名的情感终于冲决堤坝，他瘫坐在井边，朝着田野，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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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回抗日队伍，回重庆去！（1）
8月7日傍晚，190师570团机枪3连连长符能将全连尚存人员召集在一起。百多人的连队只剩下28人，27张疲惫不堪的面孔望着这位在这次战斗中临危受命的连长。
符能说：“营部、团部、其他营，都联系不上了。敌人已经攻破了城防阵地，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决定，率领大家突围。”
28人分为两队，符能和蔡特务长各带一队。
步枪早已没有子弹，符能命令上紧刺刀。大家分头在烈士身上找，找到8颗手榴弹，每队4颗。
符能对蔡特务长说：“我今年25岁，尚未结婚，我父母远在海南岛，敌人把我的家乡占领了，他们还不知死活，我如果牺牲了，没有人挂念。”这番话，使符能在与蔡特务长关于哪队走在前边的争执中说服了对方，走在了危险性更大些的前队。
半夜，两支队伍一前一后，沿着稻田、水塘悄悄摸出北门。幸运没有遇见日军，队伍在黑夜中疾行起来。不知走了多久，直至迷失了方向，才在一个小村庄边停下来。
尖兵吴班长报告，听见一间茅草屋中有一位老人的咳嗽声。符能轻轻敲敲门，一位老人走出来。符能说：“老乡，我是守衡阳第10军的人，刚刚突围出来，请老乡指一条路。”
老人见是第10军的人，十分热情。他听说洪桥一带有中国军队，指引符能向西走。一行人不敢迟疑，谢过老人后向西一直走到天亮。
在一片山地中，正要休息一会，忽听见附近山上枪声大作。符能判断是援军与日军交火。援军近在咫尺，大家十分高兴，但由于他们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不能循着枪声去找，只好躲入树林。蔡特务长拿出仅有的一点干粮——一一包前几天空投下来的饼干，每人分到两块饼干。又困又饿中，这就很不错了。
枪声停下来，众人踏上山林间的小路继续向西。不知什么时候，几个携儿带女的逃难老乡也跟在了这支队伍后面。战争中，军人给老百姓带来安全感——哪怕是失败的军人。
走到下午，终于到达洪桥。事后想，那个体力，竟也能不歇气地走出50多公里。
李玉堂兵团司令部正在洪桥。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听说有人从衡阳突围，立即召见。
符能先给李玉堂敬礼，再给他身边的美军少将顾问敬礼。他报告说：“小职是第10军190师570团机枪第3连连长符能，昨天夜间从衡阳城内突围出来。”
“好。方军长、容师长是否突围出来了？”李玉堂问。
“敌人已冲入衡阳城中，我连与上级联络中断，情况不明。”符能具实禀告。
190师569团2营迫击炮独立排在衡阳作战开始不久调入预10师29团。排长符气东率领全排紧密配合步兵打退日军一次次冲锋，直到所有的“八二迫”炮弹打光。
炮弹打光，炮兵变步兵。符气东毫不含糊，奋勇作战。固守虎形山，大智大勇，升任步兵连长，战斗中两次负伤，第二次伤重，住进了医院。他谈道：
8月7日凌晨，我带伤从医院摸出来，由西门悄悄出城，向洪桥方向走。因距日军太近，白天只能躲进山间隐蔽，直到夜幕降临，再寻路前行，这样走了两天。第三天白天，我走到离洪桥公里的一个山峪，遇见一群老百姓，正携幼扶老地向山区逃难。他们见到我，热情地与我交谈。
我说：“我在第10军当连长，在衡阳和日本鬼子打仗，负了伤。衡阳沦陷了，我从医院逃到这里，准备归队，请你们指点。”
逃亡。回抗日队伍，回重庆去！（2）
老百姓们很同情我，带我到一个村庄，将我介绍给庄中一位有名望的中年人。这人名叫刘琼，他留我暂住他家，并找草药为我敷伤口。住了三天，他引导我向祁阳地界关帝庙方向走。
别时再三向刘琼致谢，他对抗日军人的热情，至今思之，仍很敬佩与感激，可惜无法保持联系。
我又风餐露宿地走了两天，终于在邵阳与祁阳交界处遇到74军的前沿突击支队。支队长将我报告的衡阳敌情电报军部。支队长留我在支队中治疗与休息。我为又回到了抗日部队之中而欣喜万分。
预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被俘后逃跑了三次。他说：
8月9日上午10时左右，4架美军飞机飞临衡阳上空。我趁敌看守龟缩之机，迅速潜至江边躲藏起来。我找到两截巷战时使用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成A字，躲到半夜，我将木架放入江中后，下到水里。
下水不久，只见对岸有大队日军，举着火把，还不时向江心胡乱射击，我不知自己是否已被发现，十分惊恐。更糟的是，盛夏夜晚的江水，竟冰凉刺骨。不一会，我就全身颤抖，体力不支，只好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了。
几天后，日军从俘虏中挑出30名较为健壮的，去参加修复衡阳北郊蒸水上的草桥。我混入修桥的队伍。一天夜半，趁敌困乏之机潜伏到稻田中，随后以逐次跃进的方式，向西北方向疾走。一夜跋涉，回头已不见衡阳的影子。
脱离了危险，顿觉又饿又困。我找到了一个农舍，主人不知去向何处，只见屋内一片被洗劫的惨景。我在菜园里寻到一些豆类、瓜类，狼吞虎咽后，取下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急忙上路，因做情报工作，了解李玉堂将军指挥62军和100军抵进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心想向西再走15公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甩开大步一路急行，在一座小山拐弯处，不意与3个日本兵碰个迎面。
3个日本兵中两个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高度近视镜，大概是个军曹，我心中叫苦。狭路相逢，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本兵二话不说，让我向后转，将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咿哩哇啦说着日本话，不时发出阵阵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分别不久的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我被送回俘虏营不久后，又遇到出劳工的机会。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又一次果断行动，混入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我几乎是一路跑步，经泉溪市奔向衡山与攸县交界的铁丝塘。
在铁丝塘，我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名姓陈的领导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永兴至柳州的路上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注：10月2日）。
当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郴州，我在这里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几天后，我登上郴州开往广东埤石的列车，取道连县，过广西贺县、荔浦，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奔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
当我终于见到第10军大门的哨兵时，不禁热泪涌流。我以必死而未死之躯，在47天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之后，冒千难、历万险，三次逃离虎口，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000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先后死去，如以上所述的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汉奸。
10月初的一个夜晚，周庆祥和孙鸣玉越窗而逃。日军没有追捕到他们，又恢复了军部的内层岗哨。
11月21日夜10时，被软禁在东洲小岛的饶少伟烧掉“先和军第4师师长”的任命状，将那把崭新的日式军刀扔在床下，与原暂54师司令部的甘印霖一起，冒着细雨，驾着一只破烂的木船驶向对岸。
这是饶少伟与副官林权经过多日谋划和准备而进行的一次逃亡。船靠岸时，两位农民接应他们，几个人又悄悄渡过耒河，在泉溪市一位农民家中，与99军谍报队取得了联系。在谍报队员的护送下，到达郴州九战区长官部。
方先觉逃离衡阳的记载散见于海峡两岸和日本的一些史料。其中以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戴雨农先生全集》中所记较完整。
“防守衡阳之第10军军长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