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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来。后来，倒是来了一个神秘的“农业生产水利工作调查组”，这个组走了没多久，农场领导就宣布上海青年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知青们认为是上当受骗了，于是开始酝酿另一次行动。由于据理力争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就决定重返北京，即使被捕，也要搞出一定声势。7月19…22日，上访团代表分别到达乌鲁木齐，然后一边等火车，一边在这个自治区首府组织游行。那时正是8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纪念活动就在两个月之后，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中央当局下令劝阻他们赴京。行动果真火速，深更半夜，警察包围了代表们的所在地，把他们抓走了，然后严密监视长达一个月。那些已经上车走了的，半途在火车沿线的几个城市，被逮捕并押送回来。有一些到达了上海，他们张贴大字报，但没有赢得任何预期结果＇ 见本书，页171，注117。＇。
到了年底，有组织的行动又开始出现在阿克苏地区了。在一个农场，500名知青 带着他们的孩子游行，举着大横幅标语，上书“要奶奶”、“要外婆”。许多上海知青要求“病退”回城，有的抢了公章给自己的病历之类的文件盖章，以便上海有关方面同意接收。几乎所有的农场都有罢工，以致地方干部都开始接受知青应该回城的概念。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80年1月21日，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解散“非法组织”，违者严惩。从2月4日至15日11天中，《阿克苏报》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强烈指责闹事分子，并斥责上访知青为“无政府主义者”。《通告》公布后，仍旧一片抗议声，知青决定“一边等着回上海”，一边怠工，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春耕。此外，未得准许就回上海的知青人数日渐增多，特别是那些有可能顶替父母中一方的走得更多。上海知青联合会虽说被解散了，其实依然存在。一些新的组织出现了，还鼓励知青用“特困”的方式申请回城。11月中，三四千名知青聚集在阿克苏市，占据了农垦局招待所及其他的政府大楼。后来，来自整个地区的知青也参加进来了。他们还挑选了自己的总指挥：上海知青欧阳琏，他是丧妻而且没有孩子的鳏夫，所以他是准备豁出去，不惜自我牺牲的。11月23日开始举行100小时的绝食活动。27日，绝食宣告如期结束，但200多名知青晕倒昏迷，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送去医院。26日地方政府曾经向参加绝食的青年传达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们立即停止绝食行动，但毫不奏效。知青们又决定组织声势浩大的大篷车队，搭乘二三十辆卡车，准备开到乌鲁木齐去扩大影响。不幸，有一辆卡车在途中，出了翻车事故，造成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大篷车队伍只好返回阿克苏。而那时，地方当局刚刚决定作出让步， 同意发还给上海青年户口。青年们闻知，兴高采烈，回到农场变卖家具杂物准备走。他们收到户口准迁证和每人200元的搬家费。开了欢送会，气氛热烈感人，就像1979年初在黑龙江及云南那样。为了建设边疆地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10个寒暑，大家称颂他们的壮举，祝愿他们为四个现代化继续奋斗。他们抗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南疆的另外两个地区：喀什和库尔勒，那里的知青也行动起来，取得与他们的阿克苏难友们同样的待遇。就这样，上海知青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了。然而，当这些青年朋友还沉醉在即将回城的喜悦中时，中央宣布不承认地方政府擅自作出的决定，并将游行请愿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上海当局则拒绝接收那些上海原居民，不予报进户口，当然也就不做工作安排。中央又命令兰州军区部队半途拦截回沪的知青。只有出示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出的特别许可证，才可以买得到开往上海的火车票。在火车站的知青被逮捕，然后分送到不同的招待所，在那里有军用卡车把他们和孩子行李都送回原来出发的地方。几个月中，1万多名赴沪知青被劝阻、制止、收容。12月26日，经国务院同意，公开宣布逮捕9名知青领袖，另外43名扣押审查。
然而，还是有些知青成功地抵达上海，那一年的2月5日，他们与几千名春节回沪探亲的汇集在一起。1980年底至1981年初，一共有大约2万名上海知青回了城＇ Kyodo（共同通信社），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大部分都想尽办法留在上海，但市政府拒绝给他们上户口，还责成公安局及派出所对他们施行监控，劝说他们离沪返疆。12月和1月都举行过游行请愿，可是在1981年1月11日那一次之后，上海当局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公众集会以及公开讲话＇ 法新社北京讯，1981年1月15日及法新社香港讯，1981年2月2日，刊于FBIS，1981年2月2日。＇。其实，从12月起，中央就已经在考虑，想办法把仍在新疆的大部分上海知青稳定在这个地区。3月份，根据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指示，新疆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双方经过协商，在1981年3月30日议定了《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那些详细的规定列出可以准许回上海的各种情况，比如说，回沪顶替退休的父亲或母亲，家庭需要特殊照顾的知青，丧失劳动能力或患精神病的青年，等（其实就是顶退，困退及病退）。为了避免城里接收过多的知青，有的规定非常细致：已婚夫妇，若只有一方符合规定，就不能两人同时迁回上海市，但可以调到上海所属的农场＇ 由于各种差异，因此对不同的相关人士出现了不同的名词：“单顶”和“双顶”。与F。M。D。的访谈记录，1985年7月21日。＇。所以，在1982年2月至1983年11月期间，位于江苏北部直属上海的海丰农场就接收了6100名知青和他们的孩子，还建造了新的居住区准备迎接其他陆续到来的＇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另一个资料来源称，有1万4千名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在1986年底调去了这个农场（《明报》1986年12月26日第二版）。与整个回城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显得相当大。＇。总的来看，根据1984年4月的统计数字，1万6千知青可以按新规定离开新疆，另外有3万最后必须得接受留在新疆。这后一个数字包括1万7千当时已经非法回了城的知青，上海当局借助派出所的压力、官方宣传的疲劳轰炸，有时甚至是父母（他们不太愿意因收留已为人父母的又没有就业前途的子女而自找麻烦），最后得以将他们送回原地。1月14日起，报章，作为大事件那样，报道一位回沪探亲的女知青启程回新疆＇ 《解放日报》1981年1月14日，转载于《人民日报》1981年1月18日第一版。＇。1月底宣布有340名知青踏上回程之路，2月中又宣布1000多名，3月底3000名＇ 《人民日报》1981年1月29日第一版及1981年2月20日第一版，《文汇报》1981年3月21日，刊于FBIS；1981年3月31日。＇，每一次都声明还有其他的准备跟着走。其实，尽管各方各级负责人都尽了最大的力量，遣返工作还是进行得很慢，这说明已回上海的知青是铁了心的了，加上他们认为事实上已经跟新疆一刀两断。后来，政府不得不同意负担交通费以及买家具、生活用品的置家费，因为那些知青在离开新疆前把东西都卖了，现在回去就得自己重新购买或者让在上海的父母购置＇ 《人民日报》1981年2月20日第一版及1981年4月15日第三版。＇。有一位上海女知青，下了决心一定要回城，甚至跟她那个在新疆的知青丈夫离了婚。现在她就成了区政府的耐心说服对象，派出所还跟她原来的农场联系，让她的前夫与大儿子写信劝她回新疆。在回沪一年多之后，她最终还是让步了，在1982年4月回到农场，还跟她的前夫复了婚＇ 《解放日报》1982年8月14日第二版。＇。如同1979年，报章不断发表报道，说明回农场的都受到了热情接待＇ 见本书，页176…177。＇。
在1982及1983年报刊特别强调生活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力赞扬那些借着承包制多挣了钱的＇ 就好像“三芬”，那是3个上海女青年，她们的名字都有一个“芬”字；见《解放日报》1983年3月21日第一版，以及《人民日报》1983年8月31日第二版。＇，或者得以上调至负有重要责任的岗位的知青＇ 比如有两位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日报》1983年5月4日第二版），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里的第一位女领导人（《解放日报》1983年9月30日第一版。）＇。政府还采取措施改善交通，从上海到塔里木地区“只”需要7天了＇ 《解放日报》1983年1月25日第二版。＇。1983年还推出了一项协助建房计划，让某些知青可以得到贷款以及低价的建筑材料来为自己盖房子＇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7日第二版。＇。上海当局仍继续动员知青回新疆，有人走就开个欢送会＇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1983年9月4日第二版，1983年9月20日第二版；《文汇报》1982年8月10日第二版，1982年8月11日第二版。＇。另外，还威胁那些从事非法买卖的青年，要采取司法手段告他们，其实就是要截断他们在上海生存的后路，因为他们既不能在合法机构得到工作，也不准搞个体户＇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7日第二版。＇。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曾派出一个代表团到上海去劝解鼓励那些最死硬的返疆。到1983年1月，这些非法回沪的人中，有20％还在那儿＇ 《解放日报》1983年11月20日第二版。＇。当局施加的物质及精神压力直至1984年才初见成效，那年1万7千知青已经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农场。
无论是这些严厉手段，还是最后的功效，若是没有中央的积极支持，就都是不可能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央可以给予其他知青的，新疆农场的上海知青就无权得到。这些青年头三次行动过于迟缓，又有点儿迟疑不决，也许因此使他们错过了1978年底1979年初的宽松时期。当他们醒觉需要行动的时候，别人已经回了城，而上海当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客观条件应该是行动迟缓的原因：一方面新疆地区辽阔，而且地处偏远，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大部分已经成了家，这就令他们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一下行动的后果。＇。实际上，与1979…1982年间回城就业的88万6千知青相比＇ 见本书，页198。＇，新疆的3万知青不应该构成难以负担的重荷。我们觉得另一个因素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央有意要发展新疆，并在这个地区留下尽可能多的汉人＇ 一位作者试图解释下放新疆的知青与众不同的例外情况，那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前就下去了，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现今的领导人都当权。（见《中国之春》1985年5月号，页30）。但我们从来未曾遇到过其他文革前下乡的知青被剥夺回城的权利。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日第四版，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位1963年下乡的女青年拒绝了多次合法回城的机会。还有，20345名主要在1965及1966年分别下乡到边境地区的山东知青，大部分都回到了他们的原居省份；见田芳等，《中国人口迁移》，页344、346。＇。这种意愿从1979年起，就持续不断地显露出来，而且体现在由“双王”（一个是王恩茂，另一个举足轻重的是王震）组成的某种“新疆的压力集团”里。我们都注意到了新疆的战略重要性。然而，在那个时期，由于军队里的不满情绪以及汉族人与维族人之间不时爆发的冲突，形势变得很紧张＇ 还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特别是1980年初及1981年10月底在喀什，以及1982年初在叶城；见《人民日报》1983年1月14日第三版，《争鸣》1983年1月号，页34…37。维吾尔族人是新疆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的统治之间产生最多问题，尤其在1980年代之后。＇。中央表示要严肃面对这一形势。王震在1980年10月、1981年1月和5月到新疆去视察了3次。他接见了上海知青，并和他们交谈。8月份，他又去了一次，是陪同邓小平，那是邓第一次踏足这个地区＇ 见新疆电台广播，1980年10月5日，刊于FBIS，1980年10月6日；《人民日报》1980年10月16日第二版；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1月20及21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1及22日；新华社讯，1981年23日，刊于FBIS，1981年1月23日；新疆电台广播，1981年5月17日、1981年5月19日、1981年5月22日及1981年5月24日，刊于SWB，1981年5月21日、1981年5月23日、1981年5月27日及1981年5月29日；新华社讯，1981年8月22日，刊于FBIS，1981年8月24日；中国新闻，1981年8月29日，刊于FBIS，1981年8月3日。＇。就在这次新疆之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