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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透析以上犯罪事例，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的心理是极度扭曲的，日本人性也是矛盾的，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束缚与自身对自由的渴望发生激烈的冲撞，所以产生了很多带有极端思想的人，他们通过各种暴力、残忍的活动释放压抑的心灵，寻求一种发泄。
日本的现实社会如此，日本的影视作品也是如此。充满暴力色彩的文艺作品在社会上泛滥，这种泛滥比现实社会的暴力情节多得多，也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得多。日本暴力组织在世界上是最有规模，最有自律能力的组织，他们不单是从事赌博、色情、盗窃、凶杀和毒品走私等活动，社会的其他领域他们也有所涉及。因为他们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以他们为原形的暴力影片随之在日本社会中泛滥开来，其中有很多都是被世人广为评论的，例如《大逃杀》、《一个凶暴的男人》、《杀手阿一》、《小奏鸣曲》，这些作品中有的讲述的是一群孩子在荒岛上相互残杀，求得生存；有的是讲述日本警察依靠暴力手段解决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还有的讲述的是暴力组织内部的相互残杀；另外是关于一个黑帮组织的头目和他的手下被卷入对抗事件的故事。总之这些故事情节都是有关暴力的，而是场面都十分血腥，人们在杀戮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残暴和自私的一面。
其中的两部影片都是日本导演北野武导演的，有人说，北野武是日本电影界的“怪才”，的确，我们对他都不陌生，而且一提到他，就想起了他那几乎没有动作的暴力，似乎北野武已经成了日本暴力电影的代名词，他们不但导演了多部暴力题材的影片，自己也出演过带有暴力色彩的电影，例如著名导演大岛渚执导的影片《圣诞节快乐，劳伦斯先生》，深作欣二导演的《大逃杀》。不过在北野武的电影中不是突兀地将残暴、血腥的场面展示给观众，每每在暴力出现之前都有温柔的底衬。
北野武的作品与他的生活背景有很大关系，北野武在战后1947年1月18日生于东京，没有从明治大学毕业，之后当过出租车司机、脱衣舞秀场的喜剧演员，1973年开始活跃于电视及广播界，《一个凶暴的男人》的走红使得北野武一鸣惊人，奠定了他在日本的导演地位。北野武的电影主旨是生命的苦涩与无奈，但表现手法往往是残忍的暴力，他说自己有个参与黑社会的叔叔，是听着血腥的故事长大的，这显然不是答案的全部。童年孤独、缺少理解、缺少关爱，才是他成为暴力教皇级人物的真正原因。北野武擅长表现急速冲击力与平静美好的对比，这也是日本文化的特点所在，即《菊与刀》中所说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还有北野武的《花火》，这部影片都是在平静中展现了死亡。《花火》是一部相当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暴力影片，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名警察，多次执行打击黑社会的任务，但当身边的人都遭遇不幸之后，他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踏上了不归路。为了使癌症的妻子幸福地走完一生，他沉默地打劫银行，带上妻子去旅行，在途中杀掉所有阻挡，留下了一片血迹斑斑。影片的结尾，大海碧蓝，天空碧蓝，空旷的海边一个女孩固执地拖着残破的风筝不停奔跑，然后是两声枪响，生命戛然而止，面无表情的女孩定格在画面中。
此外还有《坏孩子的天空》，这是北野武讲述少年暴力的影片，故事安置在一所男中学以及其貌不扬的社区里发生，几乎没有女角色，也没有家庭线，而是单纯的男孩子之间的争斗。他们互相逞强，三一群俩一伙地结成小党派，今天你吓我一次，明天我打你一拳，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其中的一对好朋友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分离，一个参加了黑社会，但是最后两个人都没有成功，当两人再次相遇的时候，仿佛时间从来没有流逝过一般，两人骑着车在曾经的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徘徊。其中虽然没有血淋淋的场景，但是却表现了日本少年过早地学会了打假斗殴等暴力行为，并组织了自己的小帮派，之后还加入到黑社会中，反应了一系列青少年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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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思想上的矛盾者（1）
一、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知伤感之心”的前提下，和歌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自然之心，让他们同情被统治者，为了被统治者的幸福进行统治。他相信，只要统治者对和歌深有体会，他们就会“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将不会做对社会不利的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成一片，“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就不会在日本社会上演。
日本人喜欢将意志掩藏起来，不代表日本人没有意志，如果他们没有意志的话，也就不需要费尽心思地掩藏它了。但“掩藏”却注定了面对近代化转型期时，日本人会有和西欧人不同的看法。
17世纪中期，英国开始了近代化历程，英国人霍布斯敏锐地察觉到英国的变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残酷和血腥让他愤怒，他感慨人和动物一样，为欲望驱使，人类也可以像豺狼一样野蛮。在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总有一天，万人对万人的斗争会在人类社会上演。
对此，西方人强化了政府权力和法律的作用，借助二者的力量，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人类社会沦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动物社会。法律和权力的强化，实际上就是人类自律意识的强化、意志自我规范作用的强化。
近代工业的发展让人类和自然世界脱离开来，人和人分离，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此，霍布斯等近代哲学家采取了以毒攻毒的办法，利用意志的自我规范作用来限制意志本身。
日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感觉到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他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方式，和西方人大相径庭。
霍布斯把“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当作一种自然状态，所以才主张用人的意志规范混乱的社会状态。和霍布斯的看法相反，日本人眼中的自然状态是平静的、祥和的，在自然社会中，人就像其他生物一样，安宁地生活着。本居宣长甚至认为，社会在自然状态下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需要人来解决。
西方人眼里的自然社会混乱野蛮，日本人眼中的自然社会和谐安宁。对自然的不同看法导致二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
本居宣长认为，无所不能的神控制着日本的人伦世界。因此，人无需再对人间施加统治，只要人人顺应自然，顺应神的意志，在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日本社会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在“知伤感之心”的前提下，和歌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自然之心，让他们同情被统治者，为了被统治者的幸福进行统治。他相信，只要统治者对和歌深有体会，他们就会“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将不会做对社会不利的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打成一片，“万人对万人的斗争”就不会在日本社会上演。总而言之，宣长彻底排斥了人类的作为，认为世界上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如何统治人世”的问题，既然问题都不存在了，又何必寻找答案？日本人只要按照神的意志生活就好了。
尽管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但凡人总是摸不透神的意志，与其说命运掌握在神手里，不如说命运掌握在和自己发生关系的他人手中。即便命运是由神把握的，人也要在和他人的往来中体会命运。因此，任何一个人都要解决自我和他人的问题，日本人也是一样，社会越发展，人的选择权力越多，自我和他人的差异就越大，对个人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想要“遵循神的意志”可不是容易事。日本人通过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同一化，掩盖人的意志，解决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矛盾，但日本人又用什么方式，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呢？日军在二战中的行为方式以及现代日本的保险制度，都集中反映了日本人应对不确定性事件的态度。
在二次大战中，美军是日军的主要对手之一。交战之初，对是否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日美双方都没有十足的把握。美军实力雄厚，财力超群；日军斗志高昂，在亚洲战场上肆虐嚣张，两方各有优势。虽然日美两国都采取了相似的现代官僚组织用来指挥战事，但二者的行事风格截然不同。
美国人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总是尽可能考虑战场上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不单单会对某次战役进行筹划，还会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战争失利的情况，以便在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迅速采取对策。即使战斗不能胜利，也要想尽量保全实力。因此，美军的作战计划往往分成“作战前”和“作战后”两个阶段，美国人既看重进攻，又重视防御、补给。
日本没有辽阔的疆土和雄厚的财力，即使让整个日本都成为日军的补给，日军也应付不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只能多多采取闪电战、奇袭战的方式，趁美军不备时出手，见好就收。有人称日本人的作战策略是“狭隘的战略选择”。对日军来说，“狭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咬住的就是日军补给困难的软肋。
不过，“狭隘的战略选择”不只表现在日军很难展开持久、大规模的战斗上，还表现在的作战准备忽视上。日军相信，他们的执著精神定能克服物质上的重重困难，只要他们在战斗中足够英勇，准备不足也不足为惧。他们很少为战争制定应急计划，只知道进攻，不看重防御。他们在看到美国战斗机上的防御设备后，耻笑美国人是胆小鬼。日军很少在部队中设置医疗机构救助伤员，负伤者多会被当成拖累，被部队置之不理，甚至杀害。
曾经指挥部队，和日军有过正面交锋的英军司令斯林姆称，日军的弱点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作战计划失误时不会立即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1944年3月8日，10万日军在司令官牟田口连也的带领下，来到印度，英帕尔之战由此开始。起初，日军的进攻非常顺利，逼得英、印大军节节败退。不过，在日军即将突破英军防线之时，连日苦战已让日军疲惫不堪，反倒是英印大军以逸待劳积攒了能量。雨季的来临出乎日军预料，让日军只能拖着虚弱的身躯在雨中前行，战争的局势开始对日军不利。
一般统帅在战斗情势发生变化时，都会及时调整作战策略，但牟田口连也认为，顾忌作战不成功的情形和必胜的信念相矛盾。而英帕尔战役就在这种“必胜信念”的麻醉下成了日军最惨痛的记忆。
英国人回忆道，日军到后来已经没有丝毫作战能力，很多日本军人都身患疟疾、霍乱、痢疾，而日军显然没有为这些疾病作准备，不少军人在死时就像骷髅一样。雨季引发了洪水，在印度作战，日军却没有准备任何渡水设施。日军原以为用一两周的时间就可以攻下英帕尔，干粮也带得极少，大家都认为自己必胜，打算攻下英帕尔，就吃上英帕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