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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这些启示,迟发国家可以少走不少弯路。另一方面,引进先进科技总比研制容易,照猫画虎建制度总比原创制度轻松。
即便是历史的落伍者,也可以拥有特权,劣势可以转化成优势,时代的落伍者可以跳跃式地追赶先进者。它们可以避开早发者犯过的错误,集多家所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只要它们够细心,就一定能找到发展的捷径。日本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能够巧妙地化不利为有利,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渴望强大,他们没时间为不利因素自怨自艾,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落伍者的特权,但精明的日本人确实充分行使了这一权利。
日本人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物质和制度的现代化,而西方人为了这个目标,足足用了几百年。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既保守又固执,这恐怕是因为日本人总是执著地守护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吧,他们以自己的传统观念自豪。西方的制度、技术可以大摇大摆地进驻日本,唯独道德观念,一到日本就屡屡碰壁。
明治维新的成功让人们清楚了这样一个道理:诞生于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人的现代化。人们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考察西方物质、制度上的现代化,将其变成一套方便东方实施的技术,让它们作用到东方国家中。
然而,中国有句古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的国际局势虽然有利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距离却拉得更远了。日本在进行现代化时,西方国家刚刚经历过产业革命,二者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是今天,整个世界都身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发达国家凭借着良好的基础越走越快,根基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跟上时代的步伐都尚且不易,更何况要赶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
全球一体化是未来的趋势,没有人能否认,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国与国的交往要比19世纪中后期频繁得多,这种交往当然会促进技术、发明、实践在国家间相互流通,而这流通速度之快,在以农业和渔牧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中,根本无法想象。可是,现代社会毕竟是现代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工业、知识信息产业,和传统社会相比,它对自然的依赖无疑较小。农业社会总要依靠地理环境建构社会,工业社会则不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工业组织,让它们各不相同的原因不在地理环境,而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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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0)
虽然那些现代化国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只要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它们的文化各不相同,甚至根本就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一些人认为现代社会只能是西方类型的社会,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最先出现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在西方发展得最强势,就将二者等而视之。那些下定决心赶超西方、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构建现代文明不代表要硬生生地向西方文明靠拢。
西方文明在###世纪就出现了,现代化兴起于十七八世纪。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西方文明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法治,这种法治理念是从罗马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法治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一整套保护人权、宗教的体系,其中包括对个人财产的保护。而在东方世界,法治只不过是统治者满足自己愿望的工具,西方的法治凌驾在所有人之上,东方世界却有着不为法治约束的特权阶层。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诞生的数百年前,基督教就成了西方最主要的宗教,它是西方文明和其他地区文明最显著的区别。它的大范围传播,让西方国家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截然分开,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皇帝是世俗的最高权威,教会和国家一直纷争不断,权威的分离有利于强化人们的自由精神。因为,无论是精神权威,还是世俗权威,人都没有力量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上帝的子民,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个人主义的滋生让西方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君主的权力得到制约,出现了并非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集团。相反,中国、日本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贵族的力量相对弱小。在多元化的西方国家,贵族、教士、商人尽管社会地位不同,却都是国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存在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民主体制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若将法治、宗教、个人主义、多元化等等单独挑出来看,也并非西方国家独有之物,但同时具备了这些因素的却只有西方文明,它们混合在一起,赋予了西方国家独特的个性。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虽然这些因素至少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且相对稳定,持续不变,但它们只不过在西方国家中更加普遍罢了,它们促成了西方文明,“却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
姑且不提亨廷顿的说法是否存在争议,甚至不提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等同起来,把实现现代化当成“绝对西化”是否合适?单从“绝对西化”本身考虑,非西方文化若想完全彻底地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同的文明间势必存在着矛盾、冲突,将西方文明全部移植过来,那就意味着抛弃大量本民族文明,否定自己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政府制定实施的“和魂洋才”路线的确明智。既然全数移植西方文化不可能,就要有选择地汲取。作为当时的强势文明,西方文化势必会像冲破了泄闸的洪水一般,来势汹汹。日本需要大量的西方文化强壮自己,但在那之前,必须确保日本的“和魂”能抵制住西化的冲击。
板垣退助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几十年前,就连日本流通的100日元纸币上都印着他的头像。今天,100日元纸币已经被100日元硬币取代,印有板垣退助头像的纸币倒是成了收藏家的宝贝。
在板垣退助之前,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在欧美国家的逼迫下,努力探索救国道路,他们对西方文化并没有好感,将它们的涌入视为侵略,大力排斥。唯有板垣退助意识到,日本无力抵挡外来势力的冲击,与其消极被动地抵抗外来文化,不如主动将其“拿来”,若想让日本的传统保存下去,让日本的“和魂”继续绽放光彩,就必须借助新鲜的外来力量。
1874年,他开始和志同道合之人为议院运动奔走,并在高知县创建了“立志社”,在日本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要求为人民伸张权利,并提议建立议会。板垣退助活跃的时期,日本尚不允许个人私自结社,但他还是大胆地组建了爱国公党,直指藩镇制度弊端,提出了一套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纲领。他明确要求要在日本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立法机关,他坚信,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的,要想让人民爱君爱国,重振日本国威,就必须承认天赋人权。
板垣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明治政府也不得不屈服强大的舆论声势,对政策进行调整,同意用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并甩开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板垣的运动实际上是明治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前奏。1882年,板垣遭人暗杀袭击,危及关头,他毫无惧色,大声呼喊“板垣虽死,自由不灭”。
纸币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取向。日本的纸币分10000元、5000元和1000元3种,今天的日本纸币上分别印着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的头像。这三人都是明治维新时期为日本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
纸币图案的选择非常讲究,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图案时,都慎之又慎,纸币是国民价值的缩影,从巴掌大的纸币上,人们可以大致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民族观念,纸币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宣传品。同时,为了方便辨认,国家往往用人人熟悉的伟人或某种国家标志充当纸币图案。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亦可见一斑。
通常被印到纸币上的人物,除了思想家外,还有政治家。思想家是人类智慧的象征,政治家则代表着管理世俗社会的权力。人类社会的进步要以思想的进步为前提,还要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障,思想和权力的结合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但在很多时候,二者却是分离的。有权力的人未必会有超前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有思想的人很可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甚至大受迫害。这既是思想的悲哀,也是权力的悲哀。一个无脑的人掌握了大权,往往会制造出空前的灾难。
权力来自制度,现代社会应该确立起完备的制度,通过达成某种契约,保证权力能够掌握在思想的手中。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制度就是它的使用者,好的制度可以保证它为人类造福,坏的制度则能让它危害天下。
另一方面,制度要有足够的力量掌控权力,让它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便是“规则”。虽然不是所有规则都有利于人类,但是往往规则发挥不出效力的时候,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张狂起来,显露出可怕的负面作用。
在民主和法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西方社会,权力和思想尚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和制度作保障,但在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的东亚社会,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在这些地方,国家最高权力的持有者就是法的制定者,他们心血来潮的一句话都会被当作“金科玉律”写进法中,法只会让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地施展权力,而绝不会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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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1)
因此,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统治者的能力、品格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风貌,统治者英明,时代风貌便好,统治者昏庸,时代风貌就差。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的命运确实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还远谈不上是法治国家,没有完备的法制体系。幸运的是,明治时期的领导人大多知识渊博,头能明晰,有着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洁的品格,他们具备了一个英明的领导人该有的素质。这一时期,日本官僚体系的办事效率,决不比欧美国家的差。日本步入了历史转折期,它需要借助外力过渡到现代化,而它的领导人刚好能担起这一重任。
如果将在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称做“和魂洋才”的话,那么在明治之前,那些刻苦钻研儒学的日本人就应该被称作“和魂汉才”。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对西洋文化的大致相当,他们没有被中国文化同化,否则,明治时期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和魂”了。
同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中日两国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中国有皇帝,日本有天皇,但皇帝也好,天皇也罢,退去了“皇”的外衣,都是凡夫俗子,在偌大的权力面前,难免把持不住。中国的皇帝既是人们精神上的绝对领袖,也是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权力大得难以想象,恃权作恶的皇帝也就特别多,只要条件允许,很少有哪个皇帝不在奢靡享受上下功夫。这就让独裁、奢侈,让篡权夺政、改朝换代之事屡见不鲜,尽管每个皇帝都声称自己是“真龙天子”,甚至雇用才子名流将自己的身世神话,但老百姓还是念叨着“成王败寇”。皇帝的血缘没有连续性,人们只是匍匐在他的权力之下,对他的“神性”并不那么相信,没有哪个皇帝能充当中华民族的象征。
日本的天皇就不同了,他权力不多,连皇室的日常开销都要靠幕府拨款,即使有心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也多不能如愿。不过,权力少也有权力少的好处,很少有人会惦记天皇的位置,这反倒让天皇的“万世一系”有了保障。
日本宫廷有争权夺利的斗争,却没有改朝换代之事。日本人模仿中国建立起一系列统治制度、社会秩序,但考虑到简朴的生活更有利于象征国家精神,即使三公六院制诱惑再大,也没能在日本实施。日本宫廷从来没有宦官,由于皇室子嗣有限,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不少女性天皇。因为“万世一系”,天皇家族当仁不让地成为日本的象征和稳定的标志,在天皇身上,日本人仿佛看到充满沧桑的历史,天皇是日本人的感情纽带。
正是有这些情感基础的存在,明治天皇在执掌大权后,其维新政策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行下去,没有遇到太大阻碍。日本人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权力,决心为天皇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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