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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制造商交易的关税欺诈案，遭美国政府罚款数百万美元。一些重要的美国制造厂商也都参加了在国外设厂的行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是一家不遗余力地推广电视是美国人客厅里必不可少的设备的公司，它将制造工厂转往中国台湾地区和墨西哥，同时委托日立公司生产ＶＣＲ录放机。１９８３年在哈佛商学院的一场研讨会中，我当场聆听了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长桑顿？布拉德肖的演说，他说，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品牌实在太响亮了，他们委托日立生产的录放机所得的利润，比日立牌录放机的销售利润还要高。3年之后，美国无线电公司作为一个独立公司已经不存在了，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品牌还是被最新的拥有者——法国汤姆逊公司保留下来了。
为抵制日本的低成本优势，许多制造厂商，尤其是其市场份额快速流入日本厂商手中的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制造厂商，开始在工资低于日本的其他亚洲国家寻找制造地。几家美国的制造厂商，如摩托罗拉、英特尔和得州仪器，都已经先后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进行了多年的试验，如今他们已将半导体生产过程中最需要劳力的部分逐步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厂。
事实上，低工资并不是吸引他们在这些国家设厂的唯一因素。这些亚洲小国和地区与美国不同，他们不能把刺激消费的办法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因为他们的市场太小，用数亿美元的投资搞设施建设不合算。因此，他们将重点放在供应国外市场尤其是庞大的美国市场的投资和生产上，并以具有吸引力的优惠条件引诱外国制造商到他们那里去设厂。他们对经过挑选的外商可能提供10年至20年的减税优惠、员工训练补助、基础设施建设补助，甚至高达新厂资金成本５０％的巨额补助。低工资、优惠的金融条件和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三者结合在一起，其吸引力确实是不可抗拒的。
从业务外包到企业外移（2）
假如你与一群野生动物生活在一起，你必然需要一切能够取得的帮助。企业外移和投资优惠就是这种性质的帮助。伟创力将总部设在美国的圣荷西，看来像是个美国公司，其实它是在新加坡注册，因为那里的税金比较低。伟创力以及其他的承包商在墨西哥、中国、匈牙利和世界其他地区都设有工厂，他们的产品大多数都是这些工厂生产的。制造商在这些地区不仅具有低价劳工的优势，还享有免税和其他的金融优惠，这样一来，他们的资金成本就会降低，税负的压力也比较小。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免税优惠才是让承包商得以生存并降低成本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３００多万人口的新加坡，一跃成为全球主要的电子产品出口国之一。例如，其硬盘驱动器生产量占了全球产量的几乎一半。当时，马来西亚也是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而泰国在硬盘驱动器生产方面也有大幅增长。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将近８０％的膝上型电脑和５０％的电脑主机板都是中国台湾生产的。
——妈妈：请看，看不见工厂了
台湾还创造了一套全新的半导体制造程序。在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９０年间，半导体生产逐渐变成了一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一个工厂的造价从１０００万美元上涨到２０亿美元。巨额的建厂资金是想进入这一领域的人的一大障碍。半导体制造曾经是由投机资本提供资金的创投型产业，如今对那些创业者来说也是太昂贵了。但是这是张忠谋进入这个领域以前的情况。１９４９年张的家人来到美国，张忠谋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机械工程系学士和硕士学位，接着又取得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系博士学位。后来在达拉斯的得州仪器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那里与他相识。当时，得州仪器与美国其他的半导体制造厂商一样，都急于找到能与日本人竞争的方法。张认为资金成本是一个主要问题。
当时，日本公司因为有政府在暗地里保证它们运营，几乎不缺乏资本。这些日本厂商的资金不是来自股票市场，而是来自其产业集团的银行。后者给予他们贷款是基于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不考虑其资产负债情况和资金流动性。张忠谋提出了战胜日本优势的一种想法，那就是建立一座大型半导体代加工工厂，为不同的公司生产各种产品。除了规模经营之外，这个想法的确有可能解决许多问题。各半导体公司可以不再为庞大的投资成本发愁，他们可以将资源集中用来设计新的、更好的芯片。建立大型代加工工厂也可抑制这一周期性产业的大起大落。半导体公司在不需自行投资建大厂的情况下，将拥有更多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而大型代加工工厂通过在多个技术产业领域为多个公司供应产品，也可以分散经营风险。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想，但需要庞大的资金。张忠谋知道该向谁求助，那就是去找“台湾地方当局”。台湾妒忌地看着日本和韩国在电子产业领域日益爬升到具有附加价值的产业水准，“台湾地方当局”正寻找办法将工人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提升到更复杂、工资更高的生产方式。半导体制造业似乎可以满足这一需要。所以当张忠谋提出这一想法时，“台湾地方当局”立即答应在新竹建造一个高科技工业园，新成立的公司在这里可以享受一整套的优惠措施，从而降低建厂的投资和长远的生产成本。这一切很有诱惑力。起初，有些半导体厂商仅将低技术的产品委托给张忠谋所设立的代加工工厂生产，但逐渐地，委托生产的产品愈来愈多样化，最后许多公司干脆不搞制造了，全部委托代加工工厂代为制造。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仅剩下三四家大型半导体厂商仍然在自己的工厂里搞制造。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意料不到的情况：若要在半导体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与生产设备制造商密切合作，并设法使自己成为最新设备的第一家用户。举例来说，全球最大的先进芯片制造厂家英特尔，一直是设备制造商最满意的客户。起初，代加工工厂并不受重视，无法很快取得先进的设备，但随着他们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广受欢迎的客户，他们也逐渐处于主导设计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地位。
其他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走过的道路，也与芯片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大体相同。当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墨西哥和东欧时，科技的发展和设计也紧随其后。此时，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大道上行驶的驾驶员们，能听得到某个新上路的驾驶员正将变速杆换到高速挡，准备进入超车道。
瞧！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最火的地方。
——ＧＥ塑料集团中国总裁 郭马克
“致富光荣”（1）
中国的转变在初期进行得缓慢而小心谨慎，仅指定某些城市或地区为特区，也只有这些城市或地区才有权利打破规定，向外商提供投资优惠，其他地区仍然严格地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８２年我随商务部长前往北京进行贸易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美国在中国境内设立数个对外商务服务办公室，对有意前往中国投资的美国商人提供信息和帮助。
中国所以对美国有吸引力，其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中国拥有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它可以生产出低成本的出口产品。其二是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基于第一个理由，最早前往中国投资的商人是约瑟夫？哈，当时他是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的资深副总裁。他于１９８２年随我到中国进行考察，想了解如果耐克公司在中国设厂，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输往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的产品，是否能降低成本。一开始，这一商业考察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政府坚持耐克公司必须与缺乏经验、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公司合资经营才行。中国的劳动力虽然便宜，但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却十分困难，各项清规戒律也像迷宫一样令人摸不着头绪。耐克公司通常习惯与海外的承包商打交道，甚至允许它们拥有自己的工厂，生产耐克品牌产品。因此，它选择台湾地区的丰泰集团作为承包商。丰泰逐渐设立了数家工厂，生产成本低廉的商品鞋。80年代末，这些厂家的经营情况表明，中国的确可能成为一个打不垮的出口平台，耐克公司因此拟订计划，将业务扩展到中国，在那里生产高级运动鞋。
另一个前往中国投资的先锋人物是摩托罗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高尔文，他于１９８４年末首次前往中国考察。行前他曾经向我谈到，他对于向中国投资一事持保留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期敌视美国和市场体系的国家，他说：“我当初的态度是，为什么我们要与他们做生意？”然而，经过两个星期的实地考察之后，高尔文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因此改变态度，认为摩托罗拉必须进入中国，而且越快越好。但投资的方式不是中国人所主张的合资方式。在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会谈时，他斗胆以挑战的口气说，如果中国坚持要按自己的方式办，就一定会失败。高尔文对他们说，摩托罗拉公司准备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建立世界级的设施，生产高技术产品，条件是摩托罗拉要拥有这些设施的全部所有权和控制权。１９８８年末，中国人终于表示同意他所提的条件，于是摩托罗拉便开始在中国投资生产。中国人对于这项投资的期望特别高，因为他们已经在摩托罗拉的传呼机上发明了新的使用方法。他们开发出了一套标准码，例如，２３４代表“我要订一箱青岛啤酒”，等等。传呼机因此成为手机的前身。由于传呼机的销售成绩相当好，使得摩托罗拉在中国的营业收入比预定时间表提早4年达到了1亿美元。公司的高管们也因此急欲加速发展这一势头。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真的开始行动起来了，它的出口额在１９８１年翻了一番，从３００亿美元猛增到６００亿美元。美国、欧洲、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许多公司都准备跟随耐克和摩托罗拉的脚步，前往投资。但后来的“民主运动”和１９８９年６月的天安门风波，却让一切活动戛然而止。整整两年的时间，全世界的商人都屏息以待，他们投向中国的资金也都按兵不动，几亿中国人也都看着、等着。没有人能知道，###是走向更加开放途中的一个波折，还是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信号。终于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年迈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了后来所称的“南巡”。在深圳——它紧靠香港，过去是个小渔村，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他种下了一棵常青树高山榕，并为深圳的发展而高兴，同时敦促要进行更大胆、更快速的改革。他说：“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便是众人期待已久的信号，邓小平的话“像柏林墙倒塌一样”令人振奋，引发了新一波的投资、建设和发展的浪潮。摩托罗拉宣布将投资亿美元，在天津设立新厂，生产半导体和电讯设备。这也是外商当时在中国的最大一笔投资。还要指出的是，此次投资的目的是生产高科技产品，而非一般商品。此外，耐克也积极在中国建立一套设施网，专门生产外销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的鞋。很快便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紧随这些开路先锋之后进入中国。
“致富光荣”（2）
20世纪80年代的10年当中，直接投资中国的外资总数仅２００亿美元，可是到20世纪末这一数字已经飙升到２０００亿美元，在以后3年中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４５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３年，中国的外商投资金额为５３０亿美元，美国的外商投资金额为４００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外资直接投资金额最大的国家。
尽管“台湾当局”百般阻挠和限制，台商在中国内地的投资金额仍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处于领先地位。台湾半导体公司积极争取到中国内地设厂，“台湾当局”在岛内商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宽半导体科技不得转移到海峡对岸的限制。不过，外资之所以向中国投资，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大力投资，许多公司，如家电领域的海尔公司、个人电脑领域的联想公司、电视机领域的ＴＣＬ以及电讯设备领域的华为公司等异军突起，挑战各自领域的世界领军企业。使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它占了中国ＧＤＰ的４４％。你若想了解这一转变的情况，请到下面几家工厂去看看。
耐克公司从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来到中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