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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员工们的艰苦处境却给西方消费者带来了福音。沃尔玛用３０～４０美元买一台高保真音箱，然后以５０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的商店。这么低的成本，再考虑到沃尔玛在中国有大约５０００家合同工厂，你就会明白，这个合资企业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有多大。根据沃尔玛的统计，２００３年，它花了１５０亿美元购买中国货，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出口到美国，一部分销往加拿大和欧洲。
不过，沃尔玛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购买廉价的中国货。它的榜样作用鼓励其他的美国制造商把更多的产品转移到中国去生产。举例来说，芝加哥厂商莱克沃德工程与制造公司所制作的箱型风扇由沃尔玛百货销售。10年前，每台风扇售价２０美元，沃尔玛觉得价格太高。莱克沃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尔？克劳斯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实行自动化生产将工人的数量从２２名降到７名，克劳斯还说服供应商降低零件的价格，但生产出来的风扇还是不够便宜。终于在3年前，克劳斯在深圳开了一家工厂，这里工人的时薪仅２５美分，远低于芝加哥的１３美元。如今，该公司４０％的产品，包括箱型风扇的关键零部件都在中国制造。而箱型风扇在沃尔玛商店的售价如今已降至１０美元。有人抱怨说，这种价格正是将美国贸易赤字推向空前的也可能是无法承受的高点的元凶。
只要看一下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你就不难明白沃尔玛百货的影响有多大。２００２年，沃尔玛百货从中国向美国共出口了１２０亿美元的商品，２００３年增长到１５０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２８％。假如将沃尔玛百货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有人认为它就是，而且有几个国家还向本顿维尔派了大使）的话，那么它作为进口中国货的国家，排名在德国和英国前面。我们还可以拿沃尔玛和欧洲的百货商做个有趣的比较，例如，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法国的家乐福先后从中国进口了１６亿和２０亿美元的商品；英国的百安居（B＆Q）进口了１０亿和１３亿美元的商品，法国的欧尚两年各进口了约３亿美元的商品，日本的伊藤荣堂两年各为１５亿美元。按人口比例算，欧洲的百货商若想拥有沃尔玛在美国的影响力，那么上述从中国的进口额都必须再增加一倍。
另一方面看，欧洲和日本的消费形式通常比美国落后好几年的时间。若考虑到这一点，欧洲和日本的数字其实已相当庞大，而且还在持续增大。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他们很快就会接近美国的数字。
以整体的贸易平衡来看，沃尔玛与中国的合资企业，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沃尔玛在中国的采购量总计占美中双边贸易逆差的１０％强。一旦赤字持续扩大，美国政府势必要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并对从中国进口设置某些限制。但沃尔玛的亚洲总裁钟浩威心里很清楚沃尔玛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说：“对美国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拙劣的做法。”
从血汗工厂到无尘室（1）
再回到浦东地区，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样，看不到替沃尔玛百货公司卖命的血汗工厂，眼前是上海最重要的新工厂的一片闪闪发亮的白色厂房。这就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SMlC）有限公司花费１８亿美元所打造的中国第一座半导体芯片厂。董事长张汝京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我们，在进厂参观无尘室（制造半导体的厂房，通常装设有一股向下吹的气流，让厂房内的空气维持几近无尘的状态）的设备之前，我们先穿上鞋罩、戴上头罩、穿上白色大褂。当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断将生意推向中国，张汝京便是这股力量的象征。张汝京1949年在南京出生，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后随父母来到台湾高雄，并在这里长大。在台湾大学毕业并服完兵役以后，他来到布法罗城的纽约州立大学学习，于１９７７年取得工程系硕士学位。接下来，得州仪器招聘他来到达拉斯。在那里他负责研发供空军使用的语音合成器，他的发明最后被应用在得州仪器的发声儿童玩具上。在得州仪器，张汝京很快进入由传奇人物、集成电路发明人之一的杰克？基尔比所领导的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继续开发当时公司的核心项目——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DRAM）。在掌握这一关键装置的专门技术后，他被派往新加坡、意大利和日本，负责监督公司在这些地区的硅片厂建设情况。1997年，张汝京虽然已经是美国公民，却决定回台湾协助建设世大半导体制造公司。数年之后，世大与台湾的另一家大公司合并，张因对计划中的裁员有异议而离开了公司。后来他和一些投资者及以前的客户集资16亿美元，作为建新厂的启动资金，他带着这笔钱前往中国大陆寻找建厂的地点。这时恰逢中国提出了一个吸引半导体厂商到中国投资的高科技计划，他来得正是时候。
虽然中国在DVD、微波炉和电视领域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但这些产品的核心零件——半导体芯片的８０％需要从境外进口。例如，在２０００年，中国内地的半导体产量仅９亿美元，而台湾是１１０亿美元，韩国是１２４亿美元。中国内地的工厂无法满足快速成长的需求，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们一致认为，发展国内的半导体产业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整个工业基础的进一步发展。诚如中国半导体行业理事会会长俞忠钰所言：“半导体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关键，我们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拥有这方面的技术。”信息产业部的官员、半导体行业理事会秘书长徐小田还补充说：“世界上的很多电脑和手机是我们造的，将来半导体同样也会是这样。”
然而，要发展半导体产业，中国不仅需要外国的资金，而且更需要国外的人才和技术。九〇九计划就是一个设立芯片厂和发展专业技术的5年计划，其内容包括降低外商投资的障碍、设立专门的高科技园区，并在园区内为厂商提供免费土地、极低的公用事业费、免税优惠和资金补助。为了鼓励国内工厂用国内生产的芯片而不用进口芯片，政府对进口产品征收高达１７％的交易税，而国内芯片的交易税则仅为３％。这虽然违反WTO的规定，但当时中国并非WTO的成员。以上种种优惠措施加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对外商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笃信基督教的张汝京决定响应中国的号召，在上海建设他的新芯片厂。当初，香港本是张汝京建厂的第一选择，因为当地的工人素质较高，法律制度比较健全，没有腐败情况，并且拥有大都会的环境，可是香港当局却不能或不愿意提供与上海相当的免税优惠，最后他只得放弃。而美国、欧洲和日本则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因为这些地方的成本太高，金融诱惑力又太少。
由于芯片厂几乎全天候运转，生产的芯片种类又极为繁多，因此工程作业量比一般的工厂更大。当时中国内地缺乏有经验的半导体工程师，张汝京就从全球招聘人才，组成设计师、工程师和制造专家团队。他为他们开出了典型的硅谷待遇：大量购买公司股票的优先认购权。同时他还为他们提供位于工厂附近的住宅，并为其子女建立双语学校。他用这些优惠条件作诱饵所建立起来的团队包括５６０名台湾工程人员，３００名美国人，４０名韩国人，１５名日本人；还有８０人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等地。除此以外，他还聘请了４００名中国内地的工程人员。上述人员均享受同样的工资标准，其数目相当于美国的1/3，台湾的1/2，但因上海的生活费比较低，加上在中国内地不需缴纳资本收益税，与上述两地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摆平了。不过，张汝京还有另外的考虑。他说，身为基督教徒的他，选择中国内地作为设厂地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转向开放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的关键时刻，他希望能有机会与他们“分享上帝的爱”。
从血汗工厂到无尘室（2）
李若加43岁，是张汝京千里迢迢从位于爱达荷州波易斯市的美光科技公司挖来的工程师，目前担任中芯的记忆体技术发展部主任。他出生于中国，在美国受的教育。他表示，他回国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能协助祖国发展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中心的机会。苏国平，公司设计服务部门经理。他于１９８９年###两年后，从北京来到美国，以为从此再也看不到祖国了。在取得电机工程系博士学位以后，他与妻子（中国人，物理学家）在硅谷工作了10年。几年前他们回中国看望年迈的母亲，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以及儿时的语言和文化所带来的亲情。作为基督教徒，夫妻俩对张汝京所说的中国需要新的精神生活的看法深表赞同。苏国平说：“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应当回到中国，为人民和上帝服务。”
如今中芯国际公司在国际上已经一炮打响，很有名气，２００３年３月在纽约股市正式挂牌上市。中芯国际公司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经营的是前沿科技产品。该公司最近更以股票交换的方式，买下摩托罗拉位于天津的硅片大厂，这使得摩托罗拉成为中芯的第二大股东。更为重要的是，这项交易将摩托罗拉的技术带进了中芯国际公司。目前，在北京一个新厂的生产线上，中芯采用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能够用０。１０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的千分之一宽度）的超细电路，将半导体做在３００毫米大小的芯片上。有了这项技术，中芯将会逐渐实现中国在开发先进芯片技术上看似永远无法达到的愿望。
中芯国际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低成本。举例来说，尽管一般人认为在全球制造DRAM记忆芯片的产地当中，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成本算是相当低的，而中芯国际的生产成本比它们还低１０％。这当中有许多原因。首先，中芯在上海设厂的土地价格比其他地区低９５％，说白了，地皮等于是白送的。其次，上海市政府保证水电的供应不中断，而且质量比其他地方好，价格也比其他地方便宜。第三，是廉价的劳动力。例如，一个拥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机器操作员，在中芯的月薪约２５０美元，而同样条件的工人，在中国台湾的工资相当于这里的６倍，在日本、欧洲或美国则大约是这里的１２倍。若以每个芯片厂需要约１０００名操作员来计算，中芯就可以节省一大笔劳工成本。有人说，半导体制造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劳工成本在总体成本中并不十分重要，因而不重视低劳工成本对于资本成本所造成的影响。因为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投资搞其他地方的半导体工厂必备的自动化设备，在中国有时候并不划算。所以，中国境内芯片厂的无尘室造价要比其他国家低４０％，这就使得在中国内地建造一座顶尖的半导体硅片厂所需的全部资金，要比在中国台湾或韩国少许多，更不要说比日本、欧洲或美国了。结合种种优势，包括低工资、低资本成本、前沿技术，大量的减税和金融优惠条件等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就让中芯国际公司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竞争者。或许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张汝京在每周召开的主管会上，用公司通用语言——英语——讲话时语气是那么的充满自信。
中芯国际的成功对其他的半导体厂商并不是没有影响。美商快捷半导体国际公司已经花两亿美元在上海建造了生产设施，其首席执行官柯克？庞德说：“每个人都正在向中国猛冲”。有几家日本芯片制造商也都宣布了新的投资方案。“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禁止芯片厂商前往大陆做生意，他们担心芯片制造技术流入大陆，可能掏空其岛内经济，并在两岸长期###中给中国内地一个新的利好。但是，张忠谋和其他台湾芯片大厂的负责人却唯恐因此而失去对大陆厂商的竞争力，而这一点最终战胜了政治上的考虑。２００２年，在众多厂商高管们的游说下，“台湾当局”被迫解除禁令。其结果是，台湾芯片制造厂商一窝蜂地前往大陆设厂。从中芯国际出来顺路向前走，就有一座新建的宏力半导体工厂。不远处，还有张忠谋的台积电正在兴建的新实验室，而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专业芯片代加工制造商。台湾人迫于情势，不得不将工厂和重要技术移往大陆，这等于发表了一个重要声明：中国未来有能力在任何领域与全球最顶尖的厂商决一雌雄。
真正的“大跃进”
目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场真正的大跃进，其动力是在制造业上的投资。今天，中国的储蓄额达GDP的４０％以上，是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