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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说的“即知即传”。
音乐教师马虚若写道：抗战期间，陈老还把失学而流浪街头的孩子组织起来，开办街头教学。因为没有校舍，就化整为零，各科分散上课。我负责教唱爱国歌曲。这部分街童是在大西路（今延安路）附近，但没有教室。陈老当时住在美丽园，他把自己的客厅让出，给街童上唱歌课。开始上第一课，孩子们叫喊地唱。后来我用对比的方法，让孩子们辨别正确与不正确的发声方法，并教他们认真学会；学会了回去做“小先生”，去教邻居的孩子，或自己的弟弟妹妹唱歌。这样明确了学习目的后，他们渐渐喜欢上唱歌了……战争打响后，在上海市区有许多救济机构对难民进行收容和救济，其中较大的机构有：由上海市社会局和民间慈善团体合办的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办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和由在沪中西人士组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其中慈联会的影响和作用最大。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是官方机构。国际救济会由法、英上海领事和工部局及天主教、基督教的知名人士组成，陈鹤琴、宋汉章等应邀参加，会址设在八仙桥青年会内。该会所属三个收容所，其中第一收容所设在位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震旦大学操场上，以毛竹芦席搭成大棚让难民居住，并在此设立了一所难童中学——国际中学，该校有学生约100人，设两个班，陈鹤琴领衔担任名誉校长。此外，由公共租界工部局中国籍职员组成的工部局华员总会（简称工华）、蚁社等团体也开展了大量救济工作。在慈联会、国际救济会和工华所举办的难民救济、募捐活动中，陈鹤琴都积极响应并参加；对其他慈善救济组织所发起的难民救助义举，陈鹤琴也给予热情的支持与帮助。11月初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日军占领除租界以外市区，租界成为“孤岛”，更多难民挤在租界铁栅外等待进入。据《申报》1937年12月2日报道，当时仅南市难民区就设难民收容所104所，收容难民6万余人。由各地在沪同乡会和中华慈幼会、中华妇女互助会、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回教会等团体举办了许多规模稍小的难民收容所，从“八一三”到9月底一个半月中，收容难民最多时达20余万人。《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3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委员会编，1993年4月。这些难民除老幼者外，大部分是工人、店职员和农民。1937年11月，国际红十字会曾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到上海从事难民教育。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上海租界越界区和南市安全区大约有30万难民。《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9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赵朴初先生回忆：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我负责战区难民收容工作，在两三年中，先后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次，其中有老年、壮年、青年，也有少年儿童。我们曾在一个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屋，收容几千人，叫作难民营。当时有两位教育家主动来帮助我们办难民教育。一位是过去沪江大学的刘湛恩先生，他是非常爱国的，后来被敌伪特务暗杀了；另一位就是陈鹤琴先生，他那时负责上海公共租界的教育工作。他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难民收容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是抗日救亡教育和扫盲教育及对儿童的一般教育。《北京教育通讯》，1992年第2期。随着难民形势更加严峻，难民教育问题迫在眉睫。陈鹤琴曾描述难民收容所的情形：“现在他们（按：指难民）都集中在难民营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无事可做。”《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9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慈联会成立了难民教育委员会，统筹租界范围各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事宜。在赵朴初等人的力邀下，陈鹤琴担任委员会主任，主持难民教育工作。陈鹤琴是沪上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又担任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负责统筹租界内的华人教育事务，享有很高名望。当时慈联会是难民救助的主要机构，其所属难民教育委员会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初期上海难民教育工作的中心。同时，陈鹤琴还分别担任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委兼教育组主任和上海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鹤琴还以工部局名义，为难民教育拨付一定的经费款项以及通用的教科书、文具用品等。他亲自组织难民教育处，制订计划，分配任务，听取汇报，把教师和教学用品及时送往各难民收容所和难童学校。1938年，工部局华员总会代表李伯龙、张菊生曾与赵朴初会谈，共同开办了一个专收儿童的难童收容所，由双方共同派出人员组成管理委员会，定期讨论工作，组###员有陈鹤琴、陈选善、潘抑强、张菊生、李伯龙、朱廉湘、马燮庆与慈联会赵朴初、朱启銮、周克、丁佩瑜、杨宛青、杨铮、蒋君毅等人，所需经费由华员总会组织捐款。华员总会筹集了大量捐款作为教育经费。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2）
难民教育委员会在陈鹤琴等人的主持下，展开大规模难民教育运动。一方面，对难民中6—15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根据程度分班，对教学进行指导，并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用品。由于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十分拥挤，没有适合的教学场地，儿童们上课只能坐在地上或站着，陈鹤琴和难民教育委员会就出面到附近小学借教室上课。同时，他们还因地制宜组织儿童们自己动手创造学习条件，如用稍大一些装饼干的铁罐做小凳，用硬纸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在教学内容上，课程包括四项主要科目：读和写、常识、算术、唱歌和游戏。另一方面，他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组织难民自救上，使之融入社会，成为对国家有用之才；对于难民中的###，分设男、女班，进行为期3个月的简单课程教育，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电影和讲故事；他们还特别注重人格的训练和卫生状况，积极组织难民生产自救，以自食其力。为此，陈鹤琴的态度很明确：“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的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29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对此，委员会的专家们冥思苦想设计了很多方案，如组织难民中的妇女在商家的指导下绣花、织袜、织麻袋等，组织20名年轻力壮的男性难民组成推销队，在经过一定指导后，推销贩卖当地产品以谋生。
在陈鹤琴亲自倡导、推动与支持下，1938年底，收容有难民3000余人的上海慈联会所属最大的收容所——上海慈愿收容所，创办了一所儿童玩具工场——民众工业合作社。陈鹤琴亲自指派技术指导，从难民中挑选工人，设计、生产各类玩具，制成品由市内各幼儿园及小学购置采用。著名玩具设计师叶炳祥，当时只是一名26岁的青年，举家逃难来沪，生活无着，从报上看到陈鹤琴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登报聘请玩具设计师，即前来应聘，后被录取，从此与他结下了师生之谊。陈鹤琴认为，一个难民收容所就是一所社会大学。难民中有工人、农民、各种职业者或无业者，能者为师，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
陈鹤琴十分重视师资训练问题。他们将招聘来的失业教师集中在一起进行培训，上课地点设在青年会的慕尔堂，先后举办五期训练班，每期200人，总计1000人次。这些师资在接受短期训练后被分配到各收容所开展工作。每周六，陈鹤琴都会召集参与工作的骨干人员以聚餐形式在一起开会，听取、交流有关各收容所的工作情况，讨论、布置下周工作等。此外，他还组织教师每周定期召开教学讨论会，研究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孤岛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维持中立立场，同时也出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采取容忍和默许的态度，这使正在恢复中的###地下党有条件组织一些公开、半公开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难民收容所和难民教育则成为开展这些工作的合法阵地。地下党派出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各收容所，担任难民学校教师。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尧山回忆：“当时我们只有100多名党员，各条战线都要人，工人界、学生界、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都要有党员去工作、去领导。在那种情况下，省委仍把难民工作作为重大的工作来抓，一开始就有30多名党员到难民收容所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经省委审查也派到难民所工作，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②《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一些刚刚来到上海，或在上海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当时公开身份是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报童学校任职的教师或工作人员。根据后来的资料，一些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在此种情形下，由陈鹤琴出面主持难民教育，使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难童学校得以在合法形式下开展工作，从客观上为###地下党组织巩固基础、扩大队伍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且由于他的奔走，使###地下党组织在租界上层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成功。实际上，这时的慈联会已成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工作阵地，地下党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两个法宝，“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把难民所变成‘孤岛’的政治大学校，变成革命阵地，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作出了贡献”②。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3）
1938年初的一天，公开身份为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组长、前上海《新闻夜报》战地记者的###地下党“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通过赵朴初介绍，前往拜访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正、副处长陈鹤琴和陈选善，向他们请教有关难民教育问题，并且参加由他们在国际大厦主持召开的会议。在朱启銮的记忆里，陈鹤琴彬彬有礼、诚恳坦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探讨问题，并无颐指气使、居高临下、令人望而生畏的态势。《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6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在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中，除陈鹤琴担任主任外，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担任副主任，赵朴初兼任总干事，委员有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悫（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陈望道、陆高谊（世界书局董事兼经理），干事为朱启銮、周新民（周克）、丁佩瑜、杨昌镛（杨海纹）、吴宝龄。为开展工作方便，陈鹤琴主动提出聘请5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由于委员会系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组成，因而使难民教育工作得到租界当局和社会的认可，从而为###地下党在难民工作方面打开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当时陈鹤琴并不了解这5位干事的真实身份和肩负的任务，但这些年轻人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富有朝气的工作热情和发挥的骨干作用，使他深受感动。在他的周围，还有一大批有志青年和追随者，其中有经###地下党教委推荐的进步教师以及陶行知、陈鹤琴过去的学生和助手，包括张宗麟、朱泽甫、方与严、邢舜田等。赵朴初曾有过一段文字：那时候，上海地下党处于秘密状态，我做难民工作的四年里，没有一个人###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人传达党的意思，要我办什么事。我始终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是猜想某某某可能是有关系的。《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28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中有以下记载：党的难民工作重点是加强难民抗日救亡的政治教育。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以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长的身份，与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多次商讨难民教育工作，于1938年初成立了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由陈鹤琴等7位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任委员，赵朴初兼任总干事，朱启銮、杨昌镛、周克、吴宝龄、丁佩瑜5名党员任干事。陈鹤琴任命这5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全面负责和督促各难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立，表明难民教育得到了租界当局的认可和上海教育界的关心、支持。
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难教工作人员结合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的政治环境，难胞的悲惨遭遇，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结合识字学文化，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路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增强难胞抗战必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