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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远渡重洋（1）
1914年8月15日，上海招商局码头热闹非凡，到处人头攒动。陈鹤琴的亲朋好友共十多人也来送行，其中有他的未婚妻、岳父和姐夫陆锦川、小哥陈鹤云等，他们都是专程从杭州赶来的。码头上停泊的“中国号”邮轮将要起航。船上的烟囱呼呼冒着白色蒸汽，准备开船的第一遍汽笛拉响。船上和船下的人们彼此高举着胳膊，摇动双手，激动地跳跃、喊叫。人们将红红绿绿的纸圈和彩条抛向天空，如五彩雨霖，在阳光的炫耀下，色彩缤纷，热烈的情绪像电流一般在人们的目光之间传递、交流。当开船的第二遍汽笛又一次拉响，船头的铁锚缓缓升起，船上和船下的人们将许许多多彩条连接在一起，又是一片欢呼，又是一片激动。当第三遍汽笛拉响，甲板上的水手收起缆绳，船身渐渐离开码头，这些彩条被越拉越紧直至断开。“再见！”“再见！”人们又掏出白毛巾挥舞起来，几百条白毛巾如同几百面旗帜，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随着轰轰作响的涛声与海鸥啾啾的鸣叫声，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青年学子开始了新的人生。
这条搭载满怀美丽梦想和远大志向年轻学子的“中国号”邮轮，是当年中国仅有的两条远洋邮轮之一，与其姊妹船“南京号”一样，都是从美国买来的旧船。陈鹤琴回忆：这次赴美游学的共有百余人，其中有新考取的10个女生，清华优秀幼年生10人，1913、1914年毕业生七十余人以及自费生数人。我们百余人，济济多士，把“中国号”的头等舱位几乎占满了。《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8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邮轮沿着黄浦江驶向吴淞口，飘扬着五颜六色外国旗的货轮、邮轮泊在码头上，渡江的小火轮“突突突”冒着黑烟在江面上行驶。船上的这些年轻人仍未平息心中的激动，挤在船栏边向江边的景物指画、谈笑。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来自安徽的自费生，他的学名叫陶文濬，因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取笔名“知行”，1934年7月正式改名为陶行知。邮轮驶出了吴淞口，海上的景象明朗、开阔起来，地平线被水雾薄薄蒙上一层轻纱。早上可以看旭日东升，傍晚可以看红日西沉；白潮澎湃的海涛中，有时会突然跃腾起排空的巨浪；成群的海鸥追逐着邮轮，翱翔上下。陈鹤琴与其他清华同学们沉浸在###和美梦之中，乘长风破万里浪，雄渡太平洋。然而，身处邮轮一隅的陶行知，此时却不像船上其他人那样兴高采烈。此时，他身上除了一张去美国的船票，只有50美元。他的家境贫寒，凭着追求和努力读到大学毕业，并决心出国深造。他独自一人下到船底的煤火舱内，看到了里面的景象：“几个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鸭子一样在那儿烤着，烤出一身的黑油！身上、脸上、手上黑得如同他们所烧的煤炭一样黑！这是我与火夫们第一次见面所得的印象，简直像硝镪水刻到我的心窝里。我明白了：乘长风破万里浪，代价是火夫们的泪与血。”《陶行知全集》，第四卷，第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当年，与陈鹤琴、陶行知同船赴美的还有涂羽卿、郑晓沧、金岳霖、赵师复等，他们在邮轮甲板上拍下了一张合影。
邮轮在东海上航行，在到达日本列岛之前，风浪并不很大，船体摇摆倾斜也不很厉害，船上的留学生们仍沉浸在欢乐之中。船上的饮食非常丰盛，一日六餐——三餐大菜、三餐茶点，将这些年轻人的肚子都吃得圆圆鼓鼓的。开始时，有些学生在这些大菜面前竟不知所措。因为周校长在上海临出发前教授的吃饭课，只教了吃饭的礼貌却没有教吃什么菜，看着菜谱上五花八门的外国菜名，大家愣住了，后来有人带头索性从菜单的第一道菜一直吃到最后一道点心为止，吃了清汤，又喝荤汤；吃了鱼，再吃虾；吃了猪排，还吃牛排；吃了家鸡，又吃野鸡；吃了雪糕，又吃冰激淋；吃了茶，再吃咖啡，实在是大快朵颐，吃得不亦乐乎。从餐厅出来，有的吃不惯西餐的留学生发牢骚说：“大菜难吃得很，我们既然出了钱，应当吃个饱！”而同船的几个外国人，其中有一位牧师牛顿？海斯，看见这些中国学生吃得兴高采烈，不由地有些担忧起他们的身体来了。在船上，留学生们玩得很开心，白天在甲板上掷绳圈、抛圆板，晚上弹琴唱歌，星期日早晨由海斯牧师讲道。船上的生活如此幸福、快乐，使陈鹤琴在几十年后仍然回味无尽，而同船的陶行知内心的痛苦感受也是很多年后才被人们所了解的。不论怎么说，作为官费派遣留洋的清华学生，心中多少都会有些优越感，再加上第一次踏出国门，心怀无限期待和憧憬，陈鹤琴确实感到非常###。陈鹤琴和同行留学生在“中国号”上的合影（前排左一是陶行知，后排右一是陈鹤琴）
一 远渡重洋（2）
邮轮驶过日本横滨，进入浩渺的太平洋，风浪更加猛烈，滔天的白浪腾空跃起，水花重重砸在甲板上，船身也左右摇摆，船桅在半空中来回画出了弧线。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躲进了船舱，不少人呕吐不止，另一些人则躺在床上不敢动弹。大部分人都晕船，全船只有陈鹤琴和五六个人没有躺倒。按照海上航行的经验，不用亲历也能想像，那些丰盛的大菜、茶点、雪糕、冰激淋有谁还能享用呢？更不会有谁还能面向广阔的海洋抒发情怀。餐厅里变得空空荡荡，就连最后几位声称不怕晕船的仁兄也不敢来饭厅进餐，只有陈鹤琴独自坐在餐台前面。
圆形舷窗外面是一片混沌的世界，视线完全被白色气雾和浪头的飞沫遮掩住。在涌浪的拍击声中，陈鹤琴躺在床铺上，睁着眼，望着头顶上的天花，重重心事扰得他几乎不能入眠。
临上船前，陈鹤琴原打算到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读教育学。奥柏林是一所浸礼会办的大学，他准备先在那里读书，毕业后转到著名的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专攻教育。然而，随着邮轮在风浪中颠簸摇摆，陈鹤琴对于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他问自己道：“我为什么要读教育？教育不是一种很空泛的东西吗？读了教育，还不是坐‘冷板凳’，看别人的面孔讨生活吗？”他实在想学到一门实实在在的本事，就像手艺人那样，求人不如求己。他又继续问自己：“教育既然不行，那么什么东西可以使我自食其力，不求于人呢？医学是最好的了。我若有了本事，就不必请教人，人倒非请教我不可。”左思右想，权衡再三，三四天后他终于将这个想法如实告诉了同船的周诒春校长。不曾想到周校长却满口答应了下来：“你要学医，我也不反对。我来打一个电报给留美监督，请他替你接洽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去！”这所医科大学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又过了几天，陈鹤琴重新检讨了自己的志向。他在后来的###中写道：“教育虽然不能使我独立，难道医学是我所愿意学的东西吗？一个人做人总有一定的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现在我要自己问一声：‘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志向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8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他又追问自己说：“医生不是可以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吗？”他自己回答：“是的，但是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医生是与病人为伍的，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他自己已感到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终于下了决心投身教育。他又站在了周校长面前，把自己的想法和决心讲了一遍。周校长听罢微笑着说：“电报已经打出，不能再改了。好在霍普金斯大学文理科也是非常著名的，你还是到那里去吧！”说实话，若不是周校长的这次拒绝和将错就错，陈鹤琴差一点就与这所世界知名学府擦肩而过，这不能说是前缘注定，也可归于命运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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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尔的摩（1）
经过将近20天的海上航行，“中国号”邮轮载着一百多名黑头发、黄皮肤的学子穿越太平洋，到达了檀香山。当地华侨派代表前来迎接。学子们参观了在世界上都享有盛名的水族馆，斑斓的热带鱼让他们看花了眼。来不及留恋，他们又登船继续航程。9月7日，“中国号”缓缓驶进旧金山港口。邮轮靠上码头，学子们陆续走下甲板，中国驻当地领事馆领事、华侨代表、青年会干事等在码头迎接，然后举行宴会欢迎。宴会后，全体留学生参观斯坦福大学。次日，全体人员就乘火车前往芝加哥。中途，列车在盐湖城小停，大家乘汽车在小城里走马观花兜了一圈。在陈鹤琴眼中，这座小城好似人间天堂，所有景象都是崭新一片，房屋又新又高，道路又阔又长，设施都是先进、科学的，有自来水、电灯，有大学、教堂。摩门教堂的建筑十分漂亮、突出，里面有一台巨大的管风琴，当时号称是世界第二大管风琴，风琴奏出的声音犹如洪钟。
准确地说，盐湖城的历史是移民开拓的历史。19世纪中叶，盐湖城是一片沙漠。1847年，47名摩门教徒首先发现了这里，他们是数万名被从东部驱赶而流离失所摩门教徒的先行者。两年以后，两万多移民陆续来到这里进行大规模开垦。摩门教是新教的一支，他们信仰《圣经》和《摩门书》，相信《摩门书》是美洲大陆史前历史。由于摩门教徒的合群原则，他们走到任何地方，不仅居住在一起，做事也在一起，因而总是受到当地人的妒忌与排斥。然而，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利条件下，创建出了一个崭新的盐湖城，事在人为，沙漠变天堂，陈鹤琴在踏上美利坚大陆后受到了最初的震撼。
9月13日，全体人员到达芝加哥，就地解散，分头前往各自的学校。陈鹤琴的清华同学都有了去向：涂羽卿去了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的麻省理工学院，金岳霖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郑晓沧去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陈鹤琴在船上结识的朋友陶行知去了位于离芝加哥140英里的双子城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陈鹤琴与几位同学继续前行，第二天半夜，火车到了匹兹堡，他们下车后分手。车站上只剩下陈鹤琴独自一人孤零零站在那里等待换车前往巴尔的摩。他描写过当时的心境：“那时候，觉得形单影只，举目无亲，大有念家思乡之感，且夜深人稀，若遇歹人，将何以应付？战战兢兢，心境颇不自安。”《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8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几天前，他刚上岸时有感而生的那些激动和###为孤寂和清冷所替代。入夜时分，天气湿冷，他随身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没有厚衣御寒，为省钱，没做秋大衣，只好披上雨衣。直到清晨四点左右，开往巴尔的摩的火车才隆隆驶过来。刚进车厢，还未坐下，一个工人模样的男子用眼睛看着他，并大声问道：“哈罗！查理！外面下大雨吗？”陈鹤琴一下愣住了，从嘴里吐出来道：“不！”那男子听罢哈哈大笑，陈鹤琴这才明白，这个男子是在取笑他身上披着的雨衣，而外面并没下雨。查理不过是美国人对男子的普通称呼。当时，他的脸一热，恍然大悟，这是一个美国式的幽默，并无恶意。
9月15日清晨，火车驶进巴尔的摩火车站。下了车，陈鹤琴向四面一望，没有看到接站的人。按惯例，凡有新生报到，总会有当地华侨、留学生组织派人来迎接的。陈鹤琴的心中又感到一阵失落，他只好一只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搭着雨衣，跟着下车旅客鱼贯而出。到了出站口，终于看见了一个中国人等在那里。陈鹤琴大声问对方：“你是不是来接我的？”那人有些狐疑地问道：“你不是到巴尔的摩来念书的么？”陈鹤琴连连回答：“是的！是的！”那人带着陈鹤琴在当地的青年会住下了。经攀谈，陈鹤琴得知这个人叫胡宣明，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医科——他后来回到国内成为有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两人来往密切。陈鹤琴回忆：“我当时一个人在青年会很孤独很无聊的时候，他（按：指胡宣明）老是来看我，并且带我到他的美国朋友家里去玩。到后来，我们二人成了最好的知己呢！”《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58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二 巴尔的摩（2）
此时，离霍普金斯大学开学尚有月余，白天，陈鹤琴独自徜徉在巴尔的摩街头，在这个当时已有60万人口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