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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且即民风习尚，满汉之间，亦必严至峻之障防，用示区别。逆施倒行，以迄于今，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邻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呜呼！中土繁庶之邦，谁令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则满洲政府不知奖护实业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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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天铎报》（2）
至于用人行政，更无大公不易之常规。严刑峻制，惨无人理，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悬于法官之意旨，不问其有罪无罪也。不依法律正当之行为，侵犯吾人神圣之权利，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凡此种种，更复难数。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其权势之有无，以此为政事之大任，几何其不误国哉！
近年以还，人民不胜专制之革，亦时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满清政府坚执锢见，一再不许，即万不得已而暂允所请，亦仅为违心之举，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颁诏旨，夕即背之，玩弄吾民，已非一次。其于本国光荣视同秦越，未尝有丝毫为国尽力之意。是以历年种种之挠败，不足激其羞耻之心，坐令吾国吾民遭世界之轻视，而彼殆无动于中焉。
吾人今欲湔除前述种种之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捐弃生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犹恐世界各邦或昧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友邦之前，我各友邦尚垂鉴之：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五）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中国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
（六）吾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七）凡满人安居乐业于民国法权之内者，民国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
（八）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并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
抑吾人更有进者，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清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大最高之任务，实无过于此也。
王宠惠先生为孙中山赏识的党员，精通法律，中、英文俱佳。孙中山于民国纪元前八年4月，在美国纽约以英文撰发《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一文，为王宠惠先生翻译，文极流利。今见年方22岁，杭州高等学堂正科毕业，初入报界的青年记者陈布雷有此译笔，自很满意。
陈布雷后终被排挤而去。谓在《天铎报》任事五月，酬薄事多，只为兴趣关系，毫不计较；而年少锋芒显露，不自敛抑，渐为李怀霜所忌。李怀霜是时功名心热，奔走于黄克强处甚勤，必深晚一时后始到社，酒食徵逐，所志日荒，陈布雷不喜其所为。一日，李突邀陈至其室，言社中经济困难，君之月薪，只能发30元，其余10元，将填给股票，陈答应。又数日乃遣人示意，谓论说一栏宜以庄乘黄为主撰，陈君但撰短评可也。陈布雷知不可留，即日收拾行装，辞职归里。半年之报馆生活，暂告结束，离开了《天铎报》。
他将还乡离沪时，戴季陶与周浩方创办《民权报》。姚雨平、叶楚伦办《太平洋报》。邓家彦、邵元冲、宁调元创《民国新闻》，均有约他相助之意。陈陶遗与其友人雷季兴正接盘《申报》，亦约他入馆任撰译。陈自思民国成立，此后报纸，宜鼓吹建设，非可长以摧陷廓清之偏锋论调炫众而导乱，故仅允陈陶遗为担任西报翻译。另一原因，是家乡长辈，认为十里洋场繁华世界的上海，不适宜于青年独居，劝陈依仁和陈的舅父，勿再让陈布雷留沪作记者。陈依仁坚信自己长子能慎独，勿涉于邪。时适宁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士绅，发起创办私立效实中学，知陈布雷不作记者，遂聘请任课，陈布雷应聘。至于《申报》译述记者应聘与否，经请示父陈依仁，得到同意，始去函陈陶遗。此是兼职，按期将译稿寄《申报》；《申报》以外国报刊五六种寄赠，作为报酬。1912年（民国元年）陈布雷23岁，开始在宁波效实中学教书。初任教职，他亦颇有兴味；但兴趣仍在新闻事业，故阅览英、法文书报最勤。课余每三日必译稿一篇，寄登上海《申报》，署名“曰彦”，至暑假后始停寄。自民国元年到民国九年，陈布雷家居、教书兼治家产。9年间，父故妻亡，家事烦忙，生活至为黯淡。民九上半年，陈布雷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每日上午在效实中学授课，下午到报社写短评一二则，“随感录”六七百字，日日如此。他的老师兼姊丈冯君木先生，最喜读其所写“随感录”，谓“笔墨与思想，均非海内报纸所多见”。他自己说：“实溢情之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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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商报》撰评论
1920年6月，他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任《韦氏大字典》编译。工作余事，喜阅哲学及时事之书籍，亦常与人通信论学。妻亡哀伤之后，改换环境，心情渐舒，生活安定。民国八年，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开幕，国人无不关心时局。我拒签对德和约，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五四运动”。国人求“新闻渴”之饱饮外，“求知欲”更切。上海有宁波同乡赵家艺与应季审发起创办《商报》。出资者广东汤节之。资本不多，却能罗致人才，于民国九年冬开始筹备，民国十年元旦创刊。编辑部阵容：总编辑：陈屺怀；编辑主任：陈布雷；电讯编辑：潘公展；本埠新闻主编：前为沈仲华，后为朱宗良。编辑有邓逸虎、陈铁生等。两陈兄弟为民初《天铎报》主将，“布雷”已闻名。入《商报》后以“畏垒”笔名撰刊评论，光芒四射，震动报坛。其文见报，人皆争诵。潘公展用最新、最经济编法，有条不紊的分列要闻与电讯，有系统的处理新闻，版面醒人耳目。而本埠新闻增多，尤为沪市读者所喜阅。《商报》辟“商业金融”栏，由潘更生、冯柳堂主编，内容较《时事新报》之“工商之友”充实，除刊价目表外，每日有关于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专稿。上至国际金融，汇兑贸易，下至商品买卖，货物价格，无不详载。此外《商报》驻外特派员王新命、龙德柏，均为一时之选。惟一缺点为副刊“商余”落伍。编辑者为原编小型报的张丹斧。在小型报上，其文字能叫座，但在《商报》版面上，殊不配陈布雷大江东去式的评论，或娓娓动听的短篇。后虽改由王钝根、陈小菊（即陈建雷）等主编，但“商余”作风不变，不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或许是汤节之的“生意眼”，以为《商报》读者商界人多，商人忙做生意，无得闲看如小型报的消闲副刊，能增加报份。但与新闻言论版殊不调和。因此，《商报》的读者商界少，反而知识分子与青年人多。《商报》有人才，有特色，故颇招同业之嫉视，多方百计，加以阻碍。上海《新闻报》于《商报》出版后，曾派人全部收购，沉之黄浦江。后为汤节之侦知，遂制搪磁《商报》招牌数十，竖于各香烟摊上，各摊每日送报若干份，听其销售，于是《商报》之名大噪，销路打开。
陈布雷入《商报》，恢复其极为醉心的新闻事业，再作记者，自称为“余正式任报馆工作第二期之开始”。但“数月后，觉邝、陈诸人，思想太陈旧，对编辑方针不了解，颇苦之”。
翌年，《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陈布雷与两潘（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革版面为事。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改刊《每周大事述评》，由潘公展执笔。陈布雷谦谓：“余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何人主持者”。与上次在《天铎报》时期与报界、文化界人士多有往还，且喜向人请教，大不相同。但因与《中华新报》旬日笔战，以文字结交张季鸾。于右任办《民立报》时期，张季鸾任日文编译，未以文章与国人相见，当初尚不知名；但有才气、富活力，亟思自创局面，有所表现。经数年之奔走筹备，卒创办《中华新报》。编辑部有谈善吾、杨尘因及旧《民信报》一部分人。张季鸾擅口才、广交游，与政治舞台人物，多有接触，于国内外时局形势极了解，故其论评，时有独到处。张因读《商报》与《中华新报》反复辩难的文章，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的异军。转辗询问，始知布雷之真名。陈布雷“某日特往访，自此遂订交焉”。此后张北上办《大公报》，与陈友情益沣。《中华新报》报龄约十年，以营业不振，1924年民十三年冬宣告停刊。吴稚晖所著《脞客座谈话》先在该报连载，后即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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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争主权（1）
倒军阀，争主权，陈畏垒倡“全民革命”
上海当时各报评论未有署名制。《商报》原决定不署名，因执笔者虽为个人，而文字内容则代表整个报社意见，故采各国报纸新制，评论不署名。在其时中国报界，则为新创。社会不察，以为《商报》无社论专人，无自撰之社评，于是《商报》不得已，亦署名以从俗。陈布雷乃以“畏垒”署名，自1923年（民国十二年）初始。
1924年（民国十三年），《商报》出版已满三年，渐有声誉。陈布雷说：“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生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投书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是年齐、卢战起。《商报》立场，鲜明的反对曹锟贿选。第一版全版用大号字排印，下印曹锟照片，称之为“捐班总统”。对齐、卢之战，袒浙抑苏。卢永祥一蹶不振，孙传芳引兵入浙，《商报》又一贯反孙。在政治立场上，《商报》与广州国民党遥相呼应，如出一辙。曹锟被逐，段祺瑞入京为执政，北京政局，似一时颇有澄清之现象，陈布雷与报社同仁，咸感兴奋，对执政府措施，时时著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之。是年7月，陈布雷在《商报》本埠新闻栏论评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审于会审公廨，几受缧绁之灾，卒以克威律师之辩护，罚金了事。同受审者，有《中华新报》及《民国日报》。
病逝后的孙中山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商报》著论哀悼。上海《时事新报》同日有论评，竟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大为不满，次日著“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反应。《时事新报》无词以答。《时事新报》之前身为《时事报》，创刊于民元前五年（光绪卅三年，公元1907年）12月，后与《舆论日报》合并，改名《舆论时报》。1911年4月，改称《时事新报》。初为维新派机关报；入民国后一变而为进步党机关报，常有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北伐后该报又投入新财团之怀抱，立场不一贯。抗战时迁渝出版，胜利后复员上海。上海解放，停刊。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商报》每日撰论指引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