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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万元，而冀鲁豫尚不计焉。鄂主席呈中央之电谓受灾四十九县，以淹没面积占全省三分之二强，农民当在三百万左右，又湘省所发表之调查稿，受灾县份二十余，被灾面积二万余平方公里，合二万万余公亩，灾民约四百万云（陈布雷在这里还打了一个问号），又鲁省尚未有报告，惟报载鄄城代表所谈谓，该县被淹八百村，已陆沉四百村，毁田禾八千顷，死亡二千余人云……”。陈布雷日记中所摘录全国公路交通、教育等进出口货等资料颇多，对英、美、日等国之军事生产资料也多有摘录，如1943年8月31日日记后有“日本飞机生产之数量及质量”（四月下旬王生报告），“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陆军飞机为三千零九十架，海军飞机为二千五百零八架；而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生产量，陆军机增至七千四百卅五架，海军机增六千二百七十一架，分别陆军机增百分之二百八十六，海军机增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大量国内外有关史料都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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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感想（代序）（4）
陈布雷日记中还记下了许多遗闻轶事。他追随蒋介石巡视云、贵、川、滇，每到一地必查阅地方志书，如1936年6月30日阅南诏野史，在日记中详录了元时梁段二国孔雀胆故事，诗书原文十三首，“二千余字，不但全文抄录，而且加以注释，”如（八）阿悼亡词中第二首“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开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裹彩（陈注：锦被名也）。吐噜吐噜段阿奴（陈注：吐噜可惜也，阿奴以称夫婿）。施宗施秀不识歹（陈注：歹不好也，施宗施秀亦云南人，不善终者）。云片波麟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陈注：押不芦花，北方起死回生草名）。肉屏独坐细思量（陈注：肉屏，骆驼背也）。西山铁立霜潇洒（陈注：铁立松木也）。”陈布雷日记手迹郭沫若以此写了一本《孔雀胆》大戏，而陈布雷所摘录则是原汁原味的民间叙事诗，而且都加以注解，可见他在摘抄时是访问过人的。还有是1935年7月25日日记中摘了一段“###名称之由来”，真是前所未闻，原日记是“任乃张君所著西康图经民俗篇，任君南充人，之久居西康，多亲历之谈，其中所记‘###名称之由来’，谓康藏呼茶为‘甲’，华人为‘甲米’，中华曰‘甲拉’，拉地也，即谓茶产之地也。陆羽茶经‘其名一曰茶，二曰，三曰，四曰茗；五曰，’盖我国古音固呼茶为，番人所称之‘甲’，实之译音也。藏人嗜茶若命，故以茶代表华人华地，阿剌伯感受藏语，亦呼中华为甲拉，后传于欧洲，其音微讹而为Chana矣。”产茶之地为“甲拉”，此一说较瓷器为###之说更胜一步。陈布雷不仅自己研究风俗人情、搜寻遗闻轶事，而且录了三保太监郑和父墓志铭寄其大哥、四弟一阅，因其大哥、四弟对文史典故亦颇喜爱。
陈布雷日记还破解了许多传记作者对他如何入蒋之幕以及对女儿陈琏婚姻、被捕释放之谜。关于陈布雷究竟是谁介绍给蒋介石的，有两种说法，一为李一氓老说是由他向蒋介石推荐的，北伐前由共产党人介绍一说也有流传；一说是张静江、虞洽卿介绍给蒋的。陈布雷日记则明确道破了这个问题。陈布雷在1948年9月20日曾游西湖，至满觉垅赏桂花，他在日记中记“……在临江轩上稍坐，十六年四月偕大哥谒蒋公于此，蒋公称余文能婉曲显豁，善于达意，即在此对静江先生所语也，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二十一年矣……”，我问过陈屺怀先生孙女陈明楞老人，陈大姐谓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本宜请陈屺怀为其机要秘书，因陈屺怀年老，又不愿在一下辈蒋介石手下工作，推荐其从弟（小陈屺怀18岁）陈布雷给蒋介石，陈布雷日记证实了这一点。关于陈琏被捕释放之关节，其实陈布雷在1947年日记中记得很明白，11月19日日记“……委座邀留午餐，告余以怜儿之事……”，12月25日日记：“……盖当局察知彼系被人欺蒙而加入民主青年同盟，但历史甚浅，亦无活动，故准由余领出管教（惟不准其在外活动），”12月29日日记：“……与默等商如何劝慰怜儿之法，殊苦无术，以其此次回寓后长日悒悒无欢也……”，12月30日日记：“……携琏儿往访蒋夫人，承其殷殷询问琏之身世学业，并对余谈宗教哲学……”。这就是说陈琏并未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亲自过问这件事，叫陈布雷“管教”，而陈布雷又“苦无术”，陈琏还“悒悒无欢”，去访了宋美龄，宋也一般地垂询，大谈宗教而已。回忆“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再对陈琏威逼，诬说陈琏叛变了，是毫无根据的。陈布雷的日记解破了许多谜疑之事，是很好的一个佐证。
陈布雷深受儒家思想之影响，很重视自身修养，日记中多“自省”、“箴言”之类，1947年1月日记中还有“治心之要”9条，还摘录了托尔斯泰语录4条，什么“一个人为他人而生活，才可以永远幸福”等等，作为座右铭以自励。所以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完人”。当然，蒋之称其为完人，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上完全站在与蒋一致的立场上，是忠于蒋个人的，陈布雷日记中甚至几次提到自己是“愚忠”。另一方面，陈布雷在个人道德、操守、人格上确实是一直保持“淡泊”、“清廉”的，对工作日夜操劳，兢兢业业。对朋友，对兄弟，对家庭堪称模范。1946年抗战胜利，陈布雷自重庆飞回上海，5月27日日记记述“……秦润卿、张申之、俞佐庭先后来访……”，这几位都是宁波商界名人，特别是秦润卿是慈溪同乡，上海钱业界领袖，抗战时不愿事敌，是爱国的，陈布雷遇见同乡当然很高兴，但当这些金融界头面人物请他当顾问时“……俞佐庭君来访，为四明银行董事会，聘余为顾问，并谓将赠车马费，余婉谢坚却之，佐庭乃谈他事……”（5月30日日记），比之国民党大小官员抗战胜利发劫收财、“五子登科”来说，陈布雷的清廉是难得的，陈布雷当时连住房都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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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感想（代序）（5）
陈布雷为蒋介石拟写文告，可以说是苦差使，如1941年11月13日，为了起草参政会开幕词，这么一篇篇幅并不大的文章，就花费了三四天，他记下了蒋介石“口授要旨，繁复曲折，颇觉行文组织，难于自然，而说理陈词，未能惬当，彷徨绕室，几乎不能下笔，至晚八时，犹只能成八百字也，委座五次来电话补充要点，愈重视此文，余愈不敢下笔矣……”（11月13日日记），14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委员长将文稿核阅后发下，谓大体可用，嘱再加以修改，午后三时至七时，又速送条谕二叠补充，陆续修改至夜九时始完毕，然知此文断不能就作为定稿，以委座每写一文，陆续修改补充不止，此历年之惯例，而近年尤然，然余之拙笔有不能追赶之苦也……”，怪不得陈布雷与李惟果感慨“文字工作之难，相与叹息”了。1946年12月为蒋介石赶写一份广播稿，“午餐后，委座来电话，乃谓须加入二段意思，因知试官之意不尽与考生相同也……四时许，委座连续来三次手函，要补入不少意思，前后达九十页之多，头绪纷纭亦复杂，不易安排……”，陈布雷改成6000字，连陈布雷自己也感“冗长拖沓”，忽接蒋介石电话，“竟将一稿拆为两篇之用，命余补缀，此如何可能乎？”陈布雷大呼“心拙力竭，拼凑而已”。陈布雷感到为蒋写文章甚为苦恼，自己之思想依附与别人身上，在“感想杂记”中记述“以余之个性，实只宜作乡里之散人，或藉教读以自给，乃因少时不知自觉，好为文字议论时事，自受知于蒋公，竟充其愚画，许效驰驱，然个性对于复杂之政治环境，实绝对不相适……信乎择业之宜慎也，……进退都无是处，强忍亦已无余力，苟且偷生，局天眷地，皆所自造，命也乎。”
陈布雷日记中对自己内心之剖露可谓淋漓尽致，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4月间，18日随蒋介石到杭州，4月22日日记中已露出退意：“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4月24日日记又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1937年4月，蒋介石批准陈在杭州休养，在6月1日日记中陈记：“……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这里的摆脱不能，不仅是指病体，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直至抗战爆发，陈布雷是带着痛苦与矛盾，跟着蒋介石抗日救国的，直至退到重庆，民主势力提出“结束党治”，实际上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可是陈布雷出于“愚忠”（陈布雷自己日记中屡次提到），蒋介石对民主甚为反对，陈布雷也认为“结束党治”之提案“……完全出于捣乱政客之所为，明明为窘迫而已……”。1940年11月22日日记，“……委座甚愤慨谓如此‘无异要我们解除武装，且加以重重束缚’……”，陈布雷不复是辛亥革命时一激进青年，以反对帝制、反对军阀为己任，而是维护“###”、维护“领袖个人独裁”的“忠臣”了。陈布雷已与整个时代脱节，所以心理十分痛苦和矛盾，“以致党国艰难，人心散漫，经济恶化之现状，不知何以补救，而自身又衰疲无能，至此悲怅之情，终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1942年11月5日日记）。
1943年7月10日及1944年4月，陈布雷日记中多有“杂感补记”一些综合之心得体会，“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当武昌起义之时，余适在天铎报，少年意气凌厉，曾撰‘谈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缘，许身党国，今建国之业未成而已年逾五十，居机要之职位，无丝毫之贡献，不禁感慨系之……”。1945年陈布雷在休养中，又写了“新春杂记”，写了几千字，中有“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我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忆季陶在数年前对余与张文白言君二人乃一将一相……余闻之如惊天霹雳，若侍从室之地位与职责真为如此，则余谬居要位，旷职误事之处必擢发难数矣……”。蒋介石后来对陈布雷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他起草文告，当一私人秘书，而是要他尽辅佐之责，就是戴季陶之言当一个宰相，可是陈布雷没有这个政治野心，陈布雷在1945年1月24日日记有很长一段自白“……然蒋公既公开言之，我又不便漠然置之，无已其及早引退乎……。”
一点感想（代序）（6）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7月14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大呼“……杂思繁虑，排遣不开，姑不论健康如何，而精神上之衰疲劳累，洵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7月29日日记中写了自讼录8条，自责自谴，“不能如委座之意”，7月30日，31日两天日记并记：“日来某种消极观念而引退之意，仍不断扰于胸中，无可控遏，亦不能自己抑止，形神之萧索，志气之委顿，心绪纷繁，神经颠倒错乱，大有败叶满山不可爬梳之境象……”，他还想到“念委座之纷繁忧勤，则余等何敢言劳苦，然余实心力体力交瘁已达极项矣……”，最后他还是感叹“……此皆余历年自造之错误，今已无可挽救……”。如果没有看到日记，真不敢相信陈布雷在抗战胜利前夜，思想痛苦和消沉会至如此地步。日本投降，8月28日，蒋介石宴客请陈布雷作陪，他在日记中记下“……自断此身无服务之能力，恐今生自此成为无用之废物矣，奈何奈何……”，陈布雷固然由于身体极为衰疲，但也有政治上消极悲观，他在8月31日日记中喊出了：“余诚为不知自量而只知愚忠自效之大愚人也”。
1947年6月17日在南京陈布雷目睹胜利后“五子登科”，人民怨声载道之情形，“而我中枢散漫脱节，各不相谋，略无振奋团结之气象，殷忧无限”（6月14日日记），“……今日情绪怫郁，心思烦乱，此二旬来作事一无精神，思虑不能集中，颓败痛苦，几又回复去秋以前情况，十时，力子来谈教育界情形，并及时局，相对慨然，无可言说……”（6月17日日记），一是“殷忧无限”，一是“无可言说”，陈布雷心情可谓消沉极矣。当时蒋介石又准陈布雷上庐山休养，可是陈布雷“近来内外情势紧张已极，而国内人心大非，非廿五六年时可比，至可殷忧”（10月25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