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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兄弟8人，有的早亡。四弟训慈，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六弟训悆在沪任《申报》总编辑兼总经理；七弟训惠在海外；八弟叔同，任职南京中央社。陈布雷与兄弟之间堪称孝悌。
陈布雷给兄弟留言完毕，故乡浙江慈溪县二六市这个山明水秀的小山镇依稀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少年时到离故乡20里许的慈湖之畔的慈溪县立高级小学读书，兄弟同行，湖光山色，风光依旧，他乡游子，却不能回归故乡了。陈布雷想起了1937年慈溪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陈谦夫乘他返乡之便，请他到学校讲话，陈布雷别的没有说，他对着莘莘学子谆谆劝讲道：“慈中可以说是我的母校，因为我在慈中前身慈湖高小读过书，我每次回乡，总要到这里走一趟，来看看我的母校。一个人像一棵树一样，无论长得怎样高，最要紧的总是根本，不能忘本。”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可是现在却只能魂归故里了！
这里天已近五更，寒气袭人，可是陈布雷却不觉寒冷，他又燃起了一枝香烟，心想，这是最后的时刻，必须来得清白，去得清白，把所有的事交割清楚。他先写了一封遗书致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洪兰友，托照料中政会之事。又写了一封遗书给张道藩，托移交“宣传小组”账目及单据。最后，留函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其中一段话表示了决绝之心说：“我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故请兄等千万勿再请医生医我（医我我亦决不能活，徒然加长我的痛苦，断不能回生也）。”关于死后如何发表消息，陈布雷留言：“不如直说‘△△从8月以后，患神经极度衰弱症，白天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至于文件放在何处：“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还有呈委座函，托谁呈阅……。此外一再表明：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等。陈布雷在留秘书函中说，床下新皮箱内，尚有金圆券700元，嘱赠陶副官300元。陈布雷确实是两袖清风，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是罕见的，因为当时米价已合金圆券三百几十元一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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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死得清清白白”（2）
远处传来晨钟声，其声悠悠，宛如慈溪故乡寺院内的钟声，天已露白。陈布雷取出两瓶安眠药，吞下了一瓶，又吞下了大半瓶，喝了一口水，环顾了一下四周，和衣躺到床上。
“布雷先生完了！”（1）
11月13日上午9点钟光景，陈布雷寓所的电话铃响了起来，蒋君章拿起听筒一听，是中央党部催陈布雷去开会，蒋君章问了陶副官一声：“布雷先生起床了没有？”
“蒋秘书，陈先生还未起床，昨夜似乎睡得很迟呢。”陶副官回答。
蒋君章想起昨晚陈布雷曾关照他不要让客人进来，甚至当天的总理诞辰纪念会也没有去参加，他很需要休息，便回答说：“布雷先生身体不适，需要休息，请一次假吧！”
时钟敲了10点钟，楼上还没有动静，房门也关着，蒋君章感到有点奇怪了。他想：陈布雷平时8时左右必定起床，常常起床以后再休息，但不会关门。就是平常熬夜，也不是常常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关门不起？莫非有何不祥？蒋君章立刻上楼，门扃如封，他轻轻叩了一下门，不见响动，便重重地敲起门来，还听不见一丝动静。蒋君章着急了，便喊道：“陶副官，你快来，从气窗上看一看里面。”
陶副官马上搭来了茶几，爬上茶几站了起来，推开气窗说：“陈先生床上的帐子放下……”蒋君章也迫不及待地跳上茶几向房里望去，一片寂静。蒋君章喊道：“陶副官，把弹簧门锁弄开来，快！”陶副官伸进身子弄开了弹簧锁，蒋君章夺门而入，只见陈布雷一枝常用的狼毫毛笔没有插入铜笔套，搁在墨盒上。蒋君章急忙把帐子撩起，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大了的嘴，而枕旁却是一封给蒋君章的信。两只100粒装的“巴比妥”空瓶，一只瓶中剩下的安眠药只有几粒了。枕旁还有几粒；一枝钢笔没有加套，还在枕边……
蒋君章立刻拉开被窝，抚摸陈布雷的手，冰冰凉；又抚摸了脚，已经僵硬了；最后抚摸胸口，还有一点点温暖，于是立刻想起“送医院”。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妥，一送医院，消息会马上传出去，关系太大。那么还是快请医生吧！
“陶副官，你马上驾车去找常给布雷先生打针的陈广煜医生来，把叔同和叔谅先生也接来，要快，越快越好！”
陶副官一听，马上下楼去了。这时，蒋君章才把信封打开，一看第一句“我今将不起，与兄等长别矣”，便泪如泉涌，怎么也看不下去了。蒋君章含着眼泪，又去打电话，先告诉总统官邸周宏涛秘书，接着又打电话给总统府第二局局长陈方，还有###副部长陶希圣，行政院秘书长李惟果。他给这些大员打罢电话，又想到要给陈布雷的夫人王允默打电话，陈夫人在上海，电话一时难接通。他一个人楼上奔到楼下，楼下跑到楼上。上海长途电话接通了，对面是王允默的宁波话：“蒋秘书，有什么急事？”
“陈师母，请你快来，布雷先生完了！”
“啊！”虽然远在上海，这声“啊”字还是很凄苦的。
这时候，陶副官陪着陈叔谅、陈叔同和陈医生先到了。蒋君章已经昏昏然，只会讲一声“布雷先生完了”，就再也讲不出话来。他陪了陈氏兄弟上楼，抽出信来看一两句，又查一查遗书、文件箱子和存款箱子。一会儿，陈方来了，周宏涛秘书和熊医官来了，李惟果带着一个医生来了，陶希圣来了，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也来了。大家见了面，也讲不出什么话，只是眼眶闪着泪光。
三个医生商量了一阵，打了几针强心针，都摇摇头说：“服药过量，已无法挽救，料理后事吧！”
“那么怎样发布消息呢？陈先生遗书里面指示不如直说旧病复发，服安眠药过量而不治……”
“这不能直说。”
“还是含混一些好。”
“不如说心脏病突发……”
“那么陈先生给总统的书信如何办？”蒋君章问。
“那就由我们呈送总统吧！”周宏涛和陈方不约而同地说。陈方还说：“11点钟，总统恰好要召见我，我就把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和遗书报告上去。”
除了陈氏兄弟和蒋君章等外，众人陆续散去。12点钟敲过不久，只听门外有汽车喇叭声，陶副官匆匆上来说：“总统来了。”
“布雷先生完了！”（2）
蒋君章连忙迎出去。蒋介石穿着长衫马褂，沉着脸，面显悲戚，蒋君章陪着他先上楼。蒋介石面对这个追随自己20多年的部下，百感交集。确实，像陈布雷这样的文才是不可多得的；特别是像这样的人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自从陈布雷跟随他后，只要他还未睡下，陈布雷也就不睡；他起身前，陈布雷早已起身了。陈布雷温良恭俭，澹泊宁静又一清如水；对他更是小心翼翼，忠心耿耿。他怪自己，那天自己的语言太冲撞了这个老夫子了。可是他又怪这个静静地躺在床上的尸体，怎么选择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死去，这将会造成何等的影响呀！
蒋介石面对陈布雷遗容，默默无言，临走吩咐：“好好地料理后事，我派俞局长（军务局长俞济时）和陈局长（政务局长陈方）来帮助你们。”
不一会儿，俞济时和陈方都来了，大家商量待家属到京后，移灵中国殡仪馆。
。。
“遂其澹泊之志”
王允默和女儿陈琏奔丧来到湖南路寓所时，恰好，那疯疯癫癫的戴季陶也在陈布雷床前大嚎：“啊！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死了……”他一下子扑到陈布雷的遗体上去，几个侍从忙把他扶起来。
宋美龄在陶希圣的陪同下也上楼来了，她穿着黑丝绒旗袍，步履沉重。走到陈布雷遗体旁，看见陈布雷那蜡黄干枯的脸，不由得闭上了眼睛。她的两只手颤抖着合了起来，摆到了自己胸前，她的嘴蠕动着，眼角里滴出几滴晶莹的泪珠。
她对站在床旁的王允默和陈琏说：“陈先生不幸逝世，我代表总统向你们表示慰问。”
王允默轻声凄然道：“谢谢夫人，谢谢总统。”
陶希圣说：“陈夫人，总统的意思，对陈故中委拟举行国葬……”
王允默倒是颇能体会陈布雷之遗愿的，她缓缓地道：
“先夫不幸谢世，允默哀痛昏迷，方寸已乱，身后各事，幸赖诸先生协助，情高谊厚，慰激无极。”这个身材矮小、外貌不扬的妇女确是很有文才。“惟思先夫一生尽瘁国事，衷心惟以国家人民为念，而立身处世，尤向崇俭朴澹泊，故丧葬诸事，深望能体其遗志，力求节约……”
“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来找我，我们会帮助解决。”宋美龄的上海官话讲得很动听。“这也是总统的意思。”
“谢谢夫人和总统的好意，”王允默的宁波官话也讲得很流利，“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西湖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故国葬和公葬之议，务祈夫人及诸先生婉为解释辞谢。”
宋美龄回去给蒋介石讲了王允默的态度，蒋介石在房内踱了几圈，他一边踱步，一边思潮翻滚，自从戴笠死后，他又一次感到若有所失。他对这个追随他20多年，日日夜夜为他起草文稿，忠心耿耿，又是一尘不染的人的死去，确感如失左右手。他不禁提起了发抖的手，战战兢兢地写了一幅横匾：“当代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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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痛失“文胆”（1）
陈布雷究竟是心脏病发作还是自杀，新闻媒体上逐步明朗化了，而且蒋介石一定坚持要国葬、公祭，做足了文章，一方面他也出于真心，一方面是以此安定人心。
南京《中央日报》在陈自杀后有一篇社论已经点明了：悼念陈布雷先生
陈布雷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以新闻界一分子的资格，率先报道于社会，亦率先为文以致其哀悼之忱。布雷先生是新闻界的前辈，自许身国家从事政治之后，对于新闻界仍然是在关切，也仍然是在指导。在新闻界的同仁心目中，布雷先生之受钦敬，有影响，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地位之崇高，他并没有赫赫的官阶和职名，而是由于他有诚意、有热情、有远大的见解和深远的观察力，足为我们新闻事业从业者之明灯。
布雷先生在上海《商报》主持笔政，运用他如椽之笔，为国民革命作先驱，写成中国新闻学史上光明无比的一页。自此以后，二十余年来，他常在总裁蒋先生的左右，抗战八年之中，所有政治上的事务，几乎是荟萃于一身，承最高领袖之命以为处理。不知者往往以文笔之谨严而华缛，沉着而刘丽，称道布雷先生。知之者对于布雷先生功在国家而不居其名，尤致其无限的景仰。他的地位是政治中枢的里层，他的胸境和眼光却永远是学者的气度与客观的观点。他的生活更是书生的生活。他对于国事，怀抱着诚挚的责任心；却又保持着空灵的观察力。他处理政务，必使精神贯注到最后一个字。他撰写文章，必沥心力至最后一滴血。在布雷先生五十八寿辰之夕，他对二三亲友说道：“大家都说我能作文，其实我只是能尽心。”今日这样一位尽心国事的先进，离开了我们的国家，离开了我们的政治中枢，离开了我们新闻界，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王安石说：“环顾其事无可忧，忧必在于天下。”布雷先生一家生活朴素，薄俸足以自给，实无可忧。他的思虑完全是为了总裁。他的忧劳，完全是为了国家。他是一个富于忧郁性的人。他的忧郁性完全是他沉重的责任心的产物。他久患失眠症，几乎每夜非服药不能入睡。这就是他心脏病的根源，也就是他责任心和忧郁性的成果。
今日中国继八年抗战之后，又进入艰苦无比的民族内战。政治中枢正需要布雷先生继八年抗战之后，再度贡献其心力。但是布雷先生竟然为国尽瘁，以逝世闻。我们是国民一分子，既不胜其惋惜；我们是新闻界一分子，尤不胜其哀悼。谨为文如右，以代哀挽之词。陈的遗体当日移入中国殡仪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