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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公开性引发的争论越来越自由，经济学家们开始在公共论坛上积极地、有效地推销他们的观点。在苏联经济学家当中，公开性启动了和在其他知识分子当中一样的激进化历程，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信仰了。戈尔巴乔夫似乎特别重视他们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最高政治领导层不断转向经济学家，要求他们为经济改革制定新的计划。现在，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已经举足轻重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公开性与知识分子（5）
这些苏联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和一切鼓吹西方经济思想的人一模一样。虽然也有例外，但改革后期绝大部分苏联经济学家都成了自由市场和私有制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在西方的新古典同仁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也羞于使用“资本主义”一词，但他们鼓吹用自由市场取代计划，用私有制取代国家或工人所有制，无疑就是在鼓吹西方式的资本主义。
许多苏联经济学家都被西方的极端观点迷住了，这种极端观点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它源于在19世纪英国经济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简单化的观点。它认为，解除管制的市场力量能够在经济效率、技术进步、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方面均导致理想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它被一种更加中庸的理论所取代，后者认为，虽然市场力量应该在经济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政府也必须提供出一个调控框架，以便防止出现诸如严重萧条、收入过分不公、垄断势力发展、环境破坏、工作条件不安全等社会病患。70年代，这种古典的自由市场学说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当中开始复辟，并从此和干预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一争高低。
自由市场经济学对苏联经济学家的重大影响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虽然苏联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的问题有亲身体会，但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无序市场所带来的问题。也许是认为西方的贫穷和失业只是共产党的宣传而已，许多经济学家急不可耐地接受了自由市场的信条。1991年由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全部100％的俄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
并不是所有的苏联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自由市场理论。少部分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包括权威的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观点，认为市场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调节。但在整个改革期间，占压倒多数的经济学家都相信拯救苏联经济的唯一道路是自由市场和私有化。
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公开性政策已执行五年之久的1990年，知识分子已全面激进化了，他们的声音已遍及各种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在整个改革期间（1986—1990年）长期担任苏联总理的尼古拉·雷日科夫在80年代末就认为，苏联的大众媒体已经变成反对当局推行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
苏联的媒体非常集中化，因此激进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撒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乌拉尔山脉南部城市、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前共产党书记亚历山大·苏维茨基指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已经使得“（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以及相当多的工人都开始拥护叶利钦和美国生活方式了”。
知识分子不仅在大众媒体中、在担任政府顾问时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还在选举运动中和1989年开始发展的新的立法机构中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知识分子的声音远非事情的全部。因为如果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拥护资本主义，握有苏联体制实权的那些人——即党—国精英——是能够给他们以打击的。不过这些人并没有。他们为什么没有，恰恰是理解苏联体制终结的关键所在。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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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1）
苏联改革三年后，全世界各大媒体对苏联经济的困难作了极为夸张的报道。从1988年到1989年，基本消费品的短缺更加严重了，苏联公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无尽的排队中购买食物和其他家庭必需品。越来越多的食物要定量配给。照片上空空如也的柜台似乎描绘了这个体制正挣扎在死亡痛苦线上。
这些报道构成了对苏联体制崩溃的最一般的解释。这就是说，难以运转、难以改革的经济体制的崩溃是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难以运转的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试图改革苏联这种日渐衰败的经济，但是他们改革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寻求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拒绝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公有制，势必阻碍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尽管戈尔巴乔夫作了改革的努力，苏联经济状况依然日渐恶化，经济“崩溃”或“爆炸”了，消费品的短缺证明了这一切。由于戈尔巴乔夫试图拖延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死亡，他最终被鲍里斯·叶利钦及其领导的政治运动所抛弃。叶利钦和他的同事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知道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乃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以上关于苏联崩溃的常识性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问题之一是它局限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社会转型理论。它假定了一个经济体有可能突然变得“难以运转”，并据此认为以另一种经济体制取而代之的社会革命乃是必然的归宿。这样一种理论通常被称为“机械论”，因为它的灵感来自于机械装置领域。的确，一台汽车发动机在某些设计精巧的环节上变得突然难以运转和停止运行，会让倒霉的主人除了重新买一台新的发动机甚至整个一辆新的汽车外，别无选择。
然而，这种情况是不能套用到一种经济体制上的。经济体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其他各种各样的，在它的内部产生问题时，不会突然变得不可运转。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体制以它特有的方式运作良好，满足人们的需要。此时，它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具有积极作用。而在某个时期，它也有可能运作得不是很好，导致人们的不满情绪。在一种经济体制还能够实行大幅度紧缩政策的时候，用“崩溃”一词来形容它就会产生误导，例如，大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就只是大萧条，而不是崩溃。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使1/3的美国非农业劳动力失业了。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也没有停止运行，更没有绝对的需要迫使它采取一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
所有的经济体制都有强大的机制在经济低潮时期保护自己，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危机是导致改革还是导致革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对美国资本主义激烈的批判使人们热忱地相信这种体制的“不可运行”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了，然而，这种结果并没有引发革命。大萧条虽然严重，但并没有导致革命，而是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在美国，改革的进程开始于1933年，即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改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年完成，持续了15年时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资本主义实现了巨大的转型并趋于平衡，此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上扩张最快、最广的25年。
纯粹推测性的分析并不能预先告诉我们一种经济体制能或不能在一系列给定的条件下改革。大多数经济体制，如果不是很完善的话，都有令人惊奇的调节能力。苏联经济体制在大的改革前，在50年代赫鲁晓夫和60年代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期已经进行了较小的改革。但是在80年代，人们并没有机会认识到苏联有能力进行改革以克服那个时期面临的问题。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推出他们主要的经济改革方案几年后，改革者迅速地被所谓的革命团体夺取了权力。如我们下面所主张的，到1990年，苏联经济体制日渐走向分割，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彻底粉碎了一切改革的努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经济改革（2）
苏联崩溃的通常性解释并不符合苏联改革期间的经济运行模式。有证据表明苏联经济不仅没有紧缩，更没有“崩溃”，因为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成分依然存在。改革期间的经济调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5年到1986年，变化相对温和。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89年，政府采取了一些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尽管这些措施仍然局限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范围内。标志经济变化第三阶段的是1990年到1991年。在这个阶段，亲资本主义联盟获得了足够的政治力量，使经济体制的变化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范围。苏联经济直到第三阶段，当政治的手段被用来拆除体制的障碍时经济才开始走向紧缩。因此，那种把苏联经济的崩溃归结为体制自身内部矛盾的结果的观点，是和这一前后因果次序不符的。
表5—1提供了苏联经济总产品和总消费增长率的资料，包括西方国家估算的结果（第一项和第二项）和苏联官方统计的结果（第三项和第四项）。
图5—1数据比较了大改革前期经济运行的变化情况。第一阶段实施温和改革政策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7年的增长率就可以看出来。第二阶段更为激烈的社会主义调整政策生效于1988年初，其结果影响了1987年到1989年间的增长率。1989年到1991年的增长率记录了苏联经济运行在改革的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垮台时的情况。图5—1不但把社会主义改革第一、第二阶段的结果——1985年到1989年——和改革前五年的增长情况作了比较，而且表明了三个阶段的经济调整的增长率。
从表5—1和图5—1可以看出重要的两点。第一，它们表明了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即改革的前两个阶段仍继续扩张，只是在1990—1991年，当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影响被感觉到了的时候，经济才开始紧缩。图5—1表明整个苏联的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的每年都出现了正增长。1990年的总产品，不管是用GNP（见图5—1的第一栏）还是用NMP（图5—1的第三栏）来衡量，都有轻微的紧缩。在1991年，经济进入了一个从任何角度来看都严重萧条的时期。如图5—1（a）所表明的，用西方的GNP衡量，苏联经济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1985—1989年）实际上比改革前五年的GNP增长更快。用苏联的物质生产净产值来衡量，如图5—1（c））所示，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间依然持续增长，尽管其速度比80年代的前五年要慢。
第二，图5—1（b）和（d）清楚地表明，总消费品这一为市民最为直接地体验到的变量，不管是根据西方还是苏联官方的估计，在1985年至1989年间比1980年至1985年间都有了显著的迅速的增长。此外，无论从西方的还是苏联官方的统计看，消费品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比改革的第一阶段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表5—1的第二项和第四项表明，消费品直到1991年即改革的最后一年，才开始紧缩。
这些材料看来和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相矛盾，在这种观点看来，苏联改革走过了一段经济运行日渐恶化的时期，尤其是在消费品的供给上。一般的苏联市民确实感受到了从1988年开始的经济变化产生的问题。人们感受到了消费品的恶化，但资料却显示1991年前不动产消费品仍处于增长水平。要解释这个矛盾，答案只有一个，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对这一矛盾的解释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改革最后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终结。
经济的改革，除了与之伴随的迟至1989年的经济增长，同样产生了经济的混乱，而混乱以显著的速度加重了试图超出社会主义的改革范围的政治派系斗争。亲资本主义的政治联合力量的增长，到1990年已足以分解苏联体制中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力量对1990年和1991年的经济紧缩起着主导作用，虽然它不是解释紧缩的唯一因素。在经济紧缩持续几年后，社会主义改革的努力被一场更剧烈的运动付之流水。让我们回顾一下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