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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调整（1）
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1985—1989年）的政策演变
戈尔巴乔夫初始的经济政策是相对正统的。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计划打着“加速”的口号，这一口号由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所提出。其主要目标是扭转苏联经济增长的低速度，使年均GNP增长率从1980年至1985年低速增长的2％翻一番，到1986年至1990年达到4％。
此时，苏联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发生某些根本性变化。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依然是提高增长率的基础。面对诸如工人纪律松懈、重要装备过时等问题，计划体制呼吁要加强工人的纪律和增加投资，以取代国家老化的生产设备并使之现代化。
计划之一是发动反酗酒运动。醉酒被认为是影响工人纪律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防止这点，政府酒精类饮料的生产大量缩减了。当对酒的节制的可能性略微增加时，这项运动就像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产生了不可预见的有害后果。非法的私人生产满足了国家无法满足的需要。私人酿酒导致了糖更严重的短缺。而且据估计，在1986年至1988年间，酒类销售方面的税收收入有200亿卢布流失了。这两种结果是某种预兆，而后者更为严峻。改革将产生消费品更严重的短缺和预算赤字。第5章 经济改革85
为了使设备现代化，为了开发新技术，苏联在1986年至1987年间成立了23个新的科学技术研究联合体。在1985年至1987年间，新机器的生产和其他资本品的增长速度比10年前（1975—1985）翻了一番。但是，在持久影响的经济运行上，不管是提高机器产量还是使它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取得成功。GNP在1986年实现了增长的新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当年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但随后两年，它却降到每年，相当于改革之前（1975—1985年）第一个五年的速度。
尽管戈尔巴乔夫以相对正统的经济改革措施开始其改革，但他同时也怂恿了经济政策讲座的公开化。1986年，对经济改革的广泛争论被鼓动起来了，其后果就是1987年夏天推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此后，198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管理积极调整时的基本供应》的文件。几天后，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一系列实施新政策的法令和《国有企业法》，后者在1988年1月正式生效。
这些措施是第3章阐述过的苏联经济改革观点的具体化。它们试图改变全国生产都由莫斯科中央详细制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形式，而实行与此不同的形式。国家将同意企业充分自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转而关注长期的计划和目标，经济部对生产的日常管理将被结束。共和国、区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对它们各自地区内的经济将享有巨大的监督权。在企业内部，工人也扩大了监督企业制定方案的权利。这些改革措施，在公共占有和经济计划的框架内，把民主化和非中心化的观点具体化了。
这些目标实行的结果如何？企业自治意味着放弃中央决定每个企业投入和产出的详细计划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将颁布非指令性数字，为每个企业的产品价格和企业运行状况提供一个参照系。当然，部分企业生产仍然存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现象，这是由于不得不减轻从旧的中央管理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产生的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命令逐渐收缩到产量的比例上。企业的剩余产品将通过“批发贸易”而销售。这意味着企业可以相对自主地决定它们可以生产什么和把它们的产品销售给谁。据估计，1990年批发贸易的份额达到了60％，此后比例更高。
随着定价的逐渐放开，仍然有某些商品的价格由中央控制，而其他产品的价格将根据合同设定。企业的主管获得了提高职工工资的权力，从而实现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样，企业就在法律上实现了“自筹经费”，从保留的收入中获得资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国有企业法》规定劳工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委员会在决定工资、惩罚、工人培训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业经理，由职工选举产生，也由职工罢免。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减轻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为进一步的放权作了准备。严格的中央控制将逐渐被一种把民主化的、分散化的计划和庞大的市场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所取代。然而，这种改革的方案产生了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没有创造出一种体制来协调新近独立自主的企业的行为。企业从服从中央绝对命令到对销售、购买、筹措资金具有相对自主权的转换，都需要为已适应遵循上面命令的管理者提供新的运作方式。但这些新的行为方式以及支持新的制度的更为分散化的体制，并不能迅速地、自动地产生。于是，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大企业自治的迅速转换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混乱。
第二，允许企业有更多的决定其收入分配的自由将潜在地产生经济的不平衡。企业的短视行为可能使企业在超出其消费品生产能力以外来提高企业的收入。而且，如果国家收入从投资转向职工工资和收益，这将破坏加快经济增长的计划。
第三，在旧的体制下，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在获得财政收入以供给支出方面存在困难。中央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使它不管需要哪种税收都可以轻易地向企业征收。但是新企业的自主意味着政府现在将不得不转而采取一种税收半自主实体的体制来获取收入，而且，从来就没有哪种新的税收制度一旦引进，马上就能有效地征收到必需的税收。
消费市场的危机（1）
1988年至1989年，上面三个问题在苏联经济中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引发了消费市场的危机。在那两年，苏联面临着仓库外漫长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品配给、仓库中许多货物完全缺乏的悲惨情景。日渐加重的货物短缺对政治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由乐观主义变成了危机四伏。这使得主张采取更激进变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拉拢人心。
如果人们从这些年家庭消费品的经济资料来看，则根本看不到危机的迹象。私人家庭消费品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实际上有显著的增加——1988年增长了，1989年增长了。消费品短缺的恶化是如何与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在那时，一些苏联官员谴责消费品被秘密的“改革的敌人”所转移。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多余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增加时，家庭的货币收入却提高得更快。在可得到的消费品和对购买那些消费品的货币需要之间出现了一个日渐扩大的差距，由于苏联体制对价格的控制，这种差距导致了零售分配制度的崩溃。
在1987年改革以前，中央计划制定者们使家庭收入和可得到的消费品数量保持了合理的平衡。自1988年《国有企业法》生效后，家庭收入突然迅速下降。虽然可得到的消费品增加了，但家庭对货币消费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增长。图5—2表明了这种现象。
家庭可任意使用的名义收入，并没有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它可以说明苏联家庭在消费品上支出的现金额。而消费者个人的实际支出是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接近消费者可购买的商品数量。从图5—2我们可以看出，1986年和1987年（如早些年一样），家庭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增长保持在可得到消费品的增长线上。二者的差异是在两个百分点以下，这样微小的差别足以被苏联零售价格每年1％～2％的通货膨胀所抵消。可是，如图5—2所示，在1988—1989年家庭收入以加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可得到的消费品增长的速度。消费者对超出可得到的消费品的过度需求的增长，在考虑到价格控制的情况下，引起了从正常的零售渠道得到的商品的短缺和匮乏，从1988年和1989年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此，1987年经济改革的缺点正好解释了消费者购买力为什么会得到迅速增长。由于企业可以不受中央的控制，它们就为自己的职工大大增加了工资。
消费品短缺恶化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增长，这是由于1987年的改革导致了税收下降的结果。图5—3是苏联国内生产总值（GDP）预算赤字的百分比数据。在1985年以前，苏联的预算赤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1986—1987年，当反酗酒运动大大减少国家酒类销售的收入时，突然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1988年和1989年，《国有企业法》的生效使预算赤字变得更大了。当国家职工工资部分由印刷新货币来解决时，消费品的过度需求问题就变得加复杂了。
1987年的改革并没有放开价格，大部分产品的价格仍然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因此，过度的货币需求并没有立即产生显著的通货膨胀：据官方统计，零售价格1988年仅上涨了，1989年上涨了2％。相反，这个差距导致了消费品分配体制的崩溃。商品一上市，马上就被抢购一空。生产消费品的企业，现在变得对利润十分敏感，针对商品的过度需求，它们使产品转向高质量、高价格，这带来了很高的利润。这样，部分低收入人口依赖的生活必需品变得越来越难以买到。只好通过有影响的人的“后门”渠道，或通过高于官方价格秘密地买卖（这一直是苏联体制的特点），商品的销售开始明显地被排除在公开的消费品市场之外。空空的货架不可避免地使家庭储藏问题凸显出来。当消费品越来越难以到手时，消费者开始把商品储藏在家里。这种储藏行为，从消费者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货物的短缺现象更加恶化。
当1988—1989年消费市场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时，一个同样严重却较少被人察觉到的问题在经济中逐步显示出来了。年度资本货物储备的增长所依靠的纯粹的固定投资，其数量在1988年突然下降了。这一年，固定投资下降到，1989年再降到。这种趋势对经济的未来生产能力构成威胁。这个空前的困境是1987年改革的另一个结果。由于中央不再规定投资的高速度，企业为了现在牺牲了未来。整个经济在1988—1989年继续扩张，1988年GNP增长，1989年增长了，但是这个速度不过相当于80年代早期的缓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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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激进化（1）
1989年是苏联体制路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混乱的消费市场，下降的投资，令人失望的GNP增长必定要对经济改革的路线产生影响，其结果鼓励了争论措辞的激烈化。1987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拉里莎·皮亚舍娃在《新世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向社会主义挑战。她主张，世界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体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是不相容的。这个异端之言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些观点逐渐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他们利用自由的大众媒体向大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宣传他们的观点。1989年的经济困难使许多人乐于倾听这种观点。
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开始于1989年，随后迅速展开，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有欠精细却十分重要的、日益流行的术语的变化来描绘争论的演变。争论集中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第一是经济计划或者市场力量指导的经济范围问题。第二是生产方式上公有或者私有财产的相对效力和愿望问题。
如我们在第3章所谈到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提出的改革理念是要建立一种既能保留经济的计划性，又能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具有分散性和发挥市场力量的功能显著的经济。这似乎是1987年制定《国有企业法》的目的。从1989年开始，这种观念受到日益猛烈的抨击。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的市场经济”术语开始被使用时，戈氏原来的观点有了微小的改变。这些术语表明经济应该主要是一种市场的经济，而“社会主义”和“计划”则是修饰语。1990年，“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术语开始使用，这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实际上，这是建议实行一种如德国和日本那样的体制，在那里，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框架内积极地控制市场。
术语的演化在继续进行着，此后，“控制的”一词被众多的评论员所抛弃，经济改革渴望的目标变成了单纯的“市场经济”。术语演化的最后一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益高涨的呼吁，这一术语的提出使改革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