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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缘分
骏马奔腾，扬起一溜黄尘，在关中的大平原上空飘荡，三匹彪悍的大洋马背上是三名军人，前面的一个一身戎装，将官服色，脸色熏黑，浓眉大眼，多年的戎马生涯磨练使那张脸给人一种强毅、果决、骠悍的感觉。身后是两名警卫，也是身高体壮，膀大腰圆。这是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的春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将军的参谋处长康景濂和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一大早乘马从西安城出发，坐船过了渭河，直奔高陵城。
即将进入冬季的关中大平原气候有点干，也有点冷，由于还没有下雪，大道上的尘土有半寸厚，被马蹄扬起来之后给人烟尘滚滚的感觉。战争年代，由于红军所在地陕北与西安近在咫尺，战争频繁，这条道上经常有军人走动，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不感到惊奇。
"；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学良将军奉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之命，一枪不发退出沈阳城，拱手把东北三省让给日本人，全国人民自然不明真相，就给张学良将军送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桂冠。张学良后来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率领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又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要彻底消灭陕北红军。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张学良两个多月就被红军消灭了近三个师。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兵员，反而削减番号，减发军饷。张学良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会全军覆没，打红军的态度就有些消极。官兵们也普遍厌倦内战。后来张学良秘密与共产党联系，倾诉了苦衷，达成了不再自相残杀的秘密协议。后来还向蒋介石上书，请缨抗日。被蒋介石拒绝，蒋下令他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要全歼陕北红军，并迫张、杨就范。蒋介石坐镇西安，逼张、杨“剿共”，否则要将两军赶出陕甘。张、杨忍无可忍，终于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在骊山把蒋介石捉住关了起来。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了八项主张，蒋介石同意后坐飞机回南京，张学良执意要亲自送到南京，周恩来劝都劝不住。到南京以后，张学良就被关了起来。
康景濂就是在西安事变后少帅被关、群龙无首、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来高陵看他的一个知己，县长杨季成。
部队驻渭北的这几年，国民党的泾（泾阳）三（三原）高（高陵）三县民团总指挥部就设在高陵，康景濂负有作战之责，与民团联络频繁，与县长杨季成就有了交情。这个大他三岁的杨季成有一肚子学问，对国家局势的分析也很有见地，他作为一个军人，面临风雨飘摇的时势，究竟何去何从，往往旁观者清，他想听听局外人杨季成的意见。
跨过渭河上了土塬，就离高陵城不远了，一座历经千年风雨剥蚀依然秀气巍巍然屹立的隋代十三层古塔就出现在眼前，高陵县虽然小，却是一座古城，县城西南方向十多公里处就是名传千古的泾渭分明，周代最后一位帝王周赧王曾经驻扎在两河的夹角，西营东营卫护着一座赧王寨，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出生的地点就在高陵的龙跃宫。县城西边有一个村子叫毗沙，相传毗沙早于西安市兴建，所以当地传说“先有毗沙堡，后有西安府。”在毗沙堡的南边有一个崇皇寺，相传汉皇的妃子曾在此生下太子。
高陵县城不大，只有南北不长的一条街，当康景濂和两个警卫进城的时候，看到的是熙熙攘攘拥拥挤挤的人群，今天恰巧是县城的集日，四乡的百姓都来赶集，马蹄声声，又是三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就引得人们眼睛的关注，正躲躲闪闪的走着，忽听传来一阵口号声，“拥护张扬的八项主张。”“枪口对外，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康景濂觉得讬异，同时心里也一热，一个小县城里也有支持抗战的学生。他骑马站得高，看见只有十多名学生，手里都拿着一面小彩旗，喊一句口号扬一下手，手里的彩旗就上下飘动。前面带头的是两位年龄大略相同的少年，两人都在十四岁左右，身体单薄，一个身上是崭新的蓝洋布学生服，脸色红润，一个是蓝粗布对襟衫，脸色发黄，但是都是眉清目秀，英气勃勃。街道不很宽，道沿上摆着各种货物，康景濂的马在街道中间行走，就与这伙游行的学生碰了个对面。康景濂一提马缰站住了，那伙学生也站住了。
只见那个穿蓝粗布对襟衫的学生眉毛一拧，那一对不大的眼珠子里光芒一闪，忽然手一扬，喊了一声“支持张扬八项主张，”，其余的学生也随着喊，他又喊了一声“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康景濂等他们喊完，这才和颜悦色地问道，谁让你们上街游行的？
穿蓝粗布对襟衫的少年把头一歪，满脸都是狡狯地说，我们自愿来的。
康景濂说，这抗日的事不是你们管的，你们小小年纪把书念好就行了，打日本有我们军人。
少年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咋不能管！你们国民党的军队就知道打共产党。见了日本人吓得屁滚尿流。
康景濂脸上就有点烧烧的挂不住，他心里明白，他们东北军不打日本已经天下扬名，到陕西又确实与共产党的红军打过几仗，要不是西安事变，他们还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红军继续打下去，但是，康景濂不打算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在街上议论这个事事非非，嘴里说了句，小孩子家懂得啥，就要打马前行，没料想那少年却把他的马拦住，依然歪着脑袋问，你们国民党军队啥时候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两个警卫见少年拦处长的马，一位警卫嘴里骂道，他妈的想干什么？“嚓”地把腰里的盒子炮拔出来。
康景濂摆摆手，止住警卫，问少年，你知道我是谁？我就是张扬队伍上的，就是我们把蒋介石抓住的，你不知道如今国共已经合作了嘛，共产党的红军已要改编成国民党的军队，上前线打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成了一家人了，谁还打谁。
少年这才松开了马缰绳。
康景濂问那少年的名字，那少年说他叫韩文德，康景濂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临走又对那少年说，他叫康景濂，是少帅的参谋处长。韩文德也不知道参谋处长是多大的官，但也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
康景濂三骑在县政府门前下马，他把马缰绳交给警卫，就大踏步向县政府门内走去。政府门前的卫兵见康景濂官大，不但不敢阻拦，还给敬了个礼。康景濂扬扬戴手套的白手套的手，算是打了招呼。他经常来，知道杨季成的住处，径自走到门前，伸指头敲了几下，们“吱呀”一声开了，探出一张带着眼镜的白皙面庞，这杨季成看起来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的样子，眉清目秀，一幅很有学问的样子。他热情地把康景濂让进屋内，然后出去吩咐勤务员倒茶，他问康景濂，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康景濂大刺刺坐下，跷起了二郎腿，说，你很悠闲啊，当个县官，不用上前线，我们马上就要与日本人开仗，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杨季成说，我也想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上头不让去，没有法子呀。
康景濂说，不是我说你，百无一用是书生，你上前线干什么，身无缚鸡之力，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腿跑不动，送死去吗？
杨季成说，人干什么都是逼出来的，日本人要真打来了，我还不得拿起枪和他们打。
康景濂说，靠你们，黄瓜菜都凉了，我们军人如果打不赢，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正说着，勤务兵把茶端上来了，康景濂喝了一口，杨季成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等勤务兵出去了，然后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添斤也能添两，如果全中国人都奋起抗战，还能怕他个小日本。
康景濂说，你没见过日本兵，那都是些疯子，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武器又好，炮弹隔几十里就打过来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我们那些经过训练的兵都是一败再败，屁滚尿流的，潮水一样往下退，仗不好打呀。
杨季成说，不好打也得打，当亡国奴的滋味不是好受的。
康景濂说，谁也不愿意当亡国奴，但是打不过人家又有啥办法。
杨季成问，真的打不过吗？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还会打不过一个小日本，小日本才多少人呀。
康景濂说，不是人多少的问题，人家的兵一个就顶咱们五六个，人家出动二十万军队，咱们一百万军队还要打败仗。
杨季成说，咱们一百万不行，二百万总能打过吧？
康景濂说，哪里有那么多兵力，中国太大了，我们到处都得守，是一盘散沙，人家可以挑着打，是一个拳头，往往形成局部的优势，就是处在劣势中，日本兵也能以一当十。
杨季成笑了笑说，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看样子你是害怕日本人了。
康景濂眼一瞪说，我怕什么，脑袋掉了也就碗大个疤，最可怕的是队伍不齐整，不听命令，各自保存实力，最后吃亏的都是那些能打仗的队伍。
杨季成说，我想，咱们国军也不是泥捏的吧，黄埔军校出了那么多能打仗将官，有几百万精兵，还不能抵挡一阵子。
康景濂说，精兵倒是有，只是都摆在后方，前线上的基本都是杂牌军，鬼子马上就打过来了，后方马上就变成了前方，看蒋委员长还能把那些精兵藏在什么地方。
勤务兵已经续了两次茶，康景濂都喝了，勤务兵续第三次茶出去后，康景濂对杨季成说，我这次来主要是和你商量一下以后的事，少帅和杨将军放了蒋委员长这么长时间了，蒋委员长在南京扣留了少帅，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放，东北军群龙无首，又自相残杀，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发动兵变，杀死了67军军长王以哲和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闹得不可开交，队伍在陕西也住不长了，肯定要调走，我最担心的是队伍被分化瓦解，我们想抗日也抗不成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杨季成说，分化瓦解是肯定的，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你们十几万人的队伍就是一个大火药桶，蒋委员长能不担心，不过，现在正是用军队的时候，蒋委员长也不敢怎么样。
康景濂问，蒋委员长会不会对我们这些军官下手，这是蒋委员长的奇耻大辱呀。
杨季成说，不会，唐朝的时候唐太宗也知道安抚，连造过反的人都饶了，魏征还成为他最亲信的大臣，蒋委员长作为一国的领袖，不会不顾大局，作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从最坏处着想，也就是把你们派到抗日前线上去与日本人拼，这不正合你们心意吗，如果能打回东北，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们的功劳就大了。
康景濂说，但愿如此吧，我本来想脱离军队回东北老家看看，也不知道家里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杨季成说，你如果脱离了军队，就是匹夫一个，什么事也干不成，在队伍上好赖有点兵权，打回东北去也有点本钱啊。
康景濂叹息了一声说，是呀，只能跟着队伍走了，有家不能归，有仗不能打，这个兵也当得太窝囊了。
第二章 当兵（上）
在街上领头游行这两位少年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樊侠生的得意门生，脸色红润的叫赵祥，家里生活宽裕，脸色发黄的叫韩文德，家穷。
樊侠生是三原县人，与国民党###、监察院院长、大胡子于右任是同乡，这几天正准备把赵祥和韩文德送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韩文德家里人口多，小学毕业后因为家穷上不起学，父亲给他在三原县南街寻了铁匠铺子，十三岁便跟着师傅每天叮叮当当学打铁。樊侠生得知后给韩文德的父亲做动员工作，对韩文德的父亲说，娃小，不上学太可惜。你不让娃念书，把娃耽误了。父亲苦着脸说，穷人家养不起个学生，早早让学个手艺谋生。樊霞生说，既然这样，让文德上三原公立学校。学费由我出，你不要管了。就这样，韩文德离开了铁匠铺子，第二次上了学。
“西安事变”中，韩文德在三原县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打着旗子游行、演讲，喊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人走出工厂，农民走出田庄，学生走出课堂，不当亡国奴。还给前方将士募捐棉衣，回到高陵，见到同学赵祥，韩文德同赵祥说起这些事眉色飞舞，问赵祥，有没有到县城游行过，赵祥说，没有。韩文德就和赵祥策划利用集日在县城游行，做唤起民众的工作。韩文德和赵祥十岁的时候见过红军，红军的一队人马在崇皇寺门楼住了几天，有两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