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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委员会”的头头，要求在彭德怀的工资中，每月增加一点邮给他——最后每季度从69元增加到169元，仍从彭德怀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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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四章（1）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失望。
他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泽东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文字）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无辜迫害关押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获得了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他被罢官后来到北宋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住进清代名将吴三桂的吴家花园，在此挂甲归田，读书耕地。在中国历史上，因上书言事，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怀那样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权力屈服，永远都保持正直、开朗的胸怀，困境中不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的确不多。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谢春涛：《庐山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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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四章（2）
哪一种说法对呢？现在都已无从考证。还是朱光将军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毛泽东主席让彭德怀出来工作，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又请他吃了饭，喝了酒，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但就是不肯恢复他的原职。”
这，确是事实。
因此，彭德怀到三线工作，的确是忍辱负重！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拜年”呢？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强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怀不服，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红卫兵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混蛋，你还想翻案！”
说着他们就冲上前来，一把夺过彭德怀手中的烟斗，又去翻他旁边的黄挎包，将里面的纸张弄得满地都是。
彭德怀平心静气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些。
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回北京待审。时间已过去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现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无法忍受，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他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写好后认真地叠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镜盒里，然后叫来哨兵，让他替自己转交出去。
彭德怀在信中写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这封信经层层转送，最后终于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这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
毛泽东是否读到过这封信呢？至今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最后也会看到这封信的。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3月6日，彭德怀被转移到北京五棵松不远的罗道庄卫戍区干部队监护。
这里管得更严，大门有卫兵守卫，犯人的囚室前有哨兵，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彭德怀的囚室里还安排了一名哨兵，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进行记录。
看着四周的环境，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里不是营房，是班房……我在这里是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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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四章（3）
哨兵见他嘴里不停地说话，就过来干涉。
彭德怀对着哨兵拍腿感叹道：“今年我已经被撤职八年了，这八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
八年，一个抗日战争都打胜利了，可抗日战争中曾立下不朽战功的一员虎将——彭德怀的问题一直都未能解决。
冬天将至，彭德怀却只有一件破棉袄，一条破棉裤，身上没有换洗的衣服。一个70岁的老人，只得让哨兵给借来针线，然后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自己缝补。由于囚室里光线不好，手时常被针刺出了血，他放在嘴里吸一吸，又开始自己缝补起来。
4月1日，彭德怀实在憋不住了，他借着囚室小窗透进来的亮光，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在信中他详细地谈到了自己被抓来北京的经过。对于当时报纸上不断批判他在西南大三线搞翻案活动，收买人心，妄图兵变等诽谤，都进行了一一的驳斥。
即将写完的时候，他站起来，抬头看了看囚室上面的那只小窗，一棵小树青绿的树枝在外面被风吹得不停地摇动着，上面有几只麻雀在不停地跳跃。而他自己却犹如一只猛虎，被无辜地囚于笼中，心中只觉得一阵凄凉。
他在这封信的最后这样写道：“……我到西南头7个月，大约走了20个县市，15个工矿企业、区（云南还未去），目的是想收集一些材料，作些研究，增加自己这方面一些知识和提供领导参考，并无其他意图。”
彭德怀啊，你为什么还要如此执著和固执呢？头一封信发出去数月了，未能等到回信，现在你又再次写信，怀着善良而美好的意愿等待着，你竟是这样的坦诚，如此的忠贞，只有那位公正无私的历史老人知道你的心。
信发出去后，仍然是石沉大海。
按说，此时彭德怀应该明白过来，不会再写信了吧。可要是那样，这个人就不是彭德怀了。
在交出信件后的二十天里，彭德怀同过去一样，仍然痴情地盼望着回信，他常常站起来，独自看着窗外那棵树上摇动着的树叶，呆呆地发愣。
二十天后的4月20日，彭德怀再次提笔，不过这次他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而是给周恩来写信。
彭德怀明白，他的问题早已通了天，并不是周恩来所能解决得了的。他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与之前写给毛泽东的信完全不同，在这封信里没有一点谈到个人的事情，更没有谈自己此时此刻所受的苦难，而是向周恩来汇报他在三线建设中所看到和担心的一些具体工作，特别是四川石棉矿的矿渣被任意地堆放在大渡河两岸，被河水长年冲击，流失严重，为此他过去曾向西南局的领导同志做过汇报，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彭德怀在信中还分析了这种矿渣的利用价值。认为可以加工成钙镁磷肥，这种肥料成本低，肥效高，对于周围的农民种田很有好处。因为当地属于大山区，农民种地靠天然肥，外面的化肥很难运进去，就是运去了成本也很高，农民买不起，应该加快这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搞了工业，丢了农民，得了财富，失了人心。
彭德怀在信的末尾对周恩来说：“小事情本不应该打扰你，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祝你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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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四章（4）
信的最后署名“石穿”。
为国为民，滴水穿石。彭德怀自己都落到了这种地步，心中却仍然关心着三线建设的点点滴滴，关心着中国最基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写信，成了彭德怀在囚禁中表达个人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中国政坛的三位掌权者中，他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唯独没有给红极一时的“副统帅”林彪写信。
这就是彭德怀，这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中一个必将永留青史的人！
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十七章（1）
彭德怀将笔扔在地上，大声地说：“你们别问了，没有什么俱乐部！”
一群人见彭德怀如此态度，就对他吼道：“写，今天你非写不可，把你的组织名单写下来！”
令这群人没想到的是，彭德怀一听说写什么“名单”，又要借此加害别人，顿时一股血气直往头顶上冲，只见他怒目圆睁，“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地吼道：“没有，杀头也没有！”
1968年8月25日，彭德怀再次被转移——从罗道庄转至什坊院继续关押。
为什么要这样反复地对彭德怀进行转移呢？
问题出在对彭德怀进行审查的另一条罪状上，那就是在党中央内部，有一个由彭德怀为头子的“军事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里究竟有哪些成员？
1967年11月，彭德怀专案组划归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管辖，这个专案组是“二办”所管的专案中最大的一个组，根据这个专案组所定的名单，彭德怀这个黑“俱乐部”的人员共十七人，他们是：彭德怀、黄克诚、谭政、李锐、张闻天、王平、苏振华、李志民、杨勇、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在这些名单中，彭德怀和黄克诚被定为重点，为此在大组的下面，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彭、黄专案小组，专审彭德怀和黄克诚。
黄克诚是毛泽东、彭德怀的湖南老乡。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彭德怀与黄克诚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错误时就曾说过，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那是一种“父子关系”。
黄克诚是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教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游击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党代表、团长，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红三军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代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