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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读了这篇社论，认为其中的很多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曾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读过这篇社论没有？”
答：“没有读过。”
彭德怀说：“没读过更好，要是读了，得把人的肚子都气炸的。”
他将那张报纸拿出来，把上面画了红杠的地方指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并对秘书綦魁英说：“綦秘书，你的文化高，你给看一看，这些说法对不对？好像全中国到处都是坏人了，到处都是我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的人员了。”
綦秘书看了社论后笑着说：“彭总，社论批的都是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与我们军人有什么关系？”
彭德怀说：“我看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不是还说了那些军队里的代表人物吗？”
綦秘书怕彭德怀为此生气，影响身体，就说：“这也没有你的事，你现在又不是军队里的元帅，又不是国防部长，又不带兵了，只是一个建设三线的第三副主任，就是批判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还轮不到你的头上，我们就安心地在三线抓自己的工作，管他们怎么说呢。”
彭德怀点点头说：“綦秘书，你说得有道理。现在不是秀才遇到兵，而是兵遇到了秀才，有理也说不清了。”
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那张报纸上敲了敲：“你看这些秀才说的，全是一派胡话。解放了，建国了，得天下了，秀才们都出来了，把我们这些当兵的到越搞越糊涂，一句话说不好就会被扣上帽子，今后谁还敢讲话？现在最不讲理的就是那些秀才，到处造反，造谁的反呀？造我们自己的反。毛主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呀，用不了三年，全国都会被他们搞乱的。这样搞，国家给搞穷了，秀才们自己也会饿瘦了。他们饿瘦了可以躺在家里写文章骂人，战士们饿瘦了可就不能守边防打敌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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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六章（2）
彭德怀的话，说得身边穿着军装的秘书和警卫参谋都笑了起来。
无论如何，彭德怀都是有眼光的，他不但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很敏锐。事实说明，这篇社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最早的序曲。
其实，这篇社论开始时的标题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起草这篇社论的的确是几名穿着军装的秀才。
196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
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10时之前，这篇社论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之后，就在当晚10点钟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然后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用以吓唬人。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就此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
深通文墨的陈伯达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性的，经过他反复地推敲之后，只见他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说起陈伯达，彭德怀曾与这位秀才打过多次交道，深知这位秀才的“水平”。
1959年7月14日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万言书”时，作为曾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当天就获悉了信中的内容，他见毛泽东当时对这封信的内容有肯定的意思，就对这封信进行了赞扬。
在一次晚饭后散步的时候，陈伯达追上彭德怀，又当面对彭德怀进行了称赞。
彭德怀却说：“老夫子，只要你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行了。”
陈伯达说：“你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怎么能反对呢！”
可是，九天之后，形势却出现了另外的一种变化。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这封“万言书”进行了批判，说这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向党发起进攻。同时指责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
一贯善于政治投机的陈伯达，一看风向不对，于是就反戈一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一个积极赞赏“万言书”的“秀才”，一下子变成了批判的急先锋。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变成了“反彭英雄”。他在会上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是“背上有反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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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六章（3）
这还不算，陈伯达为了讨好和迎合毛泽东，为自己在彭德怀一事上逃脱罪责，接着便挥动他的那支秃笔，连夜赶写了一篇批判彭德怀的长文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陈伯达在这篇文章里，将彭德怀称作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将彭德怀“反党”的历史追回到1941年。他举例将彭德怀当时的讲话《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份“伪君子”的讲话，同时全文公布了1942年6月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信，以此说明毛泽东早就发现彭德怀有“野心”，并对彭进行过“严肃批评”等等。
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并印发到全党“学习”。
陈伯达——一个活脱脱的政治投机商。
彭德怀这个兵，在陈伯达这位秀才面前变得有理也说不清了，最终打了“败仗”。
毛泽东此时已经改变了让彭德怀先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主任，然后逐渐让其出来工作的初衷。他先是在一次同担任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的谈话中说道：“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蛊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
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从此，彭德怀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了。
现在，重新复出的彭德怀，在三线工作了很短的时间之后，被这篇莫名其妙的社论给激怒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写这篇社论的就是那个曾给他投石下井的秀才陈伯达。
彭德怀气愤地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看那些写这篇社论的人才是牛鬼蛇神，把我们好端端的江山都给搅乱了。”
彭德怀抓起那张报纸，生气地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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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八章（1）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上下开始了揪黑后台的高潮。
曾经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作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黑后台，遭到“炮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起了第一个高潮——“炮打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全国上下失去控制，开始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混乱。
在大揪刘、邓黑司令部的同时，这些人也没有忘记彭德怀，在全国各地的大字报中，一再地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海瑞被罢了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
这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保卫科的电话打到了彭德怀办公室，可是找的不是彭德怀，而是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景希珍一边接电话，一边看着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的彭德怀。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神秘的样子，就停下来，问道：“什么事，还对我保密，我要不要出去一会儿？”
景希珍示意彭德怀坐下。
接完电话，景希珍对彭德怀说：“彭总，我们外出一个月回来，成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现在你得听我的命令。”
彭德怀笑着说：“小景，这要看你下的是什么命令。”
原来，为了“解放大西南”，四川各地造反派正在云集成都，准备对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进行冲击夺权，国务院西南三线建委自然也是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彭德怀更是他们所要捕捉的首要对象。
在此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已受到多次冲击，一群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学生，捉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并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进行了批斗，完后又用卡车载着游街示众。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阎秀峰，由于认识他的人不多，趁机跑脱，躲进了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大楼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因为江青在一次接见四川红卫兵时说了一句：“廖井丹是个呀呀唔（不怎么样的人）。”也被一群造反派揪斗，成都市的社会治安出现混乱。
基于这样的原因，西南局和省市的保卫部门为了安全，就想法让一些目标较大的领导到外面去躲避一下。在此之前，有一些省市的领导早已离开成都，到了下面一些县市或工厂，或者是更加偏远的乡村躲避起来了，现在西南局保卫科正式通知了彭德怀的警卫参谋。
听完景希珍的话，彭德怀直摇头，说什么也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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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不屈的岁月 第八章（2）
景希珍说：“彭总，这是西南局保卫部门的指示，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还是得执行。”
彭德怀说：“执行什么，逃避群众，害怕斗争，这是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
景希珍劝道：“彭总，现在群众运动起来了，一时又分不清阵线，社会混乱，出了问题怎么办？”
彭德怀说：“小景，你别动员我，我彭德怀反正不怕群众，要斗让他们斗去，世界上总有个真理吧！”
景希珍说：“群众那么多，运动起来了，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