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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位著名人物叫东方朔，为人特别滑稽，他是以文章求仕的，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求谦虚的国家里，他居然极力表彰自己，文中写道：“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见，怔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如今二十有二，身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是以冒死再拜以闻。”
当时汉武帝就认为他文辞不逊，高自夸饰，初仅令他待诏公车而已，但不久他竟然获得汉武帝的青睐，不次擢升，官至大中大夫。做官后东方朔劣性不改，时常捉弄朝中大臣，更有甚者，他酒醉之后，居然在殿柱上撒尿，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荒唐行为，然而汉武帝竟然一笑了之，何以汉武帝对东方朔如此宽容呢？一般朝臣均不明就里，其实是因为东方朔曾经长途跋涉，登上昆仑山，为汉武帝偷过三次蟠桃的缘故。
东方朔能偷到蟠桃就与董双成有关。董双成是以二八年华成仙的，神仙永远不老，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也就仍然是二八年华。大家都认为神仙是很幸福的，事实上神仙也有说不出的苦，何况董双成充其量就是王母娘娘的侍婢，一切行动都不能自主，天天就见那几个人，做那几件事，对着偌大一个蟠桃园，真是说不出的寂寞与空虚。突然有一位英俊高大的男子前来跟她聊天，自然是芳心大慰，更何况这人说话又是如此风趣，董双成表面上也时常显得十分严肃，她内心里最爱听的还是东方朔那些越轨的、毫无顾忌的话，听得她脸上时红时白，东方朔也就顺手牵羊把蟠桃弄到手，所以有时一个人胆小就办不成事，东方朔敢于在皇帝面前放肆，敢于在神仙面前放肆，他就活得很潇洒。
汉武帝把吃过的桃核，一个个谨慎地收藏起来，一直传到明代。据《宛委余编》记载：“洪武时，出元代内库所藏蟠桃核，长五寸，广四寸七分，上刻‘西王母赐食武帝蟠桃于承华殿’十四字。”既然核长五寸，想来蟠桃的体积必然硕大无比，想想今天的水蜜桃，想想当年的蟠桃，该不会流口水吧。
明代以后，已经没有西王母与蟠桃仙子的任何记载。然而西王母是一位法力无边，雍容华贵的美妇人，蟠桃仙子更是一位绝世的美艳少女，已经深植人心。虽然历史中不再出现她们的事迹，然而舞台上及绘画中，却大量扮演及描摩她们的形象，杭州城里的望仙桥和昆仑山上的瑶池，总给人无限暇思。
《中国历代名女》——奇女传……黔娄夫人的贤德
黔娄夫人的贤德
唐代大诗人元稹以悼念他未发迹时妻子的诗最为有名，共三首，都叫“遣悲怀”，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英，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他营奠复营斋。
诗的第一句“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是用两个典故说同一件事，即贫贱夫妻，如涸辙之鲋，相懦以沫，诗中提到的黔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黔娄子”。
黔娄是鲁国人，他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时期，这时，周王愈行衰微，分封等级制度也渐趋崩溃，学术思想蓬勃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鼎盛局面，各国诸候纷纷将才智之士网罗在自己的身边，平民开始攀登政治舞台，动辄形成“布衣卿相”的局面。
黔娄也是一位大有学问的人，他曾著书四篇，阐明道家的主旨，尽管家徒四壁，然而却励志苦节，安贫乐道，视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不参予那种争名逐利的行列，从而获得极高的评价。
黔娄出身于贫寒的平民家庭，黔娄夫人却是贵族出身，黔娄夫人叫施良娣，知书达礼，明媚灵巧，称得上秀外慧中。他的父亲官居“太祝”，所谓“太祝”，就是为帝王家掌握鬼神祭祀的官职，与“太宗”、“卜正”、“太史”同列，“太祝”代表主祭者向鬼神致辞，“太宗”管理词庙及安排祭祀的事务，“卜正”专司占卜吉凶，“太史”记录时事，观察天象，保护文书，在商周时期，迷信鬼神的时代，这是四种非常重要的官职。
这四种掌管鬼神祭祀的官职，世代承袭，由于子孙众多，食田俸禄不足以糊口、于是纷纷挟其专业才智，从周王室出走，逐渐分赴各诸候国谋求发展，施家就这样来到鲁国，施良梯的父亲也就成了鲁国的“太祝”。
祭祀鬼神是一种清贵而受人尊敬的职业，何况施良梯才貌双佳，要找一位金龟婿易如反掌，然而她却偏偏拒绝了王孙公子的追求，而看中了芒鞋布衣的黔娄子。
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女子在娘家毫无宗法地位，更没有任何继承权。所以女子的娘家声势地位不论如何显赫，你一旦出嫁就毫无相干，只看你夫家的情况，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娘家只是你的暂住地，夫家才是永久的归宿，女子出嫁以后都要随丈夫姓，自己根本没有独立人格，所以一生的贵贱苦乐从此决定。因此对于施良娣要嫁黔娄子，她的家人全体反对，多次劝解、告诫。无奈施良娣心志已坚，百折不回。
施良娣豪气如云地从贵族家庭的娇女，变成平民庐中的黔娄夫人，从此脱下绮罗换上布衣，洗尽铅华插上荆钗，躬操井臼，并下田与丈夫一同耕作，晨兴理荒废，带月荷锄归。穿的是自己纺织并缝纫的衣服，吃的是自己种植的五谷及菜蔬。夫唱妇随，情好无间，看花开花落，听鸟语声喧，风过林梢，月上蕉窗，过着与世无争的幸福生活。
《黔娄子》四篇旨在阐扬道家法理，由伏羲氏凭天降河图神龟显示八卦之数，而研究天地生成的道理，重在从天地运行的气教，来求得宇宙变化的理教。其内涵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数学”部分，如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再化为六十四卦再成三百八十四爻，从而更衍生一千五百二十策数，作为包罗宇宙一切的事物的“常数”；另一为“化学”部分，如五行、阴阳、奇偶、顺逆、本末，始终，为构成宇宙一切的“变理”。黔娄子认为：‘数学”，总摄万物之数，是万物的“性”，“化学”以成万物之形，是万物的“质”，先天而生其性，后天而成其质，从无形而生有形，为一切事物生成演化的步骤。
开始《黔娄子》一书，由于调子谈得太高，似乎还未能与眼前事物产生密切的关连，因而也未得到大家的推崇。自从施良娣成为黔娄夫人后，挟其家学，于枕畔私语或桑荫闲话中，不断把阴阳相感，天人合一的道理灌输给丈夫，认为天地之间先有阴阳，有阴阳则再有感应，有感应则有变化，有变化再有感应，如此循环激荡，变化无穷，放吉、凶、得、失、悔、吝、忧、虞之象明了！便涵盖了古今万事万物，究察了宇宙天人之际。黔娄根据夫人的意见，对以前所写的四篇论著，加以充实、订正，加上了解人类自然的天性，洞悉其生克辅消之道，阐明了“常的无定便是变，变的有定就是常”的道理，既可验证人的“变态心理”，更可验证人的“常态行为”。于是重订的《黔娄子》四篇，立即轰动了齐鲁一带，士子们悉心研究，因它学究天人，于是奉它为圭桌；国君与卿大夫也因为它有益治国安邦之道，对于黔娄的渊博和修养非常心仪。鲁共公想立他为宰相，黔娄以立志清守，不意仕途而拒绝；鲁共公又赐他三千钟粟米，希望能改善他的生活，也以无功不受禄而拒绝。所以，一般人对黔娄先生的高风亮节更加钦敬。
这种人生观和生活取向在今天这种纸醉金迷，趋炎附势的社会里是很难理解的，然而黔娄夫妇却确实是这样做的。当时连年荒旱，又逢巨风肆虐，黔娄和夫人衣食为艰，达官显贵纷纷馈赠，也被婉言谢绝，迫于生计，他们迁居齐都临淄，设馆授徒，自食其力。齐威王听说高士黔娄来到齐国，就想聘他为国卿，也遭拒绝。
黔娄虽未在齐国担任官职，但齐威王对他十分尊敬，齐国一有重大事故或外敌来犯，齐威王总到黔娄住处就教，多能化险为夷，可见黔娄不仅有德，尚且多才，可称贤人。
一代贤人黔娄先生死时，孔子的高足曾参前往吊祭，看到黔娄停尸在破窗之下，身着旧绨袍，垫着烂草席，盖的短衾竟不能蔽体，不禁为之心酸，建议：“斜尔其被则敛矣！”意思是说把衾被斜过来盖就可以盖住黔娄先生的全身了。
不料，黔娄夫人却答道：“斜之有余，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志也。”
曾参无言以对，深感惭愧，旋即又嗟叹道：“先生之终，何以为溢？”因为古人死后，总爱根据他一生的事迹，用一两个字加以概括，这就叫“溢”，当然，后来愈溢愈滥，到慈德死后，竟达二十八字。这种“溢”法，也不完全出于朝庭，一般有头有脸的人，照样可由亲友或者家人赠溢，以慰死者在天之灵。
曾参的问话刚结束，黔娄夫人立即回答：“以康为溢。”
曾参大惑不解，问道。”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深，何乐于此而溢为康乎！”
黔娄夫人正色道：“先生在日，鲁君欲任为相，辞而不受；齐君欲聘为卿，亦辞而不受，是有余贵也。鲁君尝赐粟三千钟，齐君亦屡欲予以报酬，均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困，不忻忻于富贵，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以康为溢，谁曰不宜！”曾参听罢，受到极大的感动，连呼：咱斯人也，而有斯妇！”
刘向在“鲁黔娄妻”篇未赞道：“黔娄既死，妻独主丧，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掩体，犹溢曰康。”
黔娄夫人继承夫君遗志，设帐授徒，专心教化，仁慈俭约，为贤慧妻子树立了一个可贵的典范。曾子说：“唯斯人也，而有斯妇！”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唯有妇也，而有斯人！”
黔娄弃繁华富贵如敝履，与他的信仰有关，道家学派，痛恨不平等的社会，鄙视富贵利禄。”著名人物庄子讲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候”的名言，也曾拒绝楚国等诸候国要他作相国的请求，过清贫而逍遥的生活。所以黔娄的行为并不荒诞，他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夫人、贵族小姐施良娣。
唐代诗人元稹的《遣悲怀》诗，吊唁亡妻写道：“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或许他的妻子有施良娣的美德，但元稹自比黔娄未免太过炫夸，因为元稹一辈子追求功名，最后做到宰相。他伽三首悼唁亡妻的诗最后归到：“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或许人人如此，但黔娄夫人则确实与“人人”迥然不同。
《中国历代名女》——奇女传……孟母教子三迁
孟母教子三迁
“孟子能成为“亚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人，多得力于他的母亲。孟子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她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坚守志节，抚育儿子，从慎始、励志、敦品、勉学以至于约礼、成金，数十年如一日，丝丝入扣，毫不放松，既成就了孟子，更为后世的母亲留下一套完整的教子方案，她本人也成为名垂千秋万世的模范母亲，属于典型的中国良母。
孟子生于周威烈王三年四月初二日深夜，邹城郊外马鞍山下凫村。伟大人物的诞生，大都伴随一段神奇的征兆，据《天中》记载：“孟子生时，母梦神人乘祥云自泰山来，止于孟宅上空，母凝视久之，忽片云坠而寤，闾巷皆见五色彩云覆其居。”天象变化无常，彩云随时都有所谓神奇的征兆不足深信，倒是“胎教”的说法，根据科学的实验结果是颇有几分道理的。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胎教”的说法由来已久。据说周文王的母亲妊娠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周成王的母亲怀孕期间，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独居不倨，虽怒不骂，孟母深深体会到“胎教”的重要，《韩诗外传》就载有她的一段话说：“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
孟子的母亲姓仇，父亲名叫孟激，字公宜，是一位怀才不遇的读书人，他为更大的发展，光耀门媚，抛别娇妻稚子，远赴宋国游学求仕，三年后，带给孟母的是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从此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