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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奕䜣而论，“不二”贤王地位已成为过去。
慈禧垂帘听政之初，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西方列强侵略不利局势，内忧外患，因而欣然采纳奕䜣的建议，重用汉臣。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封疆大吏有求必应，全力支持，不加遥控；对列强实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路线，力求中外和好，稳定对外关系。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熊熊烈火，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定，奕䜣也因此获得“中兴贤王”的美誉。
然而，在经历了慈禧同治四年的打压后，奕䜣在慈禧的眼里，任事则“窃权乱政”，不任事则“委蛇保荣”，可谓进退两难，宏图难展。尤其是他不可替代的外交能力也逐渐被李鸿章集团所取代。奕䜣的势力已江河日下，与同治初年那个不可替代的“贤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慈禧弃掉奕䜣这颗棋子是早晚的事情，乘中法战争而采取行动只是以此为借口，而绝非有意对法主战而进行的断然措施。
《十叶野闻》评价道：“及中法之战，议和失策，慈禧即借是以逐恭王。”
取而代之的是醇亲王奕！
二
奕䜣（右）与奕慈禧彻底罢黜奕䜣领导的军机处，组成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所组成的新军机处，这一人员安排，可谓煞费苦心。她选任的标准就是要死心塌地为自己服务。慈禧的目的就是要在自己身边构建起一个势力，即使归政以后，依然可以操作自如，依然可以通过他们影响光绪帝的决策。与此同时，她特别地突出了奕在朝局中的重要地位，在公布军机处大名单的时候，慈禧还连发了另一个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翁同龢日记》）
张之万像
在大事的处理上，军机处必须与醇亲王奕商办、裁夺，实质上就是将奕置放在军机处领班的位置上。
慈禧罢斥奕䜣后，有人曾竭力为奕䜣开脱，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日讲起居注官盛昱。当知道慈禧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奏折罢免了奕䜣以及全体军机大臣以后，他懊悔不迭。因为他知道奕䜣的领导才能和对王朝使命感无人能替，他上书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促使奕䜣焕发朝气。而慈禧罢免奕䜣确实与自己的初衷相去甚远。在突发事件面前，他所能做的就是连忙上书，试图补救：“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者……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奴才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晚清宫廷纪实》）迂腐的盛昱哪里知道，聪明如此的一个女人，怎么会不知道与自己合作二十余年的人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即使没有盛昱的劾奏，恭亲王之获谴，也是早晚的事情。而盛昱一再强调奕䜣“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会触动慈禧更深的嫉妒，企图以此让慈禧收回成命，岂不是缘木求鱼？
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2）
盛昱像
慈禧免去奕䜣所有职务的同时，毫不犹豫地用奕来替代奕䜣，看重的是奕对自己的敬畏和忠诚。她就是要通过奕——当今皇帝的生父来影响即将亲政的光绪帝，时时保持对自己的一片忠诚。
有两件事情令慈禧深深感到奕的“忠诚”。
首先，奕主动提出辞掉一切官职。就在载湉被抬入宫中的第二天，醇亲王奕似乎知道慈禧心有隐忧，“明智”地向慈禧提出辞掉一切官职。《光绪朝东华录》记载他上奏说：“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促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惟有哀肯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
儿子做了皇帝以后，醇亲王奕充分意识到自己从此将无法参与中枢政务了，这不仅是因为儿子当了皇帝，上殿面君时，难以叩拜如仪，更重要的是他以后出一言、建一策，动辄就会被视为“皇父”、“太上皇”的威势。处理不当，会引起慈禧的疑心。俗话说：功高盖主。可对于他来说，势高也可盖主。怎么办？为了让慈禧放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折锋芒。辞职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无论醇亲王奕是如何考虑的，他的辞职确实令慈禧盘结于心的隐忧得以舒解。由此，慈禧也颇感奕对自己无条件的服从，她特别欣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慈禧深谙此道。奕提出辞职九天以后，慈禧虽然开去了醇亲王奕所管的各项差使，但却特别给予他两项特权，以示奖赏：
（1）“嗣后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万寿，均拟请毋庸随班行礼”。
（2）赏给“亲王世袭罔替，用示优异”。
其次，奕十分配合慈禧对小载湉实施的一切教育手段。慈禧为了使入宫以后的小载湉忘掉原来生活的一切、完全服从自己的意旨，确立了“断亲情”、“立威严”和“传孝道”的教育模式。不管慈禧对小载湉的教育有多么不近人情，奕总是十分理解、百般配合，这令慈禧颇为欣慰。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了小载湉不适应慈禧的教育方式，对于刚刚开始的学习生活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或是静坐不理，或是嬉戏啼哭，即使翁同龢使出浑身解数，也“无知如何”。对此，慈禧的方法就是严厉的惩戒：责骂的同时辅之以不许多吃。为了能让小载湉的学习进行下去，翁同龢不得不求助于奕。奕一到书房，小载湉就非常高兴，人也变得配合多了。但几次以后，奕便不再来了。虽然翁同龢不断邀请，他也借故推辞。今天，我们颇能理解奕的无奈和苦衷。儿子思家、思亲人的孤独与痛苦，他非常清楚，在这难以割断的父子亲情面前，他又何尝不惦念自己孤苦无依的儿子。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不得不面对慈禧一言大于天的事实，儿子被选择为皇帝，这是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于儿子今后的一切事情，他已没有任何决定的权力，关心一时不能关心一世，况且过于频繁的往来也会引起慈禧的不满。所以，奕索性不管不问，听凭命运的安排。慈禧知道以后，为奕对自己心怀敬畏而非常满意。
所以，慈禧在这个时候倚重醇亲王奕，她并不担心醇亲王奕与光绪帝联手与自己作对，因为醇亲王奕对自己服从有加。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不是不知道奕䜣的功劳和能力，可是在归政之前的特别时期里，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此刻，慈禧全然不顾奕是光绪帝的生父，理应回避，她要的就是奕对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效忠尽力，有此就足够了。至于易换中枢是否会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也就只能让位于她对于权力的追逐和安排了。
奕则以进一步的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慈禧不二的忠心。
三
那就是曲意逢迎。
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奕对慈禧竭力维护和曲意逢迎的事实，那就是奕积极建议重修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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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3）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位于圆明园之西，是乾隆帝为他的母亲钮祜禄氏的六十大寿而建的一片皇家园林，历时十五年，耗银四百五十万两。然而，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纵火焚烧圆明园的同时，又派一队人马冲入颐和园，不仅将园中数万件珍贵的陈设抢劫一空，而且还将万寿山的“大报恩延寿寺”、“田字殿”、“九百罗汉堂”以及后山的苏州街的建筑焚烧殆尽，连万寿山顶的“智慧海”也未能幸免劫难。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这座皇家园林已成杂草丛生、野狐出没的废园。时人王辏г嗽谑忻栊戳吮磺致哉呦唇僖豢蘸笤爸新看甑谋咕跋螅�
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铜犀守荆棘。
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
慈禧一直为自己归政以后的生活进行着精心的设计，经过同治十二年重修圆明园的风波以后，慈禧知道在现实条件下再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那么自己将在哪里颐养天年？
最先为慈禧考虑并提出重修清漪园的不是慈禧本人，恰恰是当年与奕䜣一起坚决反对修圆明园的奕。没有史料直接证明这位当朝皇上的生父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态度而第一个出来建议重修清漪园，分析其原因，充其量也不过是为自己的儿子打点将来吧。奕知道慈禧早晚是要归政的，而且他还非常了解慈禧深好炫耀游逸。因此，不如投其所好，借此表示对这位操纵自己儿子、自己及其全家人命运的“皇嫂”一片忠心。
颐和园昆明湖旧影
可是，奕清楚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加强海防、筹建海军尚且需要寅吃卯粮，又能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借口提出重修清漪园并筹措资金呢？
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慈禧任命奕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这就为奕贡献自己的赤诚提供了理由和施展的机会。
首先，奕为重修清漪园找到了理由。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886年9月14日），奕呈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办理”（《清末海军史料》）。既然，建议恢复在昆明湖进行水操的惯例，那么重修一下沿湖的建筑设施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他继续奏请：“因见沿湖（昆明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内务府档案》）
颐和园石舫旧影这种瞒天过海的做法，奕也深知不堪一击，在几天后与庆亲王奕劻谈论时局时，他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与苦衷。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了奕的真实想法：奕通过庆亲王奕劻“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益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指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为了加强水军，恢复在昆明湖操练水军旧制，实际上借此名义重修清漪园作为慈禧颐养天年的游憩场所。奕无奈地道出了他建议修清漪园的苦衷，且理由又冠冕堂皇，自然就没有人戳穿他的戏法。于是，重修清漪园的计划得以实施。
其次，为重修清漪园筹措到了经费。同治十二年重修圆明园计划一经颁布，几乎遭到了举朝反对，根本原因是朝廷财政困窘，无以应付如此庞大的工程。可现如今，财政非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雪上加霜，朝廷的财政可谓国敝民贫。主要表现为：中法战争刚刚结束，而边疆危机却日益加深，朝廷无一日不用钱；国内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危害甚重，其中危害最为严重的是黄河年年决口——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8月），黄河在长清决口，河北、河南均遭水灾；光绪十二年，黄河于河南决口，又泛滥成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性命尚且难保，更何谈上缴租赋！时人对朝廷的财政状况有过一针见血的描写：“自军兴以来，财用匮乏，加以水旱频仍，供亿繁费。会计之臣，东罗西掘，或害重而利微，或损多而益少。征税银不遗尺帛，于币项无补丝毫。海内虚耗，百姓困苦，盖未有如今日者也。”（《光绪朝东华录》）
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4）
财政如此拮据艰窘，上哪里去筹措经费呢？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为修圆明园，让官员捐修，而直到同治十三年四月二日，即修园上谕发布半年之后，总捐款数还不足三十万两，可谓杯水车薪！重修清漪园如果重蹈官员捐修的覆辙，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慈禧深明此理。
然而，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终为慈禧重修清漪园找到了款项。既然，昆明湖操练水军的旧制的恢复是为了加强海防，那么重修清漪园也自然是加强海防的必要组成部分，经费也自然应该在海军建设经费中挪用，这种瞒天过海的专款挪用方式成就了慈禧的梦想，可留给我们的却是民族的耻辱和遗憾！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87年1月6日），“醇亲王奕与李鸿章商筹南海工程费，拟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为名，借洋款八十万两”（《北京历史纪年》）。同时，排云殿业已开工，四十四天后，“水操内学堂”于昆明湖畔开学。就这样，这项花费巨大的工程便在心照不宣的前提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大量海军建设经费通过总办大臣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