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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慈禧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慈禧的授意下,奕䜣与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积极配合,四处物色合适人选。周祖培将他的得意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推上前台。董元醇不负重托,以《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董元醇来开这个头,正是慈禧与奕䜣的深谋远虑。第一,由董元醇吹响号角,表面看来与北京的奕䜣和热河的太后没有关系,使政变计划得以在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不打草惊蛇;第二,由一个小人物抛出这样一个奏折,可以不露声色地试探肃顺一党对此事的反应,可攻可守。如果可以向纵深发展,北京随即进行舆论配合;第三,董元醇不是要害人物,一旦被肃顺等人揪住不放,可以为了政变的大局而舍卒保车。
第五讲 实施政变(2)
董元醇是这样为慈禧鼓噪的:他在奏折中公然提出三点建议:(1)目前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小,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皇太后应该垂帘听政;(2)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尊贤为急务,现在应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物”——恭王等诸王应该辅政;(3)“于大臣中择其义理素优者”充任皇帝的师傅——前两个政治性太强,加上此项用以冲淡过于敏感的议题。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咸丰帝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加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䜣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帝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即使是慈禧也没有预料到,董元醇的奏折在热河引爆了一场政治地震。
八月初八,董元醇奏折到达热河,八大臣细阅以后十分气愤:这哪一条不是冲着我们襄赞八大臣而来!建议太后垂帘,实质就是在八大臣襄赞权力之上,设置皇太后的绝对领导权,八大臣将如何控制皇权?建议亲王与八大臣共同辅弼,岂不是从钦定给他们的权力中分权出去予亲王,专权又从何而谈?
与八大臣态度相反,慈禧阅折后,大喜过望,不由得拍案叫绝:董元醇孺子可教呀!这第一声号角正中肯綮,慈禧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在奏折中尽情展示,尤其是奏折中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的建议,实质上就是建议她行使皇权,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于是,她发下同一天报上来的其他奏折,惟独将这一奏折留着没发,按照宫中的规制,这称为“留中不发”,她要认真考虑一下对策。
可八大臣急呀,他们必须即刻反击:誓将董元醇太后垂帘的建议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不待太后批示,他们已经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拟定,假小皇帝口,开篇就直指太后垂帘:
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
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谕旨定下了“是何居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基调,就等着太后们盖章了。可慈禧却将折子“留中不发”,这样,他们以皇帝的名义驳斥董折,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就不能进行。于是,八大臣不顾君臣礼节,竟然反复催要。
八月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知道两宫太后打的是什么算盘,立即反唇相讥。两个女人一次最多只能同时说两句话,八大臣却能同时说出八句话,不但“声震殿陛”盖过了两宫太后细弱的嗓音,还字字句句都直刺两宫太后身为女子,尤其是懿贵妃身份不过是皇帝的妾室,只有侍奉皇帝寝居的资格。并公然宣称:“请太后看奏章就已经是多余的了!”直将东太后气得眼泪直流,小皇帝载淳则当场被八个壮硕男人的吼叫声给吓得钻进慈安皇太后怀里,并且毫不含糊地将一泡龙尿全撒在了裤子上。
八大臣吵上了瘾,第二天不等宣召,就径自入宫与两宫太后大吵大闹,面对这群不打招呼就直冲进寡妇宫里的男人,两宫太后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晕过去。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太后的尊严,慈禧再次拒绝了八大臣的强硬要求。
八大臣眼见两个女人还不肯服输,干脆以罢工相威胁,一切朝政国事都拒不处理,也不移交给太后。翻阅大清朝任何一代的历史,找不出任何一朝曾经发生过大臣罢工的事情。
第五讲 实施政变(3)
慈禧知道这是一场严重地违抗圣命的政治事件,这是八大臣对皇权的挑战,是八大臣向她及小皇帝所进行的政治恫吓,潜台词就是——我们八大臣的能量是巨大的,两宫太后及小皇帝是我们手中的玩偶,如果不听从安排,我们就让朝政停摆。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八大臣的行为直接关乎朝政的运行与否,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全国的政局稳定。纵使拖过了今日,可明日、后日又将如何?此时的热河已经完全被八大臣所掌控,逼之太甚,两宫及小皇帝随时有被劫持的危险,而恭王奕䜣又远在北京,一时难以形成呼应,如果过分坚持垂帘听政的主张,一旦让久经沙场的八大臣识破了她夺权的用意,那不仅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杀身之祸。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明确地反映此时慈禧的心境。
八大臣拟订的驳斥董元醇关于太后垂帘的谕旨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编》载:由于奉咸丰帝梓宫回京是早晚的事情,于是八大臣为了减轻回京的负担,先行准备了一些车辆,安排咸丰帝的妃嫔陆续回京。临行前,“嫔御入辞两宫,两宫泣谓:‘若曹幸自脱,我母子未知命在何所,得还京师相见否?’”
双方生死相斗,可见一斑。
在遭受了如此的冲击之后,身处险境的慈禧很快冷静下来。审时度势,她再次选择了理智地退让:局部地退让是为了全局的胜利,是为了以时间换空间,是为了顺利实现移师北京后的最后大决战。
慈禧决定将八大臣拟订的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且一字不改。谕旨下发以后,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这一回合是肃顺等人胜利了。经历了这场较量,慈禧意识到自己在对待董元醇奏折的态度上过于草率了,自己迫切希望一蹴而就,实现垂帘之梦,而低估了肃顺等人盘结在热河的能量,以至于贸然激活了这场斗争,与肃顺一党强硬对峙,落得灰头土脸。无疑,这是慈禧心中的痛。但为了实现铲除肃顺一党并对政治力量重新洗牌的目的,慈禧忍了,每天照常召见八大臣,对各地的奏折悉心批阅,该准的准,该驳的驳,不流露丝毫的不满。慈禧战略性的退让,保证了全局的稳定,同时也麻痹了肃顺一党。“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官员必不敢再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其合法性已经不容置疑了。于是,八大臣在两宫太后和朝臣倡议早些回京的建议下,遂决定“择九月二十三日辰时,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
三
对慈禧而言,回北京可谓求之不得。离开了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慈禧才有扭转乾坤的机会和可能,才能实现她的梦想。但如何回京却大有文章。
如果按照惯例,回京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在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梓宫起运前,小皇帝应该跪在“大升舆”(灵车)的旁边,等候梓宫登上灵车。小皇帝恭送后,再由间道(径直的小道)赶赴当天梓宫停放的地方,恭候灵驾前来,再行奠礼。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直到京师。可如此行事,八大臣就有可能联袂同行,他们的能量就有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他们就有可能察觉政变的动议,慈禧也无法预知肃顺是否会在路上对她们下黑手。所以,当务之急是将八大臣的合力分解,可又不让他们察觉是蓄意安排。于是,慈禧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番设计。她以小皇帝年龄太小,经不起如此的折腾为借口,找八大臣商议可否有变通的方式,以确保小皇帝健康无忧。八大臣也没有多想,就与恭理丧仪的五位王大臣商议,对于小皇帝做出如下权宜安排:
“臣等拟请皇上于九月二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丽正门外恭送梓宫登舆后,由间道先行起跸回京,即可于(九月)二十九日还宫(北京紫禁城)。所有梓宫沿途一切事宜,宜由臣仁寿(睿亲王)等敬觐办理,俟灵驾到京之日,皇上在东华门外祗候跪迎。庶圣体不至过劳,借以仰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
第五讲 实施政变(4)
根据这一安排,政变有了两个关键性的发展:
一、小皇帝、两宫皇太后与大行梓宫分开行走,使两宫太后可以提前几天到达京师,有充裕的时间对政变进行安排;二、小皇帝、两宫皇太后与大行梓宫分开行走,促成八大臣必须分为两批,一批护驾,一批护梓宫,铜墙铁壁的八大臣被隔离开了。
避暑山庄丽正门
于是,载垣、端华奉命护送两宫太后与小皇帝,而肃顺则护送咸丰帝的梓宫。载垣、端华离开了肃顺的设计与安排,两人便没有了主心骨,成不了任何气候。
这是政变中最关键的部分,也是主导政变的慈禧令人扼腕叹服的画龙点睛之作,足以见证慈禧的睿智。我们特别能够感觉到慈禧的精明与老到。
四
两宫太后及小皇帝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京郊石槽。慈禧不待进城,立即在郊外召见奕䜣,共商政变的具体程序。
时人薛福成记载了政变的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两宫太后痛说肃顺等辅政大臣欺凌孤儿寡母的行为,以笼络人心。
九月二十九日午时(11月1日12时),两宫太后的轿子到达北京德胜门。一顶轿子是东太后带着小皇帝,一顶轿子是西太后。按照筹划好的算盘,恭亲王奕䜣带着大群王公官员前来迎接,两宫太后虽然疲倦却并不急于返回皇宫,而是当场就由两宫太后公开向众人控诉八大臣欺侮孤儿寡母的行径。在奕䜣派和两宫太后的配合下,很容易就使众人群情激奋,公誓要与八大臣势不两立。周祖培公报私仇,假意问道:“何不重治其罪?”二位太后也装模作样:“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熟悉行政程序的周出谋划策:“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就是先罢免其职务,再行逮捕)太后曰:“善。”恭王早就派人写好了治罪诏书,立即奉上,二位太后分别用印,签下了逮捕令。
其次,大做广告,使太后垂帘听政并与亲王辅政深入人心。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道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的手里。一道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学士贾桢与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一道出自武将之手,作者正是直系兵马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两道奏章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以近支亲王辅政的。
武将与文官都倒向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八大臣的结局可想而知。
第三,签发通缉令,捉拿案犯。
当天群臣朝会,恭王宣布拿问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载、端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边上侍卫早就一拥而上,褫去二人冠带,押赴宗人府。那边,肃顺刚到密云,睿王仁寿、醇王奕带了人马前去捉拿,破门而入,从床上把他捉住,连夜解往北京。一日之内,三个首犯全部到案。政变的实施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
第四,公开审判,量刑定罪。
十月六日,慈禧对八大臣做出了处分决定: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其他则仅处分了与肃顺来往密切的六名官员、五名太监。除此之外,她没有大搞株连,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她竟然将肃顺等人家中抄得的书信及账簿统统“公开焚毁,毋庸呈览”。她是否有着与曹操一样的胸襟,此时还不能确认,但此举确实为两宫太后赢得了“恩泽惠下”的名声,并轻易地得到了众王公大臣对太后垂帘的心服口服。
将载垣等即行治罪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1861),仅仅二十七岁的慈禧在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