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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58年下半年起，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拥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至是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以上，5亿中国农民吃起了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当时，上上下下对公共食堂颇为看好，对其大唱赞歌，总结出了众多的“优越性”，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农民自此就可以过上吃喝不用愁的好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尤其是公社化后曾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供给制，而且还提倡“放开肚皮吃饭”，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公共食堂，其弊端很快暴露出来。到1959年上半年，一哄而起的农村公共食堂有的因无米下锅只好停伙，有的因社员的不满只得解散，因而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相继垮台，农民们又回到自己家里吃起了小锅饭。
千百年来一向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一夜之间拥至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的确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改变。吃饭方式与社会制度之间，本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农民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充其量也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公共食堂也就被赋予了“社会主义阵地”的特殊意义。凡是坚持办公共食堂的，就认为是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言之，谁要是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就被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一度垮掉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然而，庐山会议后办起的公共食堂却生不逢时。1959年开始，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几年，全国粮食连年减产，城镇人口却大幅度增加，为保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国家不得不在农村实行高征购，使得农民的口粮一减再减。可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还硬要去巩固公共食堂这块所谓的“社会主义阵地”，农村困难的程度和农民生活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幸的是，在吃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亏，连续过了几年紧日子后，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此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一个一个的调查组深入农村，从而看到了从以前各种汇报材料中看不到的真实情况，听到了群众要求取消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的强烈呼声，党的各级干部也深切地感受到公共食堂问题的严重性。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顺应民意，作出了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农民自愿的决定，公共食堂也因此得以解散。从此，吃了三年多大锅饭的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自己做饭吃的权利，这对于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余生也晚，父母生我的时候，公共食堂已经解散，没有赶上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不过从小就听父辈们讲吃公共食堂的种种难处和苦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上小学的时候，还流行忆苦思甜，许多人可能听过这样的笑话：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忆旧社会的苦时，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吃公共食堂的日子如何如何，弄得主持者哭笑不得。凡是上了一定年龄，吃过公共食堂大锅饭的人，一提起那段日子，很少有不心有余悸的。
时下学术界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著述应该说已颇为不少，但对于农村公共食堂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充分注意，笔者为此收集了若干材料，对农村公共食堂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点简单的勾勒和客观的描述，草就了这本小册子。
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1）
1958年夏秋间公共食堂的大量涌现，固然是与这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密不可分，但要追溯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却要早于人民公社的成立。
中国农民早就有农忙时集体做饭吃的习惯。还在互助组时期，农忙时节便出现了吃“转转饭”，即在谁家干活就在谁家吃饭，有时也由几家凑米凑菜一起做饭吃，这样便于早出工，出工齐，提高生产效率。
到了农业合作社时期，由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加之合作社实行集体劳动，在农忙季节人手紧张时，有的农业社便开始全社集体做饭，然后统一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或在做饭的地点集体就餐，由此产生了农忙食堂。
湖北省京山县的八一农业社，从1955年起就办起了农忙食堂。这年4月大农忙的时候，该社的彭德喜互助组（当时农业社还未建立），13个社员要耕种110亩田地，感到劳动力不够。有人提议说，集体吃饭，出工整齐，能够多干活。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借了社员刘青芝家的一间房子，集资买了一口锅，其他社员凑了一些刀、筷、碗、瓢，办起了农忙食堂。这个食堂办了两季，即夏收一季、秋收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回各家起伙。
农忙食堂是临时性的，长的个把月，短的几天至十几天。也有少数的农忙食堂办起来后，一直坚持下来变成常年食堂。湖北省京山县的合作乡，荆门县的东平乡、马平乡，都有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办起，并一直坚持下来的食堂。荆门县的高店乡1957年曾办起了240个农忙食堂，该乡的茶新社还办了5个常年食堂。从合伙做饭到农忙食堂，由农忙食堂到少数常年食堂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就已产生，当时的确是出于群众自愿而办起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不过，这种群众自觉自愿办起的食堂，其实质只不过是合伙做饭的相对固定化，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食堂是有根本区别的。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要在12年的时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的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要发展畜牧业，改良农具，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方法，防止和消灭病虫害等。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提出了批评，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泄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气”。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批判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0月25日，“农业四十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亦发出通知，要求将四十条纲要交给全体农民进行讨论。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也就是反冒进）作了公开批评，认为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特别是“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社论要求农村干部群众打破“生产已经到顶了”的保守思想，在低产地区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高产地区继续发挥潜力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在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业建设的高潮，使“有关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报刊上第一次以号召的形式出现“跃进”一词，正式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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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2）
11月1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反冒进又一次作了公开批评。社论说，1956年公布“农业四十条”草案以后，曾经鼓舞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犯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毛泽东对这篇社论非常欣赏，认为“跃进”一词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实。他亲笔写了一则批语：“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其中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