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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又带孩子，不免有些拘束。我去时只见他和夫人都在屋子里等候我。叶剑英只穿着一身普通军装，当即迎上前来和我紧紧握手，我抱着印华坐在饭桌旁边，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和菜。印华伸手便要抓着吃，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没关系。’并招呼我吃饭，他的夫人还帮助喂孩子。我的心情这时才平静下来。叶参谋长说，1938年，他在武汉就认识了柯棣华大夫。当时，他曾亲切接见过医疗队全体成员。爱德华是队长，柯棣华是最年轻的两位医生之一。他说，柯棣华医生很活泼，肯学习，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在欢迎大会上唱过《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使那次欢迎大会显得很活跃。他说，那时柯棣华等坚持要去延安。最后他和周副主席只好表示同意。我听到后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又抱过印华，逗得孩子直笑。看到他对下级干部如此平易近人，亲切可爱，实在使我感动万分。他看着孩子对我说：‘孩子可不胖呀，你是护士，应该把他喂得很好。一定要带好孩子，将来印华回国到印度像他爸爸一样，为印度人民服务。’”
在日寇大举侵华（5）
辗转战广州、港澳，奔走呼号为统战
抗战进入第二年初夏，日军进逼武汉，攻向广州。广州民众惶惶不安。叶剑英决定利用去香港就医的机会，在广州停留，与地下党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交换意见，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促进统一战线工作。5月2日，他应邀去广州中山大学和顺德广雅中学看望师生，发表演讲。在中山大学，他应学校萧冠英先生之约演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对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他分析中日战争的国际国内条件，展望抗战的前景，针对广东抗战问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但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来进攻广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多睡几点钟觉，相反地，我们的一切宣传、组织、训练、煽动、解释和教育，都应该公开地教育本省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随时随地都有进攻广东的可能。”在结束演讲时，他说：“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潮中，她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来决定。”叶剑英的演讲，切中时弊，合情合理，风趣幽默，听众十分满意，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广州报刊纷纷转载，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在中山大学演讲之后，叶剑英应新闻界之邀，召开了一次有香港记者出席的广州记者招待会。
记者招待会在广州市东山区百子路廖公馆一个绿树成荫的庭院里举行。
上午9时招待会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个记者递上纸条提问，对叶剑英在中山大学演讲的结束语表示不好理解。
叶剑英看了纸条，微笑着用广州话说：“画公仔不要画出肠，要让大家去想嘛。如果一定要答复，虽然抗战胜利的客观条件存在，如不发挥主观精神，就会沉沦下去。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当然要人民支持，人民还是决定浮沉的。”
一位记者问：“叶总谈离开广东十年的感想，似乎未讲出真情。叶总是‘前度刘郎’就有许多感触才是。”
叶剑英站起来，复述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遇赦回京重游玄都观时写“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的故事，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去考虑大局，不搞好全民团结，不努力去争取抗战胜利，而像一些旧诗人那样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那就不配做炎黄子孙！”
记者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叶剑英热心又耐心地作了回答。
当时敌情很紧张，中午忽然传来了紧急警报声，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指挥大家疏散掩蔽。在疏散前，画家郁风拿着当场画好的叶剑英的速写画像请他签名。这幅速写的画像连同叶剑英演讲全文一同刊载在《抗战大学》1938年第一卷第8期上。演讲一文还由统一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个单行本就是用郁风为叶剑英画的速写画像作封面的。
著名广雅中学校长、民主爱国人士黄慎之先生听说叶剑英到了广州，特意邀请他乘船至顺德碧江，看望广雅中学师生们。广雅中学原在广州，因避空袭转移到农村。这里风景秀美，环境幽雅，倒是一个办学的好地方。
5月5日，校长黄慎之早早带领教师、同学到码头列队迎候。上午10时，叶剑英与郭沫若夫妇一行下得船来，走向人群，同师生们见面寒暄。然后步入学校“振响楼”，向集合在那里的广雅中学全体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全校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用纯熟的客家话从分析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转入正题，精辟地阐述抗战基本条件，最后，谈到中国抗战的前途，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中国的前途，正如大海茫茫，今天中国的命运，正处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我们不得到自由，就是在这波涛中沉没。但是，这个命运是由我们去决定的。青年的同志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希望各位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努力前进！”
在日寇大举侵华（6）
叶剑英整整讲了两个小时，在全场听众阵阵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他又关切地询问学校的情况，才和大家一一握别，缓步走到江边，乘上小火轮，向广州方向驶去。当年听他演讲的青年学生欧舜初激动不已。
从顺德回来，叶剑英不顾旅途劳顿，出席了他在国民党军的故旧和梅县同乡、同学、亲朋好友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他在席间题词署文，诗歌酬答，激励抗战斗志。
《抗战大学》的主编陈华同叶剑英是梅县同乡，对叶剑英素怀敬意。他知道叶剑英住在东山一位老同志的别墅里，便抓紧时间去拜访。陈华一见面便用客家话问候。叶剑英听到梅县口音，倍感亲切，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起来。陈华带了几本《抗战大学》和自己写的几首小诗相赠。叶剑英认真地翻看之后，见到《抗战大学》的封面楣额上有“巩固团结、统一战线”的文句，便说：“应以此为宗旨，我们应牢牢地掌握这一方针为办刊物的目标。”接着问：“现在刊物出多少？”“暂出六千，下期准备出八千。”叶剑英嘱咐：“要积极做好发行工作，争取发行到一万。”
陈华谈到“《抗战大学》正筹备出版红五月专刊，并请叶总题词”。叶剑英略想了一下说：“出红五月专刊很重要，五月从头到尾都是红的，‘五一’、‘五四’还有‘五卅’等可歌可泣的战斗纪念日，这一专刊要出好。”随即挥笔写了“民族解放的血花”七个刚劲挺秀的字，并签了名。这个题词刊载于《抗战大学》1938年5月6日出版的《红五月专刊》上。
叶剑英题了词后便问：“杂志立案了吗？”“已申请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准。”“对，要光明正大，要取得合法地位，不要偷偷摸摸。”叶剑英说罢，仔细地看《抗战大学》的封面，对黄新波画的那幅狠揍日寇的封面连声赞好，并说以后要多用这类的画作封面。
陈华郑重地把叶剑英的题词接过来放在活页本里，叶剑英看见陈华的本子里还夹有王明的“读抗战大学，大学抗战”的题词，颇有感想地对陈华说：“不要尽叫我们这些人题词，也要请国民党的党、政、军的要人和社会贤达题词。”
陈华领会到叶剑英的意思是不要着眼于小圈子，要扩大影响，使《抗战大学》发挥更大的统战作用。于是先后请国民党在广东的要人题词。这些题词先后刊载于《抗战大学》上，它们体现了团结、抗战、进步的精神，对《抗战大学》的扩大发行和抗战救国的宣传起了积极的作用。
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叶同乡，云南讲武堂同学）设宴招待叶剑英，并邀《抗战大学》主编陈华和他的女朋友廖琼（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作陪。曾其清请来嘉应菜馆的名厨做菜，别有风味。开席不久，青年诗人蒲风到来。曾其清请蒲风入席，共同畅饮。蒲风带来他出版的一批诗作，于是话题很自然地转到诗歌上面来。叶剑英对蒲风说：“看样子你还未到三十岁，就这么丰收，真不简单。”“请叶总多多指教。”叶剑英说：“我看写诗著文，不光要求数量，更需要注意质量。现在为抗战工作忙，要节省时间和纸张。”大家点头称是。
谈话深入到诗歌创作上来。叶剑英问：“听说你们中有人不主张诗歌中旧瓶装新酒，要把旧瓶子摔掉，是吗？”
蒲风答：“是有这样主张的人，但不是所有诗坛的人都是这样。我认为可以模仿旧形式，用民歌时调进行宣传和锻炼自己。但从方向上讲，我们主张发展新诗歌，旧诗歌框框太多，太呆板，不易学，不易懂。”
叶剑英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我看旧瓶子不能丢，至少在目前不能丢。新瓶旧瓶可以并用嘛。比如演戏，不光要演白话戏，也可以演客家外江戏、粤剧、潮州剧，不光要演《三娘教子》，也可演《子教三娘》。还有不少群众欢迎旧的，为什么不可新旧并存呢？鲁迅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得多么好啊，旧瓶装新酒，装得好会又香又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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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寇大举侵华（7）
蒲风将已出版的一批诗作送给叶剑英，叶剑英选了《茫茫夜》《儿童赤卫队》和《明信片诗》三种，并说：“明信片诗短小精干，很适合战时的实际，战时要有倚马可待的诗文。你们摇笔杆子的，应多在这方面努力，为抗战救国多做贡献。”
叶剑英诗兴不减，将散席时，他指着陈华和廖琼说：“你们两位都是松口人，松口是山歌状元的地方。你们晓得山歌状元刘三妹驳山歌的故事吗？”陈华说：“晓得，但歌词记不齐了。”于是叶剑英、蒲风、陈华、曾其清和廖琼一起东凑西拼，忆起了当年刘三妹与刁秀才驳歌的故事和几段精彩歌词，边说边哼起来：
“爱个（我的）山歌真系多，大船载来几十箩。
拿出几箩同你驳，驳到明年割早乐。”
“歌精唔好逞歌才，比得柬（这样）差爱认衰。
自古山歌从（松）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
唱罢，叶剑英高兴地说：“大家听，自古山歌从（松）口出，唱得多好，这位山歌状元名不虚传啊。山歌来自民间，内容丰富多彩，很受群众喜爱。”
叶剑英的儒将诗人风采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蒲风对陈华说：“那天晚上见了叶总，得益匪浅，叶总不仅精通武略，而且精通文艺，对诗歌有很深刻的见解。”陈华说：“这点我早就知道了。叶总不仅是将帅之才，而且是政治家和诗人。你看他给《抗战大学》的题词和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多么富有文采和诗意啊！”
叶剑英本来是因病到香港就医的，不想在广州因作统战工作，延迟下来。他赶到香港治病，又秘密到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与廖承志、潘汉年交谈，指导工作，并通过同乡旧友，动员各界爱国人士捐款支援抗日。他还到澳门与地下党员柯麟、柯平兄弟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全国解放后，柯氏兄弟回忆往事，津津乐道：“那一年，叶剑英去香港澳门治病，又得与我们兄弟重逢。他住在柯麟家里。老战友们畅叙友情，瞻望抗日战争形势，亦喜亦忧。柯麟问叶剑英：‘我们还要坚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叶剑英鼓励说：‘扎下根子，准备坚持十年迎接胜利。’他嘱咐我们兄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在港澳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提醒我们，港澳的情况非常复杂，要格外小心谨慎，机警行事。”
“长沙大火”，遇险不惊，处理善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火迅速蔓延。
叶剑英返回武汉，面临着日军全面进攻武汉。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军民紧急疏散。
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组织办事处分批撤离，安排撤退后的善后工作。11月5日凌晨，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他和周恩来送走了最后一批撤离同志，然后从容离去，27日，辗转到湖南长沙。
历史古城长沙，湖南首府，这时已取代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由于日寇进逼，一片混乱。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无心抗战，在长沙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点官样文章，几天之后就匆匆转移到南岳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