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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重视并多次提出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这个战略任务，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永葆青春，后继有人。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了出来，引起全党的重视。他鉴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历史教训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强调指出：“我们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革命事业总要后继有人。要造就和培养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国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不断增添干部队伍中的新生力量，把他们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干部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决不做那种投钻营、墙头草、两面倒式的人物。这些干部要能够发扬民主，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团结同志，决不做那种高居于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这些干部还要善于学习，思想解放，有革命的事业心，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有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心壮志，决不做那种故步自封、无所作为的庸人。”他对革命接班人不仅提出了具体标准和要求，而且要求各级领导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粉碎“四人帮”后（17）
叶剑英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主动退位让贤。1977年11月，他在广州松园宾馆赋诗一首：“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园终不老闲身。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诗中表达了他早已萌生的退位之意。1979年，他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重新确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已趋健全，特别是年富力强的同志已挑起了重担，便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逐个做工作，要求同意他退出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中央仍希望他留在领导岗位上。1981年春节，他欣然命笔，写出“宏观代谢依新陈，接力华年一代兴”的诗句，以抒情明志。1982年5月，叶剑英在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谈到三国时期蜀国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他说：“蜀国那时也有个干部接班的问题。‘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诸葛亮晚年，不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蜀国人才的老化问题，接班问题，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自从井冈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他还谈到，在干部选拔问题上要“知人善任”。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总结了两汉四百多年兴衰的历史，归结为能否做到“知人善任”。我们要以历史为鉴，一定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我们老年人就放心了。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发言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用‘雏风清于老风声’的诗句，称赞他的后辈的诗才。意思是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希望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党的十二大没有同意他退出领导岗位的要求，他服从党的决定，以“鞠躬尽瘁”的精神，顽强地为党事国事操心，还坚持到外地视察，解决四化建设中的问题。
但是，叶剑英退位让贤的愿望并未改变，而且越来越强烈。1983年2月，在他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之际，他又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五届人大常委会，考虑了他的身体状况，这一次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复信给他，表彰了他历史上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了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直到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根据叶剑英的请求，同意他退出了他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有领导岗位。全体代表高度赞扬他为促进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促进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的模范表率作用。
全会在给叶剑英的致敬信中对他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献身精神，在复杂斗争转折关头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对他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对党和国家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