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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先摆开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屁股打，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我们就完了；而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更重要的，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还有一点，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思路，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率教导团从万安、赣州到南雄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离开教导团，先去广州。
为慎重起见，他先派党员李仁一到广州打听一下情况，等李到那里回了电报以后，才只身前往。临走以前，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营连继续抓紧军政训练，整顿军容风纪，按时早操上课，恢复早晚点名、外出请销假等制度，并指示各伙食单位的经济委员会清算账目，向全体人员公布，改善部队生活，防止贪污行为。他对大家说：“我们团是军官教导团，是培育军事人才的，我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在第四军中处处起表率作用。”
利用敌人矛盾，巧使“调虎离山”计
叶剑英带着党组织的嘱托，只身离开南雄，一路风尘仆仆，于九月底来到广州。
被称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发动了“四一五”政变。军阀李济深，不但掌握着军事实权，而且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主席和广东省政府主席。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仍然坚持着斗争。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义军离开南昌，以破竹之势沿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攻，使李济深措手不及，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广州几乎成为没有防守力量的空城。
此时，窜居香港的张发奎也早已来到广州。他密切注视着南方战局，等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作战消耗之后，一举消除异己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自然欢迎。但是，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找到张发奎先讲了一通蒋介石如何器重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的往事，说：“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留在广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7）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你们不让他回来，我就让他请假，去德国。”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开口就问：“老叶，你回来了，可陈可钰、薛岳都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去外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让他走，要他先打个报告，领下留学金再说。叶剑英打了个要求留德的报告，很快就批下万块大洋。他又找到张发奎故意问是否就走，张说：“不要走！你不是早答应我回广州搞根据地吗？我俩一起干，干到一定时候一起走，你先把钱存在银行里！”
其实，叶剑英一心想着党，想着在广州敌人心脏里搞暴动，根本没有准备走。于是他接过张发奎的话，顺水推舟，留了下来，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但从此更加谨言慎行，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游哉，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为了秘密地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叶剑英按照接头的时间、地点和信号，首先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黄锦辉。叶剑英与黄锦辉秘密接上头，向他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穗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参加广州暴动的设想。
黄锦辉听完以后，肯定了他的工作，向他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的指示和工作部署。9月，中共中央已明确指示要发动广州起义，并且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利用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做起义的准备，要纠正过去消极等待贺龙、叶挺南下部队配合起义的思想。他代表党组织，交代叶剑英首先要站稳脚跟，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立住脚，掌握敌军动态；其次，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事先准备好暴动的武装；第三，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最后一再叮咛：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处处格外小心，不能露出马脚。
叶剑英了解了党的意图，眼前好像拨亮了一盏灯，心情异常欢畅。不久，南昌起义军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撤出了汕头。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相继转往香港。广州地下党组织派叶剑英秘密前往香港，找到了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两地革命斗争的情况，了解到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正在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商讨了举行广州起义的问题。叶剑英返回广州后，很快向黄锦辉作了汇报。
叶剑英同党接上头，并不断得到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在广州立稳脚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张发奎，把他苦心培育的教导团调进了广州。
为了避免某些人的疑忌，叶剑英有意辞去教导团团长的职务，建议由杨树淞代理团长。
教导团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除扩大“工农兵革命同志会”、吸收了一百多个###员外，在“老团长”的授意下，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侧重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枪和夜战训练教育，并对全团的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三百多人，按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员们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革命性越来越强。每天，黎明即起，晨光熹微，一队队的革命战士沿着先烈路朝沙河方向练习长跑，一直跑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才休息。学员们望着巍然肃穆的烈士墓碑，高唱起革命歌曲：“走！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歌声激荡着每个战士的心弦，时刻准备迎接起义曙光的到来。
然而，等待教导团的是一场军阀战争。“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争夺广东政权愈演愈烈。
自从贺、叶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之后，黄绍■乘胜回归，代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看到实力壮大，遂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自己担任军委主席，企图改编并直接指挥第四军，取消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统一军权；张发奎也不示弱，表面上声称要出洋，但暗地里召集军官会议签名“倒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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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8）
正当此时，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排斥的汪精卫，如丧家之犬，急欲利用张发奎实力，赶走李济深。他迫不及待地跑来广州，到处发表演讲。
为了麻痹敌人，掩护自己，叶剑英奉命陪同张发奎、黄琪翔到教导团举行所谓“迎汪”大会。通过与汪、张的接触，进一步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微妙关系。那时，汪精卫与张发奎正密谋要李济深去上海与蒋介石磋商大事，将其调开。叶剑英得知这一动态，便同张发奎商量，准备在李济深离开香港后，即动手解除其部队的武装。11月15日，汪精卫邀李同赴香港转航赴沪。第二天，李济深刚刚离开香港，黄琪翔在叶剑英协助下，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17日凌晨，叶剑英即命教导团投入战斗，一举攻克了黄绍■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机关，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敌人望风披靡。十几个清党委员老爷还在美梦方酣之中，便乖乖地做了俘虏。黄绍■这个阴险的军阀头子早已预感到这场角逐的败局，非常仇恨背后出谋划策的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一次是在沙面趁叶剑英在###上演讲，准备开枪未遂；另一次在东亚酒家，当叶剑英下楼时两个刺客一拥而上，恰被另一个人挡住，未能得逞。
在这场驱逐李、黄的战斗中，教导团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和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支援了部分工人纠察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壮大了革命武装，为广州起义加强了武装实力。
就在张发奎、黄琪翔用极大的注意力镇压和消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李济深、黄绍■却在暗中调兵遣将，准备打回广州，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李济深经过东拼西凑，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共同夹击广州。
面对这样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忙召集部属们商讨对策。叶剑英经过侦察之后，向大家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陈铭枢由福州进入潮汕，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刚从广州败退广西，仓促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但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他主张捏紧拳头，拣弱的打，先拿黄绍■开刀！
张发奎连声称好，全盘采纳了他的意见。接着，叶剑英便以参谋长的身份使出了“调虎离山”之计，建议：“要打梧州，就得全力以赴，不留一兵一卒！”
张发奎决定全力以赴，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主力第十二师缪耀南、第二十六师许志锐部开赴西江肇庆、梧州一带，进击黄绍■；其余主力部队也都悉数开赴广州外围，以防进犯之敌。广州城防务由叶剑英负责。这样，广州城内，敌人非常空虚，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一时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但是，要发动广州城大规模的起义，只靠教导团一个团的兵力是不够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叶剑英又根据党的交代，想方设法扩充了第四军警卫团。
警卫团是第四军于1927年赶走李济深后新编的部队，共有两个营。军官成分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接到党交给的任务后，即去面晤张发奎，向他指出广州城防空虚，急需扩编警卫团的建议。
这时，黄琪翔第四军主力已调去打梧州，张发奎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大伤脑筋，对叶剑英提出的建议很感兴趣，便问他打算怎样办。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兵员我来想办法，除了李济深的警察武装不要，其余愿意当兵的，有多少要多少，警卫团的编制不受限制。”
张发奎欣然同意，接着问：“那么，谁来当团长呢？”
这时，叶剑英故意显出一种颇费思索、又不甚了解的表情，回答说：“听说有一个姓梁的琼州（海南岛）人，北伐打仗很勇敢的，不知叫什么名字了？”
蒋介石叛变革命（9）
张发奎眼睛一转，马上想起来了。
“对！这个人我认识，就把他调来当团长。”
其实，此人名梁秉枢，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一员战将，叶剑英有意推荐他来当团长。
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张发奎交给叶剑英办理。
叶剑英想方设法，除梁秉枢任团长外，又安排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名曾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军官也大都由教导团抽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叶剑英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了省军委，得到了军委的批准。
在广州起义前，叶剑英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个“姐妹团”的革命武装力量，拟定了初步的起义行动计划，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倾向革命的老朋友李明、李洁之等保�